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正——日本儿童文学的春天

大正时期是指大正天皇即位的1912年7月30日至大正天皇去世的1926年12月25日。这14年，只有持续了45年的明治时代的1/3时间，持续了64年的昭和时代的不足1/4时间。然而，日本儿童文学在这短短的14年间取得了很大发展。可以说大正时期是日本儿童文学欣欣向荣的春季。真正的近代价值观，在这个时期里得到了确立。

大正三年（1914）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作为向联合国提供军需物资的供给国，在经济上获取了巨大利润。壮大巩固的经济基础，给日本社会造就出了近代的市民阶级。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市民阶级在生活方面让儿童身着洋服，为儿童安排单独的房间，在教育方面，开设进行自由主义教育的学校。市民阶级的这种尊重儿童人格和权力的思想，当然也会对儿童文学产生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最显著的表现就是童话杂志的陆续创刊。夏目漱石的门生、小说家铃木三重吉主编的《赤鸟》（1918）发起先声，随后，《故事世界》（1919）、《金星》（1919）、《童话》（1920）、《儿童之国》（1922）相继问世。以这些杂志，特别是以《赤鸟》为舞台，日本儿童文学迎来了童话和童谣的黄金时代。

从明治到大正，日本儿童文学所上的这个台阶，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御伽噺”发展到了“童话”（当时，童话一语被用来指创作儿童文学），这是日本儿童文学的质变，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儿童文学作家是小川未明。

原为新浪漫派作家的小川未明，于明治末期便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红船》（1910），虽然这本童话集的副标题为“御伽集”，但是，从《红船》里，已经能够发现小川未明作为作家的素质和强烈个性。这种个性表现得最为彻底的则是小川未明在大正时期所创作的一系列童话，如《牛女》《红蜡烛和人鱼》《月夜和眼镜》《下雪前的高原的故事》等。这些童话与以岩谷小波为代表的“御伽噺”有着本质的不同。小川未明作为觉醒的知识分子更具有近代人的意识。他多次撰文讲，没有妇女和儿童的解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近代的观点，后来他参加无产阶级文化、文学运动的行动也是这方面的证明。

小川未明的童话与岩谷小波的“御伽噺”相比，在文学性上的确是前进了一步，但是，小川未明自称为“我自己独特的诗的形式”的童话，其消极的主题、象征性、情绪性，以及对儿童的观念式把握，在与儿童读者的联系上又是后退了一步，即具有脱离儿童读者的倾向。因此，在战后，小川未明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日本儿童文学（童话）传统也遭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否定和批判。

在日本的儿童文学界，曾长期把贯穿于大正时期童话、童谣的一个主旋律称作“童心主义”。所谓童心，从字面上理解是指儿童心灵，但是，大正时期的“童心”，却不只是强调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是与思想立场和文学主张联系在一起的。童心主义的儿童观的最大特色在于它认为儿童的心灵与成人不同，没有受到现实社会污浊的侵染，儿童像天使一样，有着纯洁无瑕的灵魂。也就是说，这里的童心，不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儿童心灵，而是指作为一种纯洁理想的观念上的童心。

站在观念的童心基础上创作的童话、童谣，采取了象征主义的方法。小川未明的童话代表作《金船》《红蜡烛和人鱼》《野蔷薇》等，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将战争批判借助于野蔷薇加以形象化；象征式地表现死的永恒；把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超自然的现象，这些象征式的表现的确获得了高雅的文学性。不过，事实上，对儿童读者来说，这些作品确有难以接受的一面。

浜田广介被誉为幼年童话的创立者。他的童话《红鬼的眼泪》《五只壁虎》《灰椋鸟的梦》等，作品中那种充满善意和同情的强烈的情绪倾向和象征性，也属于大正时期童心主义的范畴。

在童谣创作方面，由于北原白秋、西条八十、野口雨情等童谣诗人的勤奋劳作，这个园地也开满了芬芳绚丽的花朵。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北原白秋。北原白秋说，童谣是童心童语的歌谣，但是，他所主张的童心并没有陷入极端的观念之中，而是鲜明地保持着向生活于现实中的儿童靠近的姿态。北原白秋创作了《红鸟小红鸟》《风雪夜晚》《冒失鬼理发店》等杰作，形成了白秋时代。

在考察大正时期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时，不能不看到其时作家队伍的浩大。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专门创作“童话”（儿童文学）的作家。比如前面讲到的小川未明、浜田广介，另外还有创作了《阿虎的日记》、在乡土气味中描写村童的千叶省三，以及创作了《要求特别多的餐馆》《银河铁道之夜》等构思宏大、幻想奇特的童话的宫泽贤治。在此同时还有数量众多的成人文学作家染笔“童话”（儿童文学）创作。芥川龙之介创作了《蜘蛛丝》《杜子春》，有岛武郎创作了《一串葡萄》《溺水的兄妹》，佐藤春夫创作了《美丽的城》《蝗虫的旅行》。另外，秋田雨雀、菊地宽、丰岛与志雄、吉田弦二郎等作家也投身到“童话”创作的潮流中来。

以小川未明、浜田广介、秋田雨雀为代表的大正时期的童心主义“童话”虽然长期在日本儿童文学史研究中占据突出和重要的地位。但是，正如古田足日等人指出的那样，参加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坛作家们更多是在从事民间故事、传说和外国名作的改写工作。在大正时期，日本儿童文学并没有可供作范本的创作作品，在这种情况下，近在身边的民间文学和外国名作自然就成了大正时期作家们进行利用的材料。

在大正时期，有岛武郎、岛崎藤村、千叶省三这三位作家创作了在本质上既不同于童心主义观念性的童话，又不同于其他文坛作家改编的民间文学、外国名作的作品，可以说是寻找到了创作儿童文学的一条新途径。

有岛武郎、岛崎藤村、千叶省三作为作家的资质和文学追求各自不同，其作品的题材、主题、文体也各有特点，不过三位作家所共通的是，告别了对传承故事的改编，都是以自己的童年记忆或体验作为创作的着眼点，如有岛武郎的《一串葡萄》《溺水的兄妹》，岛崎藤村的《故乡》《幼时故事》，千叶省三的《阿虎的日记》等。其中特别是有岛武郎的《一串葡萄》和千叶省三的《阿虎的日记》，把日本创作儿童文学提高了一大步。这两部作品，至今仍保有较高的儿童文学价值。

大正时期的“童话”大多是短篇作品。当时，儿童文学即用故事方法结构的短篇“童话”，这似乎是人们的共通的认识。儿童文学作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不是出版单行本，而是杂志。其中应该特殊提到的是铃木三重吉主编的《赤鸟》。《赤鸟》所掀起的童心主义艺术运动，把儿童文学从明治期的“御伽噺”提高到具有高度文学性的“童话”上来。“赤鸟运动”不局限于童话和童谣，还扩展到音乐、儿童画、作文、自由诗、自由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场综合的儿童文化运动。

以上所述，均为艺术的儿童文学方面的情况，这里所不能疏漏的是大众的、通俗的儿童杂志在当时的儿童读者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大正十年，曾有人以“你在读哪些杂志”为问题，在儿童读者中做过调查，结果表明，《赤鸟》等艺术杂志，远远无法与大众化的《少年世界》《日本少年》《少女世界》等匹敌。475

在大正时期，大众的、通俗的少年小说中，应提到的是女作家吉屋信子的少女小说。在《少女画报》上连载的《花的故事》是吉屋信子的代表作，对日本的少女小说来说，是纪念碑式的作品。吉屋信子的出现，为日本儿童文学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她为以少女为主人公的少女小说争得了市民权。

日本的儿童文学的研究在明治时期随着儿童文学作品同时出现，但是，最初是以“书评”的形式出现的，比如对《小狗阿黄》和《小公子》的评论。应该说明治时期，儿童文学评论已形成了独立的领域。进入大正时期，产生了一些理论式的研究。儿童文学研究的专著，最早的是大正二年（1913）出版的《童话研究》（芦谷芦村），大正五年（1916）出版的《童话研究》（二瓶一次）和《童话研究》（高木敏雄）。从题目的巧合这一点上就给人以创始期的感觉，而且三者都是以传承童话作为研究对象，这表明，理论研究并没有引领创作实践。真正的研究，或者说理论走在创作实践的前面，则是从大正十一年（1922）《童话研究》杂志创刊后开始。发表在这本杂志上面的主要论文有《童话研究的三个方面》《童话中表现的民族性》《从教育的立场看儿童艺术》《童话革新的序幕》等。《童话研究》这本理论杂志持续出版了21年，对日本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