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儿童文学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平成四个时代，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与产生了《格林童话集》（1812年）的德国、产生了安徒生的《儿童童话集》（1835年）的丹麦、产生了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年）的英国相比，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可谓晚矣。然而，与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国家相比，却又不能不说是走在了前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但是由于几代日本儿童文学作家和儿童文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切实努力，日本儿童文学的水准越来越高，逐渐缩短了与欧美国家的距离，已经跻身儿童文学发达国家的行列。

一、明治——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期

日本的儿童文学史学家鸟越信在《日本儿童文学指南》一书中，从教育的需要与儿童文学产生的密切关系上指出，比岩谷小波的《小狗阿黄》早两个月的三轮弘忠的创作故事《少年之玉》（1890）是谈论日本儿童文学诞生期时应予以注意的作品。但是，日本的儿童文学史学家仍然几乎一致认为近代意义的日本儿童文学诞生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其标志是博文馆刊行的“少年文学丛书”之一、由岩谷小波创作的《小狗阿黄》（出版时作者署名涟山人）的出版。日本学者上笙一郎对此做出了值得认可的解释：三轮弘忠的这部作品是以福泽谕吉派的实学思想为基础的，从作品的结构、人物的描写以及文体诸方面来看，它都是极其幼稚的。而且三轮弘忠仅此一作，此后即销声匿迹了。而岩谷小波却成为写童话故事的巨匠。综合上述原因，还是“把《小狗阿黄》作为日本儿童文学的第一部作品更为恰当”473。

任何国家的儿童文学的产生必须具备文学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两个条件。对具有高度封建文化的日本来说，其文学上的传统，已经为儿童文学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文学基础。然而明治时代以前的日本并不具备产生儿童文学的社会基础，尽管那时也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儿童能读的书籍。

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出现了两个催生儿童文学的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一个是新的儿童观的出现，一个是日本跨入了近代的社会历史阶段。

关于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一言以蔽之，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原点。近代意义的儿童文学只能产生在近代社会的儿童观基点之上。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实质上意味着日本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奠定了日本走向近代社会的基础。但是正如菅忠道在他那本著名的《日本的儿童文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明治维新“并没有彻底摧毁封建的旧制度，相反是一边以封建的东西为立足点一边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社会，这在今天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由于明治维新的这种性格，在文化方面，也因为政权从幕府移交给朝廷而导致实质性的民主主义的变革没有立即得以进行。说到儿童文化，则意味着根本没有消除掉作为其根基的儿童观上的封建的东西，而代之以发现并确立于近代人类观之上的儿童心性。”474正是由于菅忠道指出的原因，日本儿童文学在明治维新20年以后才由于新的儿童观的渐次出现而开始诞生。

这种新的儿童观，就是承认儿童的人格，认为除学校教育外，还应给儿童以能够欣赏并从中得到快乐的文学作品（即儿童文学）。其代表人物是后面将讲到的若松贱子和岩谷小波。当然在明治时期，这种近代儿童观是带有条件的，即与今天日本社会的儿童观不同。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开始步入近代社会。为达到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的，日本必须拥有一定知识水准的劳动力，为此则要充分重视和发展教育。日本政府于明治五年（1872）就施行全民教育制度，其结果是儿童的识字率显著上升，造就了儿童文学的广大读者层（也是购买层）。另一方面，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的日本引进了活字印刷技术，从而导致了出版业的技术革命。这一技术革命当然与经济基础紧密联结在一起。就是说，进步的印刷技术所带来的大量生产意味着需要有与此相适应、相均衡的购买层的出现，意味着把出版物作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经营已经确立。

如果说新的儿童观的出现为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教育制度的确立和普及，印刷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经营和购买层的出现，这些条件为日本儿童文学的产生奠定了社会基础。到了明治十年（1877），一批儿童杂志相继创刊，如《颖才新志》（1877）、《少年园》（1888）、《少国民》（1889）、《幼年杂志》（1891）等。由于博文馆成功地创办杂志《少年世界》（1895），儿童杂志得到确认，儿童文学从中诞生。

诞生期的明治儿童文学大体分为两个脉流。其一是以明治时代最大的出版社博文馆为阵地的岩谷小波的团体，其二是以女学杂志社为阵地的严本善治和若松贱子的团体。

岩谷小波是尾崎红叶等所在的文学团体砚友社的成员。明治二十四年（1891），20岁的岩谷小波创作了作为被称为近代日本最早的创作儿童文学丛书“少年文学丛书”第一部的《小狗阿黄》，博得了巨大好评，从而成了儿童文学作家。博文馆创刊儿童杂志《少年世界》时，岩谷小波被推举为总编。他创作、发表了被称为“御伽噺”（意为讲给孩子听的童话）的富于幻想性和故事性的作品，而且还开创了“口演童话”（意为给儿童讲故事）的活动，获得了“故事叔叔”的称呼。由于岩谷小波是明治时代最大的儿童杂志《少年世界》的总编，黑田湖山、竹贯佳水、久留岛武彦、沼田笠峰、木村小舟等人以弟子的形式集结在小波的身边，结果是，这一团体所创作的“御伽噺”覆盖了整个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

菅忠道在《日本的儿童文学》一书中说：“明治的儿童文学，概而言之，仅举出岩谷小波就足够了。”的确，岩谷小波的创作活动反映了明治时期日本儿童文学的基本面貌。

揭开日本儿童文学序幕的《小狗阿黄》，写的是一只叫阿黄的小狗在猎犬鹫郎的帮助下为父亲报仇雪恨的故事。阿黄的父亲阿月，中了狐狸听水的奸计，而被老虎金眸所杀死，母亲也死于过度悲痛之中。失去双亲的阿黄被名叫文角的黄牛收养，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在猎犬鹫郎的帮助下，终于实现了为自己的父母报仇雪恨的愿望。

《小狗阿黄》虽然在文体上受到了没有采用口语白话体的批评，在主题倾向上受到肯定封建的复仇道德的批判，但是，在事实上，《小狗阿黄》还是受到广泛的好评，并在儿童读者中大量销售。究其原因，恐怕正是因其包含了半封建的思想，才受到了同样生活在这种思想和感情之中的孩子们的欢迎。另外，作品的幻想性、故事性和行动力对儿童读者来说也有着巨大的魅力。

岩谷小波在创作“御伽噺”的同时，还在对日本和世界民间故事、名著进行再创作和改编方面取得了巨大业绩。《日本新编民间故事》（24册）、《日本御伽》（24册）、《世界御伽》（100册）、《世界故事文库》（50册）是岩谷小波在这方面业绩的结晶。这些劳作，数量浩繁，视野广阔，充满为儿童读者服务的意识。

在上述再创作和改编作品里，在《小狗阿黄》之后创作的登载在《少年世界》《幼年世界》《幼年画报》《少女世界》杂志每期卷头的“御伽噺”里，岩谷小波采用了极其平易的日常生活口语，刻意创作旨在解放儿童心灵的娱乐作品。

岩谷小波作品的思想根基正如他所标榜的桃太郎主义所显示的那样，是对气宇轩昂的人格的期待，意在造就雄踞世界的青少年。这种思想与当时采取富国强兵国策，向帝国主义道路迈进的日本国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说是岩谷小波儿童文学创作的局限。但不管怎样，当时儿童文化十分匮乏，儿童们身处封建的家族关系之中，岩谷小波要把儿童们的心灵充分地自由解放出来的愿望是十分可贵的。

与岩谷小波的“御伽噺”所不同的另一支脉流是严本善治、若松贱子等人的儿童文学活动。这一团体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点，以女学杂志社为阵地，介绍、引进了欧美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时还进行合作上的尝试。在提高女性地位的活动中十分活跃的严本善治对儿童教育也非常关心。他在1888年2月的《女学杂志》上开设“儿童的故事”专栏，以期提供母亲给孩子讲述的作品。其中就有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

严本善治的夫人若松贱子翻译了巴内特的《小公子》和《小公主》，分别发表在《女学杂志》（1890—1892）和《少年园》（1894）上。若松贱子将这两部作品当作小说来处理，运用的是口语体的翻译语言。《小公子》于1897年由博文馆出版，成为著名译本，长期、广泛地在读者中被阅读，若松贱子在《小公子》译本《自序》中严厉地批判了把儿童看作是在长大成人之前是没用的、给大人添麻烦的这种儿童观。她认为，能阻止父亲走上邪路，能让流于卑躬屈节的母亲在内心唤起高尚道德感的，唯有担负着神圣使命的幼儿。这种尊重儿童人格的儿童观，可以说是走在了时代的前面。除了翻译，若松贱子还创作了《长衣服的树》等儿童文学作品。

上述两个儿童文学脉流中，如果要问哪一支具有真正的近代思想的话，则不能不说是严本善治和若松贱子这一方。因为在他们的儿童文学活动中，有着立于健康的新基督教基础之上的对儿童人格的承认和赞美。而岩谷小波这一方，其思想和文学都遗留着一条封建遗习的长尾巴。

如果严本善治和若松贱子这一支脉流，能在翻译欧美名作之后更进一步，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也推出优秀作品，日本儿童文学的近代性恐怕在明治时期就会得以确立。然而遗憾的是，若松贱子年仅31岁便病逝，而本来是思想家型的事业家严本善治又并不想十分深入地投入到儿童文学中来，因此，这一脉流便只能枯弱下去了。相反，岩谷小波这支脉流，却以其受到儿童们欢迎的数量众多的“御伽噺”而独占了明治时期儿童文学的鳌头。

在岩谷小波的弟子中，有一位作家需要特殊写上一笔，那就是创作了科学冒险小说《海底军舰》（1900）的押川春浪。押川春浪的以海洋为题材的科学冒险小说，可以说是受到了当时就已在日本得到翻译的科幻小说的始祖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的间接影响。他的那些少年小说所宣扬的侵略亚洲的国家主义思想必须予以彻底的否定，不过在形式上其冒险和科幻的色彩，宏大的故事性和丰富的构想力，还是对后来的大众儿童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可以说这些作品成了大正末期和昭和前期的大众儿童文学的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