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10月宣布成立独立的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到和西德合并成为统一的德国，民主德国（简称东德）作为一个国家，存在时间刚好40年。加上1945—1949年的苏军占领期，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时间也不足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东德全面接受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奉行和西德全然不同的政治路线。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冷战时期，东德一直是两大阵营矛盾冲突最敏感的地区。这种特殊的存在状态影响了整个战后东德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学，包括儿童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东德儿童文学最先是在苏联占领当局严密控制下发展起来的。二战结束以后，苏联在其占领区建立起各种行政机构，其中也包括文化机构。领导这个文化机构的，除占领当局派出的人外，还有二战中逃亡苏联的革命者和二战中在国内坚持与纳粹政权进行斗争的人。后两部分人接受占领当局的领导，实行和苏联一样的政治、文化路线。所以，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东德文学，包括儿童文学，主要是批判、控诉纳粹政权在二战中的暴行，歌颂红军在二战中的光辉业绩，赞扬二战中德国的反纳粹英雄；稍后便转向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业绩的宣传。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也明显受到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如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放到突出的地位，努力塑造社会主义的英雄形象，同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将文学看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出现了一些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当时就已介绍到中国来的，有长篇儿童小说《丁柯》等。

《丁柯》初版于1955年，作者艾尔文·斯特里马特是民主德国著名的剧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60年代曾任民主德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第一书记，主要作品除《丁柯》外还有《赶牛车的孩子》《猫沟》《创造奇迹的人》《荷兰新娘》等。《丁柯》的故事背景是东德50年代在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围绕这一社会大变动引起的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及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冲突。故事中的丁柯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农村男孩，从小跟着爷爷长大，受爷爷的影响很深。1949年前后，东德按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变农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将农民组织起来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一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大变动，如改变所有制的形式，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触及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看法，包括不满、抵触的情绪。丁柯的爷爷就是一个对这场变动不理解并怀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这时，丁柯的父亲从苏军的俘虏营里回来了。他年轻，见过世面，特别是到过苏联的集体农庄，受过苏联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很快成为村里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分子。于是，在丁柯的爷爷和父亲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最后父亲被爷爷赶出家去。处在这一冲突的中间，丁柯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他爱爷爷，尊敬爷爷，对多年不在家的父亲感到陌生；但他毕竟是孩子，没有历史重负，接受新事物比较容易，他很快发现父亲是对的，并逐渐地转变立场站到父亲一边，帮助父亲做爷爷的工作。最后，代表保守、落后思想的爷爷去世了，生活继续以新的形式展开。

作品塑造了几个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如爷爷、父亲、克拉丽阿姨、丁柯（即故事的叙述者“我”）等。其中最成功的还是爷爷和丁柯。爷爷是一位勤劳、能干又很固执的人，他热爱土地，有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在农村组织的一些活动，比一般农民的见识要多一些。但他又是传统的代表，有过多的历史重负，尤其与新制度格格不入。包括自己的儿子与寡妇克拉丽的婚姻，他都站在传统的角度予以反对。他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表明在新制度新观念冲击下，旧的落后的东西不可能继续原样地存在下去。丁柯是一个孩子，天真、纯洁，入世不深，对面前这场大变动不可能有很深的理解。他从小就生活在新时代，在学校受到新的教育，对新的事物容易接受，但爷爷从小将他养大，他对爷爷有很深的感情，与爷爷决裂也是很不容易的。作品将丁柯置身在尖锐的矛盾中，通过矛盾冲突写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显得很有层次。

这部小说结构恢宏，篇幅巨大。作家的意图是通过一个小村庄写出巨大的历史变迁，通过有限的几个人物的矛盾关系将历史大变动时期不同人等的政治态度及整个精神面貌再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小的抱负。为了实现这种创作意图，作家较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即尽量使自己的描写对象典型化。这样，作家描写的人物事件是偶然的、有限的、具体的，但通过这种偶然、有限、具体的人物事件，能够反映出更多更深更远的东西。在叙述方式上，作家选择“我”即故事中的丁柯为叙述者和视点人物，整个故事用他的眼睛看，用他的耳朵听，用他的心灵去感受，将一场巨大的历史变迁通过孩子的眼睛和心灵表现出来，这极具匠心。因为丁柯年幼、天真、少有成见，他的目光更具有客观性、公正性。加之他所处的特殊地位，也能很好地洞悉、表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深度，这就举重若轻地将一个重大的社会题材通过儿童心灵的折光表现出来了。在整个儿童文学创作中，这是一次成功的经验。

从今天的观点看，《丁柯》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和苏联、中国的许多同类题材小说一样，它站在官方政策的立场上看生活、解释生活，用官方政策去框范生活、过滤生活。作家在创作前即有一个先在的模式，以此取舍材料、褒贬人物，以致在作品中留下较明显的模式化的痕迹。如将新与旧的矛盾上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中间又插进一个专事破坏的阶级敌人，结果，这一题材原本具有的浓厚文化氛围被冲淡了，人物的思想发展也采取了简单化的方式，有些价值取向也并不正确。比如爷爷，这是一个虽然保守、固执却很善良的人，属于那种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自己的土地很有感情的人。他对暴风骤雨般的所有制改造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因素。但在作品中，这一切都被忽略和歪曲了，他成了一个维护旧制度并最终为旧制度殉葬的人。后来的社会生活表明，真理并不全在反对、批判他的人那一边。在艺术上，《丁柯》写得不简练，语言表述也不够生动。它的主要意义不在它艺术上的成就，而在它是战后东德儿童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战后东德儿童文学的面貌。作为中国读者，我们还可以将它和中国50年代的儿童文学联系起来，从中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并对这类文学进行更深刻的反思。

《丁柯》于1955年获民主德国国家奖，后来还被拍成电影。

和西德儿童文学一样，东德儿童文学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家是直接描写儿童生活的，这类作品没有《丁柯》一类作品的政治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可以和官方指定的创作方法拉开一定距离，用自己的眼光看生活，展开自己的艺术想象，选用自己熟悉的表现方式，写得较为自由和富有情趣。这在60年代以后的东德儿童文学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近年介绍到中国来的《喇叭里的鸡蛋》（曼·里希特）便是这样的作品。这是一个音乐少年的故事。迪特有音乐才能，更幸运的是，他的舅妈阿玛丽亚是位音乐家，她发现了迪特的音乐才能，并给他寄来一只漂亮喇叭。邻居罗思奈是位退休的船长，也懂音乐，他给小迪特许多具体的指导。迪特就在这些善良的人的帮助下走上了音乐之路。但也不是所有的人一开始都向这位小号手伸出热情的双手的。特别是迪特一家搬进市区，住进一幢新建的大楼以后，人多空间少，还未变得优美的号声有时对别人造成干扰，引出了许多矛盾。在学校，尽管他受到女音乐教师的赏识，班主任却不支持他。在家里，爸爸还因为吹号中的一些事误会了他，打过他一巴掌，他一度非常灰心，发誓再也不吹号了。但是，在许多善良的人的帮助下，他最终还是克服困难，成长为一位受人欢迎的小号手。作品涉及了一些有关儿童教育的问题，但无意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变成作品的主导倾向。作品意在用幽默的手法创造出一种气氛，表现出迪特生长于其中并帮助他进步、成长的环境，这个环境从总体上说是健康的，是关心儿童成长的。作品的喜剧气氛与儿童的健康情绪在总体上是和谐一致的。

民间儿童文学的搜集和整理一直是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的一翼。自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盛以来，这一文学活动的地位便呈下降趋势，但这是相对而言的。就民间文学自身发展看，它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搜集和改编上，其实是处在不断的更新之中的。比如由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有了新的观察角度，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理解童话，搜集整理童话或进行新的再创作，从古老的文本中读出崭新的内容，将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及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其中，民主德国民间文学研究家瓦尔特洛特·魏奥勒教授编选的《德意志童话》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这个选本共选辑德国历史上20位童话搜集整理者搜集整理的童话精品70余篇，上起公元9世纪的《独牛郎》，下迄20世纪的《农民彼维特》，既有北德意志的民间童话，又有南德意志的民间传说，基本上将德国各地区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涵盖在内，是一个质量较高的选本。它一方面可供少年儿童阅读，另一方面也是人们研究、认识德国童话（特别是从历史时态的角度研究、认识德国童话）的极好材料。在这个选本前面，魏奥勒写了一个很长的序文，不仅回顾了德国民间童话搜集、整理、改编的历史，而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童话、关于民间文学、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的观点，对童话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如作者说，“分析德意志民间童话的历史，考察它在民间文学中的发展，必须注意两条路线：口头流传和书面流传。”关于“口头流传”，又需注重分析不同时代的不同叙述者。作者认为，早期民间童话的讲述者主要是一些流浪艺人，一些云游四方的牧师，他们一般都懂拉丁文。听众也并不是真正的农民和一般的下层人民，而是流浪艺人云游四方时接待他们、给他们提供食宿便利的“先生们”，如官吏、乡绅、教堂执事及一些较富有的人家，是一些在地方上较有权势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他们对实际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并无太多的尊敬和同情，反倒常常鄙视他们、嘲笑他们、看不起他们。流浪艺人既在生活上依赖这些人，视这些人为自己的衣食父母，自然不敢得罪他们。为了取悦这些衣食父母，还要迎合他们的口味，如有意识地在故事中加进一些嘲笑农民的材料之类，久而久之，便形成民间童话中大量出现的拿农民的“愚笨”取乐的内容。“讲故事的人总是将农民置身于一个滑稽和可怜的地位，以吟游诗人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叙述故事的情节。”这就比我们笼统地说民间童话的群众性、集体性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当然，民间童话的叙述者和接受者都是不断变化的，从民间传说到对民间童话进行搜集整理并形成书面文字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这个演变过程，可以深入地进入民间文学的广阔天地。魏奥勒还分析了民间童话中人物形象的演变，从早期的精灵、仙女、巨人到后来的国王、公主、财主到更后来的农民、商人等，每一变化都以深刻的社会变化为背景，也与故事叙述者、接受者的变动相联系，我们通过童话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当时童话讲述者、接受者的变化，乃至当时社会生活的变化，等等。魏奥勒的这些观点对我们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在民主德国儿童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历程里，较著名的作家还有弗雷德·罗德里安、雷恩、普鲁德拉等。191

奥地利1918年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二次大战中被纳粹德国吞并，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重新获得独立。1955年仿效瑞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所以，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它没遇到像联邦德国、民主德国那样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国内政治相对稳定，人民生活迅速提高。反映在儿童文学中，就少有战后德国那些反思战争、反映两大阵营的矛盾冲突等方面的主题，更多是社会相对稳定条件下精神、文化领域的矛盾冲突，现代生存条件下人们的心态，特别是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等等。艺术表现上也在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靠拢。

二战后奥地利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有涅斯玲格、薇拉·莉米库拉、卡尔·希尔克纳等。卡尔·希尔克纳的《贞子要活下去》前文已做介绍，这儿只就涅斯玲格的《打倒黄瓜国王》略作评述。

霍格尔曼太太在厨房里发现了一个黄瓜模样的人物，他戴着王冠，自称自己是国王。当人们问他何以落得如此模样时，他便怪声怪气地讲述了他如何被自己国家的臣民赶出来的故事。面对这个怪模怪样的人物，霍格尔曼家里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老祖父、霍格尔曼太太、孩子们一致认为这个自称国王的黄瓜模样人物十分可笑，应该坚决打倒，彻底地从家里赶出去；可作为一家之主的霍格尔曼先生却认为这样不妥，说他毕竟是国王，应该得到臣民的尊重，自己也口口声声地称他为“陛下”。后来人们发现，不仅仅是霍格尔曼家里，几乎每一个家里都有一个黄瓜国王似的人物。这实际上是一个权威统治者的幽灵，他需要的就是绝对的服从，或如旧时国王统治他的臣民，或如旧时的父亲统治他的家庭。霍格尔曼先生对这个丑陋的怪物敬若神明，说明专制权威意识在现代社会仍有基础。包括霍格尔曼先生自己，一有适当的气候，也可能变成一个黄瓜国王式的人物。黄瓜国王式的人物统治家庭，家庭里没有民主；黄瓜国王式的人物统治国家，国家走向专制。这正是已经走上民主制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看到的。但历史毕竟变化了，从作品的具体描写看，黄瓜国王是被从他的王国里赶出来了，只好逃到人家的厨房里来寻找落脚地，这无非是因为专制思想在家庭观念中更根深蒂固罢了。但作品表明，他在家庭的地位也不妙。虽然霍格尔曼先生对他维护有加，但遭到他女儿玛蒂娜的坚决反对，连老祖父和霍格尔曼太太也对他大加嘲笑，说明家长制在家庭里也在瓦解和动摇。从总体看，故事是喜剧性的，人们正微笑着和专制权威思想告别，前面应是平等自由民主的时代。

米库拉的《华连丁吹草笛》等也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