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丫头玛迪琴》讲的是一个7岁的女孩子玛迪琴的故事。玛迪琴也如皮皮、小飞人、艾米尔一样，一点儿也不安分，“她有一张晒得黑黝黝的可爱的小脸，一双亮晶晶的蓝眼睛，一头浓浓的棕色头发”，她不像个恬静的女孩子，倒灵活得像只猫，鬼主意来得又多又快，眨眨眼睛就冒出一个淘气的点子，闹了很多笑话，也闯了不少祸。比如，她怂恿妹妹扮演“芦狄中的摩西”，把妹妹放进洗衣盆推到河中，自己扮演英雄下水去“救”，结果两姐妹一起掉入深水中差点淹死。又比如，她异想天开，模仿伞兵跳伞的样子，于是举着一把雨伞从屋顶上跳下来，结果摔了个脑震荡。玛迪琴很爱妹妹，可是和妹妹一起玩时又总是吵架，当她又一次在吵架之后独自跑掉而差点丢失妹妹时，心里又充满了懊悔和自责……玛迪琴的确是“疯”得可以，然而透过她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疯”，读者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子。

《小洛塔和她的哥哥和她的姐姐》则刻画了另一个非常天真可爱的小淘气包的形象。4岁的小洛塔天生就那么不安分，还有一副犟脾气。比如，洛塔问妈妈：“天为什么要下雨？”妈妈说：“下雨可以使蔬菜长大。”于是很想快点长大的小洛塔便跑到屋外去淋雨。而生了病时，无论妈妈怎么哄，小洛塔就是不肯喝药。到医院看牙时，无论医生怎样劝，她都不肯张开嘴。小洛塔还经常闯祸：在贝洛太太家做客时，弄乱贝洛太太正编织的毛衣；在奶奶家擦地板，忘记关上厨房的水龙头；有时还欺负表弟托马斯。一天早晨，小洛塔从噩梦中惊醒，心里很不高兴，什么事情都不肯好好做。受到妈妈的责罚后，小洛塔竟然赌气离家，跑到贝洛太太家，借住在存放旧物的顶楼上。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小洛塔又害怕又想家，最后哭着扑进前来接她回家的爸爸怀中，发誓再也不离开家、不离开妈妈了。

《大侦探小卡莱》三部曲描写的是：主人公小卡莱与同伴们一起正在热火朝天地玩“红白玫瑰战争”的游戏，无意中卷入了几起案件，平时爱看侦探故事书的小卡莱动起了脑筋，最后在同伴的帮助下，以游戏为掩护，机智地协助警方抓住坏人。这部小说以儿童喜爱的侦破、探案题材为描写对象，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侦探小说。林格伦不惜笔墨去描写瑞典乡村城镇儿童热闹而快乐的生活，详尽地叙述他们的“红白玫瑰战争”等游戏，而一桩桩案件只是作为点缀孩子们生活的插曲，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常常和游戏紧密联系，充分满足了儿童好奇、好胜、好冒险的心理。

在这些小说中，有一些突出的特点值得重视：

（一）充分尊重儿童，深刻理解儿童，体现出对儿童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性格特征的准确把握。

读林格伦的儿童小说，小主人公们鲜明的个性——如艾米尔的“淘”、玛迪琴的“疯”、小洛塔的“犟”、小卡莱的“精”等等，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些淘气包荟萃的作品中，细究起来，其实几乎只有一种类型的人物，无论是艾米尔、玛迪琴，还是小洛塔（甚至包括皮皮和卡尔松），都属于外表虽算不上很漂亮，但绝对是健康活泼、聪明淘气、精力旺盛、有时难免闯祸然而心地并不坏的那一类儿童，这恰恰是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儿童的基本状况。应该说，林格伦笔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艾米尔他们不循规蹈矩，不乖，不听话，至少在某些大人的眼里是不可爱的，但是，他们又不是坏孩子，他们善良，真诚，常常是好心办坏事砸了锅，所以，他们的可爱也正在于他们的“不可爱”——不像成人世界中的人敢想而顾虑太多以致不敢为。哪怕得到的是负面的结果，而他们总是付诸行动了。这样的人物是很难准确地用“好”或“坏”来界定的。

如果说，林格伦童话中的人物形象主要体现了一种对儿童天性的释放，体现了儿童对自主、自由、力量、快乐的狂野梦想的话，那么林格伦的儿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则主要体现着一种对儿童心理、个性的理解。譬如说淘气包艾米尔，作家通过这个形象主要表达了某种看待儿童的新观点——淘气往往是儿童聪明、活泼的表现，只要引导得法，他们往往能够成为有用之才，因为这样的孩子富于创造力，天性发挥充分。像艾米尔有强烈的探索欲望，并且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没有办法，比如说，他将妹妹升到旗杆上是因为妹妹想看看远处的镇子，将放大镜对准牧师太太帽子上的羽毛是想证实一下放大镜的作用，把老鼠夹子放在爸爸脚边是因为上次老鼠就是在这里咬了爸爸的脚，偷偷点燃市长家庆祝生日的烟火，是因为他从未见过烟火，所以想拿一个小花炮试一试，没想到会引起整堆花炮爆炸，等等。

林格伦的很多作品尽管内容、风格不同，但在创作思想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她非常了解现实中那些受压抑、受约束的儿童的天性。成长的过程是儿童由自然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的过程，这个社会化过程或多或少要扼杀儿童的天性以适应社会规范，林格伦则通过作品使儿童还原为无拘无束的自然之子，使他们自由地、尽情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艾米尔的淘气、玛迪琴的疯、红白玫瑰战争的白热化都充分显示了儿童的勃勃生气，显示了他们活跃的生命力，作者在描述他们的种种不合成人道德规范的行动时总是带着一种亲切、赞赏的感情，小说中孩子们的父母大多善良、宽厚，从来不强迫孩子去适应社会，艾米尔的妈妈总是说：“艾米尔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玛迪琴的父母也视她和妹妹为可爱的小宝贝。作者还常把她笔下的儿童形容为小天使，在描写他们恶作剧的同时还表现了他们纯真善良的品质：艾米尔对孤老们的同情与帮助、玛迪琴对家人发自内心的爱、小卡莱的正义感等，都在作家生动风趣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使作品在毫无说教意味的同时又具有积极明朗、乐观向上的基调。林格伦对艾米尔这类孩子的理解和赞赏态度其实折射出了二战以后成人对儿童，特别是对“好孩子”的看法的改变。儿童生来有旺盛的生命力，要求自由和谐地发展，成人一味强制他们去遵从社会规范，把他们放在成人社会的道德模具中铸造，最终会使儿童过早失去童心，变成一个个老气横秋的小大人。二战以后，随着妇女儿童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的教育观念也在发生某种转变，在这种背景之下，儿童文学家们开始将关注的目光由那些高度理想化的儿童标本转向活生生的普通儿童，因此儿童文学也显示出真正尊重儿童、充分发挥儿童天性的特点。

林格伦的成功还在于她对儿童心理的深刻体察和准确把握。对成人来说，儿童的某些行为是恶作剧，而对于儿童来说，这不过是一种内在生命力的宣泄，他们行为的原则是高兴，要求得到快感，至于行为的后果与道德准则都不放在心上，他们的价值判断十分简单明确，有快感的事情就是好事情，否则就是坏事。所以，艾米尔有一次一连三个星期都戴着帽子睡觉，虽然不太舒服，但是很开心，因为事情是按照他的愿望做的，而不是按照妈妈说的办的，对这一点他特别认真。儿童的思维方式与成人的截然不同，林格伦抓住儿童心理，自然而逼真地描绘了一个孩子的世界，常常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如艾米尔在集市上和爸爸走散了，艾米尔生气地想：他老是那样，没法带他到什么地方去，一有机会他就跑丢了。于是艾米尔灵机一动，爬上旗杆顶端，扯开嗓门大喊起来：“有人认识这个小孩吗？他的爸爸跑丢了。”玛迪琴的妹妹非常爱研究字眼，妈妈不许她舔盘子，她想了很久，说：“如果不许舔，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叫作‘舔’的字眼呢？”林格伦用她的生花妙笔写出一个个幽默风趣的故事，充分描摹出儿童渴望独立、渴望自由的梦想。

（二）热闹中的温馨诗情。

作为一位大师级的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不仅在创作体裁、题材上做了很多尝试，而且在创作中显示出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艺术功底，这表现在她幽默风趣背后的温和甜美的风格。林格伦的作品的确写得很热闹，但热闹新奇的气氛中那种温柔宁静的美也是不可忽视的。林格伦生长在斯摩兰德省的农民家庭，生活在兄弟姐妹之中，对故乡的自然环境怀有深厚的爱恋之情，这种感情也赋予作家以诗人的气质，同时她也继承了托佩柳斯（Topelius，19世纪芬兰著名诗人和作家，用瑞典语写作，近代瑞典文学的奠基人）、拉格洛孚等北欧近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浪漫主义传统，因而她作品中流溢出丰润柔美的诗情，这种诗情贯穿着林格伦的整个创作（童话、小说、诗歌等等）过程。

在小说《欢乐的布勒比孩子》中，这种盎然的诗意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书中描写了在只有3户人家的布勒比村中，6个七八岁的小孩的生活天地，一次次劳动、一回回游戏，流露出那么多的幻想和欢乐、那么多的天真和善良，被评论界认为是“女作家童年生活的回忆”，“像一本散文集，风格朴素自然”，字里行间蕴含着远离城市的乡村风俗和质朴的内在深情。

三、林格伦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意义

林格伦的儿童文学创作在20世纪具有某种典型性和先锋性，这种典型性和先锋性的意义包含了这样几层：

第一，在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林格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典范，这种典范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模范人物窠臼。林格伦塑造的儿童形象更强调的不是树立某种供读者学习的典范，而是在真实生活的意义上，这些人物就像一面面镜子，十分大胆真实地披露了儿童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她笔下的儿童是以其富有个性和天性追求、不加矫饰的态度出现的，以人本身的生命力和纯天然的价值取向感动着读者，为读者树立了一种观察儿童、理解儿童的新视角。她的这种努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整个人类教育观念体系的某种震荡和动摇是紧密联系着的，在此之前，人们尚未对儿童的精神世界做过如此透视。因此，林格伦的出现就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标志，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形象由此有了从外形到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所揭示的，不仅是儿童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现代人儿童观的改变，现代人对儿童人格价值倾向的重新审视，更深层次的，还负载着作为创作者本人以及经受过战争洗礼、对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的异化有深切感受的人们对未来人格理想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追求。

第二，林格伦的作品透射出一种现代精神，一种关注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思考。在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淘气包艾米尔、疯丫头玛迪琴等孩子的性格中，蕴含了处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所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的一种生活态度，即抛弃循规蹈矩、向往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追求心灵最大限度的自由舒展，这是对于工业文明带来的刻板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一种逆反，从那些活蹦乱跳、浑身散发着自然之子的清新气息的孩子身上，读者充分感受到了回归自然的人性美。

第三，林格伦的作品展示了一种新的大胆的北欧个性。人们熟知北欧神话中充满了对命运的忧患意识，充满了对无情的现实规律的无可奈何的承认，神与人一样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命运的控制和毁灭等等。实际上，很多北欧儿童文学作家如安徒生、扬森、格莱普、豪根等都是怀着一种忧患心态来创作，十分严肃和有相当的心理深度。林格伦实际上也十分关注生存的现实，她曾经说过：“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动荡不安，因此我作为一个母亲常常想，亿万个摇篮边此刻正站着他们的父母，可等着这些孩子的又将是什么？孩子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身上寄托着我们的希望。我们成年人的天职就在于保卫他们的未来，给他们提供一个自由的世界，一个没有恐怖和丑恶的世界。”这正是在她创作的热闹文本背后所潜藏的东西，是她的童话的荒诞外表下潜在的现实主义因素，也是她与其他北欧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上不同的地方。她看到了现实的严酷性，但没有蹙着眉头去表现这种严酷性，相反，她的笔下迸发出更多的开怀大笑，她对童话以往虚无缥缈的构思方式所进行的改革（无论是人物形象还是构思技巧），恰巧使这种虚幻的文体变得更接近现实生活，更富温馨的人情味，从而给处在现实问题困扰中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