把寓言引入儿童文学领域，这也是五四时期的事。1917年，茅盾从27种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集等典籍中，博览广搜，沙里淘金，编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寓言集——《中国寓言初编》。1921年9月，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确定把“寓言”列为儿童文学的主要文体。自此，寓言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在小百花园里扎下了根。为了倡导这种新的儿童文学样式，郑振铎亲自翻译了《印度寓言》与《莱森寓言》，并在理论方面对寓言的起源、发展、特征、作用等作了全面探讨。他认为寓言这种形式十分符合儿童心理与欣赏要求，“其故事却为儿童所最愉悦”，把寓言供给儿童，实在是“很相宜的”，他们必定“十分欢迎”，“可以不大费力”就能理解鉴赏53。由于拓荒者们的热情倡导与耕耘，寓言很快成了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新文体。

五四时期后的儿童文学，除了大量的外国译作，几乎就是通过采风所得的民间口头创作，诸如童话、神话、童谣（儿歌）、故事、传说等；再一种情况就是改编古典传统读物中比较适合儿童的东西，但这一类读物数量不多，影响也不大，（主要有中华书局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镜花缘》等古典小说中节选，用白话文改写的《儿童小小说》一百种；根据《左传》、《史记》、《世说新语》等书改编的《儿童古今通丛书》等）更多的还是翻译与采风这两类。借了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格林童话的榜样，长期深埋“地下”的民间童话、故事以及童谣、儿歌等都被发掘了出来，并很快作为“儿童读物”印行出版。童谣儿歌方面比较重要的有：《各省童谣集》（朱天民编）、《儿童歌谣百首》（葛承训辑）、《儿童歌谣》（潘伯英编）、《小朋友山歌》（林兰编）、《越歌百典》（娄子匡编）、《广州儿歌甲集》等。童话故事方面有《故事的坛子》（刘大白编）、《中国童话》4册（吕伯攸编）、《大黑狼的故事》（谷万川编）、《熊家婆》（唐幼峰编）、《鸟的故事》（林兰编）等。长期流传在民间的老虎外婆、熊家婆、蛇郎、十兄弟等童话故事都被收录整理出来，成为小读者喜闻乐见的“乡土读物”。据1935年生活书店印行的《全国总书目》统计，自五四以来，各地出版的专供儿童阅读的“中国民间故事”多达91种。不少热心儿童文学的作家曾从民间童话故事中吸取过养料，有的还直接参加过采风编写的工作。例如赵景深从五四时期开始共编写了50多种儿童图画故事，其中不少都是来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创办《小朋友》的黎锦晖根据民间流传的“十兄弟型”童话，编写了《十姐妹》、《十兄弟》、《十个顽童》、《十家村》等作品。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主要是翻译外国作品与采集改编民间口头创作或改编某些适合儿童的传统作品，甚少作家原创之作。纯粹由作家原创的儿童文学，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数量不多，成功的作品不多。但当时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不少新文学的先行者在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使命，有的甚至是从儿童文学步入文坛的。他们的原创有多种情况。一种是写儿童生活，或借助儿童文学的样式，表现的却是成人情感。如《新青年》发表的周作人的诗《路上所见》、《儿歌》，刘半农的诗《学徒苦》、《奶娘》、《一个小农家的暮》；又如刘大白的儿歌体诗作《卖布谣之群十首》与《新禽言之群十二首》。这些诗作或以儿童生活为引子，或以儿歌体为形式，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评价与对儿童的挚爱之情。另一类作品是直接为孩子们写的，儿童化的味道相当浓，茅盾的童话与叶圣陶的童话诗堪为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从1917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作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的茅盾，为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刊第一、二集编写了27篇童话，其中《书呆子》、《一段麻》、《寻快乐》、《风雪云》、《学由瓜得》系茅盾的独立创作，其余20多篇均取材于外国的或古典的读物，经改译、改写而成。茅盾的这5篇创作童话明显地记录了中国艺术童话萌芽时期的基本风貌：一、作品内容反映的是儿童生活或与儿童亲近的世界，人物形象以儿童为主。如《书呆子》描写勤奋好学的南散与贪玩好耍的万尔在蜜蜂分房时的一段有趣经历，说明知识就是力量。《一段麻》通过罗伦、罗理两兄弟对一段旧麻绳的不同态度与后来需要绳索的对比描写，启迪小读者懂得勤俭节约与有备无患的重要性。二、文体界限模糊。这5篇“童话”，有的实质上是儿童小说，如《书呆子》与《一段麻》；有的是寓言，如《学由瓜得》。只有《寻快乐》与《风雪云》具有浓郁的童话艺术要素。三、由于受古典小说起承转合等手法的影响，作者常常在文内加入自己的插话和评述，如“在下也来说句话”，“看官读至下文，便知端的”，有些评说太长太多，冲淡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五四时期还是童话创作的尝试阶段，一切都要经过拓荒者的艰辛探索，后人明智，自然不应苛求前人的实验。较早关注过童话创作的还有陈衡哲。当五四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实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女作家”54。五四时期，她创作的《小雨点》、《西风》、《运河与扬子江》是融寓言、童话及天候气象知识于一炉的作品，在描写自然之中寄寓着女作家对于社会人生的深意，是当时不可多得的童话作品。

在五四时期出现的儿童诗中，最能生动形象地描写儿童形象的，当推叶圣陶的作品。从1920年12月到1921年9月，他先后写了《儿和影子》、《拜菩萨》、《两个孩子》、《成功的喜悦》等篇，稍后又在《儿童世界》上发表了《蝴蝶歌》、《小鱼》、《白》等。由于叶圣陶长期从事小学教育，熟知儿童心理，对孩子们怜爱不已，因此他笔下的儿童形象总是洋溢着活泼欢乐的童趣，富于形象美、童真美。例如《拜菩萨》：

儿学拜菩萨，

拉爹上坐作菩萨。

他自己作种种姿势；

上了烛，

插了香，

合十深深膜拜。

菩萨拜过了，

他站起来，

拔去了香，

吹灭了烛，

更举起了小手掌说：

“推倒你这个菩萨！”

这首诗刻画了一个天真烂漫而又虎虎有生气的儿童形象。从“儿”敢于推倒菩萨、反对偶像崇拜的举动中，可以体验到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对当时儿童精神面貌的深刻影响。作者通过“儿”拉爹当菩萨，先拜后推倒的游戏性行为来抒写儿童内心萌发的新潮思想，可谓匠心独具，构思巧妙，而又满蕴着炽烈的儿童情趣。

五四时期的儿童小说创作并不多，但它一出现便把目光投射于现实生活，与童话、儿童诗等相比，更富于浓郁的时代气息，完全是现实主义之作。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4月）上的短篇《白旗子》（署名“程生”）描写了一个12岁的儿童——二儿在天安门前的亲见亲闻，塑造了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爱国儿童形象。庐隐的短篇《两个小学生》写的是北京学生国枢、坚生与师生们一起去总统府请愿惨遭镇压，但他们没有屈服，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精神已在年幼一代心里插下了不灭的火种，他们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迅速成熟起来。这两个短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四时代风云，在早期儿童小说创作中是十分难得的。直面社会人生的五四儿童小说为以后儿童小说的现实主义倾向起了开拓的作用。

综观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现象，可以看出，翻译（重译与直译）外国儿童文学、采集民间口头创作、改编传统读物，这三者构成了五四文坛儿童文学的基本内容，而创作儿童文学，则刚刚起步，显得较为稚嫩。五四儿童文学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而显示其巨大的历史意义。转型包括两方面：旧文化背景的解体与新文化背景的建构。中国数千年来传统“儿童观”的误区在这一时期经受了彻底的清理，使国人对儿童的认识向科学大大迈进了一大步——虽然“武器”是向外国借来的。儿童一经被看作独立的存在，一种适合他们需要的文学便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与重视，从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标尺。儿童观的改变，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了不起的功绩，一个划时代的革新，这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翻译外来作品与采集、改编本民族的传统文学，这两方面的工作在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横的借鉴与纵的传承，世界各国文学的相互交流影响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吸纳继承，这两者的结合催生与哺育了完全独创的新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虽然，这种文学的发展还需要一个孕育的时期，但它的发展已属历史的必然。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晚于成人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成人文学相比，作为独立分支的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壮大——大规模创作热潮的到来，作家队伍的建立，第一流作品的问世，也要晚到一步，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但是，这个时期一经到来，就掀起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洪波巨澜，这就是以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儿童文学运动”为核心，以《稻草人》、《寄小读者》的出现为标志的20年代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