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果一个人不理解善良这个词，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没有多少用处的。有些人命好，不用赚钱生活，便去钻研学问。知识的职责不是为盲人提供视力，而是训练与矫正视力。

童年时，每次看到意大利喜剧中出现的一个让人取笑的迂夫子，我便想到自己的教书先生也同样有一个这样意味的外号，心里就觉得有些好笑。我是在他们的照管和教育下长大的，我是多么爱惜他们的名誉。我想，凡夫俗子和圣人贤士间自然存在着观念、学识上的差异，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相距甚远，我曾力图用这个理由为他们辩解，但又难以说明为什么最有才学的、正直的杜贝莱也说：“我特别厌恶迂腐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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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这种看法很有道理，最了不起的学者不是最聪明的人。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却缺乏机敏活跃的思想，而一个粗鄙的文盲却不加修饰，生来便具有真知灼见。有一个姑娘，是法国诸公主中的佼佼者，她在谈到某人时说，当那些学者从外面汲取了很多博大精深的思想后，必定会把自己的思想挤压成一个点。植物会因过多的水而死亡，灯会因过多的油而熄灭，同样，人的思想会因过多纷繁的东西而混乱。不过，也有思想愈丰富就愈开阔的这种相反的情况。

有些伟大的领导者、杰出的将帅和谋士，也是知识渊博之人。那些很有思想的哲学家，他们有时候也会受到同时代洒脱不羁的喜剧家的嘲笑。世人认为他们不谙世事，自视清高，目中无人。然而，柏拉图描述的哲学家形象却与当代哲学家的形象截然不同。他们超凡脱俗，让人称羡，他们藐视公众活动，按照某些非同一般的原则生活，因此显得与众不同，让人难以效仿。

如今，有的哲学家却受人蔑视，他们庸庸碌碌，担当不起公众事务的重任，生活萎靡不振，还不如寻常百姓。也有一些善于实践的哲学家，他们不但博古通今，还是行动上的巨人。就如同锡拉库萨的那位几何学家，他们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从纯科学的深思苦想中走出来，并将研究付之于实践，很快就发明了威力超群的守城器械，其效力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们却对这些发明不屑一顾，认为这些发明只不过是学徒的手艺与孩童的玩具而已，有损于科学的尊严。那些哲学家也同样如此。当人们希望他们经受行动的考验，他们就能展翅高飞，从而也加深了对事物的领悟，他们的胸怀和思想也因此变得更加博大精深。

他们将思想高高地置于财富和尘世之上，认为无论是法官交椅还是国王宝座都是卑贱的。恩培多克勒拒绝阿格里真托人民给予的王位。泰勒斯指责人们只知道发财致富，人们反唇相讥，说他是狐狸吃不到葡萄，因为他自己发不了财。他想试验一下，同时也可作为消遣，于是不惜降低身份，用自己的知识来挣钱。他做了笔生意，一年后，赚了许多钱，让这一行当中最有经验的人大吃一惊。

对于那种既非哲人，也非智者的哲学家，我觉得应该将他们的弊病归咎于他们不恰当地对待学问。按如今的教育方式，如果学生及先生满腹经纶却并不聪明能干，这不足为奇。我们的父辈花钱让我们接受教育，只知道把我们的脑袋塞满知识，而对判断力和德行则很少关心。我们注重用知识武装头脑，却没有什么理解能力，意识也存在问题。我们获取学问就像鸟儿出去寻食，不尝滋味就把谷粒衔回来喂小鸟一般，老师们从书本上采撷知识，却只把它们衔在嘴边，仅是为了吐出来灌给学生。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我在写随笔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在书本里到处采集我喜爱的箴言名句，不是为了保存在记忆里，而是为了加入到我的文章里。它们在我的文章里，就像在它们原先的地方一样，都不属于我。我们不可能凭借过去或将来的知识成为真正的学者，而只能靠现在的知识。更可怕的是，那些带学究气的学生和孩子也不真正吸收知识。那些知识只不过被口耳相传，成为炫耀、谈话和引经据典的资本。这好比一枚毫无意义的钱币，除了计数和作投掷外就别无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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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学舌的事人人都会做。有一个罗马富豪，他花费了许多钱，找到几位各精通一门学问的人，让他们跟在自己身边。当他与人聚会，谈到各种问题时，他们就能代他说话，并根据各人的特长，随时引经据典。在他看来，学问既然装在他聘用的那几个人的脑袋里，也就是他自己的了，正像某些人的才智储存于他们豪华的书房一样。我认识一个人，当我问他懂得什么时，他就向我要了一本词典。如果他不立即查词典，搞明白什么是疥疮、什么是屁股的话，他是不敢告诉我他屁股上长了疥疮的。

我们只会死记硬背他人的观点、知识，但也得将他人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呀!我们活像书上所讲的那个取火人——那人想用火取暖，就到邻居家借火，见那里正有一堆旺火，就停下来取暖，而忘了取火回家。肚子里填满了食物，如不予以消化，不把它们变成养料，不用它们来强壮身体，那有什么用呢?我们总是挽着别人的胳膊走路，结果是我们越来越没有力气。想要为不怕死找些理由来武装自己吗?就到塞涅卡那里去借。想要找些话来安慰自己或别人吗?就去向西塞罗借。如果我们得到锻炼，就可以自己想出话来安慰了。依赖乞讨来的有限知识生存，最终仍然是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人。

也许我们能够依靠别人的智慧成为学者，可要成为哲人，却只能依赖我们自己的智慧。恩尼乌斯如此说： “不运用智慧的哲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要做对人类最有贡献的人，但在所有人中，就数他们不仅不能像木匠或泥瓦匠那样把人们交代的活做好，还会做坏，就是做坏了，还要拿人家的报酬。”

农民与鞋匠的生活方式简朴实在，懂什么就说什么。而那些学究，因为总想与漂浮在他们脑袋表层的知识对抗，结果越是如此，就越是难堪。他们有时也会说些动听的话，却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他们熟悉盖仑，却丝毫不了解病人。他们即使把法律塞满脑袋，也找不出案件的关键所在。

有位朋友，为了打发时间，与一位学究辩论起来。那位朋友模仿晦涩难懂的隐语，将无逻辑关系的词拼凑到一块儿，再不时地加进一些辩论常用的词语，便和那位学究辩论了整整一天。那位穿着漂亮长袍且颇有名气的学究还一直以为那位朋友对他的不同看法作了辩驳哩。如果将遍布各地的这类学究作一仔细分析，就会和我有一样的发现：他们往往不清楚自己在讲些什么，也听不懂别人在讲些什么。他们满是记忆的东西，却没有判断力，除非他们的判断力生来与众不同，比如图纳布斯。

我们有些法院在招收执法人员时，只去考察学问。也有一些法院则加试判断力，让应试者判决一件案子。尽管学问与判断能力都不可缺少，两者理应并存，可在实践中，判断力比学问更宝贵。知识不应成为思想的附庸，而应与它合二为一；不应用来浇灌思想，而应用来为它着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臻于完善，最好还是放弃它。拥有知识，却毫无能耐，不知怎样利用，还不如什么都没学。那样的知识是一把险恶的剑，会麻烦和伤害它的主人。

这便是世俗和神学不要求女子博学多才的原因。正因如此，当让的第五个儿子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听人说他的未婚妻苏格兰女子伊莎博只受过很少的教育，没多少文化时，表示他会因此而更爱他，还说一个女人只要能够分得清丈夫的衬衣与外套，就相当有学问了。当我们见先人不甚重视学问，至今也只是偶尔有国王的重要谋士博古通今时，就不必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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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只提倡通过法学、医学、数学与神学来丰富知识，如果丰富知识的目的不能使学问享有威望，你就会看到学问的处境同过去一样凄凉。学问不能教我们怎样思考与行动，真是一种遗憾呀，自从出现了有学问的人，就再也没有正直的人存在了。

如果一个人不理解善良这个词，其他任何学问对他都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在法国，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谋生，有些人命好，不用赚钱生活，便去钻研学问，但有的很快就放弃了。除这些人外，还有的就是那些境遇不好而致力于学问的人，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这些人由于天性及家庭不良教育的影响，使得他们的思想不能如实地反映学问的成果，因为学问不是用来使无思想的人有思想或使盲人见到光明。知识的职责不是为盲人提供视力，而是训练与矫正视力，但视力本身必须是健康的、能够接受训练的。学问是良药，但任何良药都会变质，药效保持时间的长短就要看药瓶的质量。视力好不一定就是视力正。有些人看见好事不去做，看见知识却不去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谈到的重要一点，就是按每个公民的天赋来安排工作。腿瘸了不能做身体运动，心灵“瘸”了则不能做思想运动，杂种和平庸者不适合研究哲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鞋子穿得不好，那决不会不是鞋匠。同样，医生一般比普通人更不好好吃药，神学家更少忏悔，学问家也更少有智慧。

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的勇敢精神，就像有些民族注重文化教育一般。柏拉图说，波斯人的王储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这种方式接受教育的。王储一出世，便交与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养育，而不是交给女人们。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健美壮实，超过7岁，就教他骑马、狩猎；满了14岁，就把他交到国内最贤明者、最公正者、最节制者和最勇敢者这四人手中，这些人分别教他信仰宗教、保持真诚、控制欲望、培养勇气。

利库尔戈斯的做法颇值得赞赏。他治国有方，本人也完美无瑕，对孩子的教育异常重视，并把它看成是他的主要义务。他生活在文艺女神缪斯的家乡，却很少谈论学问。他认为对那些除美德之外不受其他一切束缚的贵族青年，似乎只需为他们提供教授勇敢、贤达与正直的教师就足够了。利库尔戈斯的做法被柏拉图引入他的法律中。

波斯人的治学方式是要学生对人的及行为发表见解，不管学生们对某个人或某件事持批评态度还是赞赏态度，都要说明理由，以此来教学生学习法律和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色诺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阿斯提亚格要居鲁士叙述上课时发生的事，居鲁士说： “学校里有一个大男孩穿了一件小大衣，他把这件小大衣给一个个子较小的同学穿，并从这位同学身上脱下那件大一些的宽袖外套穿在自己身上。老师让我评判这件事。我说这件事可予以支持，因为这对双方都更合适些。先生说我判得不对，因为我只考虑合适与否，首先应考虑的是公正与否，公正是不能强夺他人东西的。”

波斯人走的是捷径。既然学习知识只能让我们学会贤达、廉洁与刚强，他们便一开始就直接让孩子去实践。不是通过讲课来教导他们，而是让他们用行动来体会。不单用格言名句，更重要的是通过实例与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去塑造他们，使得知识成为思想的本质与习惯，而不是思想的附属品。

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 “孩子们该学习什么?”他回答说： “应该学习大人做的事。”这样的教育方式应该是卓有成效的。有人说，想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就到希腊的其他城市去：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就得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做得好。雅典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不被错综复杂、似是而非的语言所蒙骗，以战胜某个诡辩者。斯巴达人则学习如何挣脱欲望的纠缠，如何不畏命运与死亡的恐吓。前者醉心于口才，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致力于行动，不断地锤炼心灵。这就是我要说的学究、学者和智者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