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已知的解决办法、新的政治理论、新的和更恰当的模式，但也必须处理一些特殊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规范”，是能对各种特殊问题（特定的、实际的和临时的问题）的特殊解答进行检验和判断的准则，是对各种特殊问题进行特别处理的过程中能够加强或至少保护国家、政府、经济和工商企业的长期基本需要的指导原则——这是可以达到的。

1.第一项规范是社会经济组织，比如为了以下目标，工商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要有自治权并承担责任：

• 为了经济的利益；

• 为了强大而有效的政府；

• 为了社会的利益。

“负责任的企业”，可能是比目前常见的“自由企业”更好的口号。（如果只是由于下列原因，还是改变一下说法为好——在绝大多数其他语言中，“自由”这个词还有其他含义，含有一种放纵而不负责任的意思。）

为了对其绩效负责，经济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必须有自治权，一个人不能对自己无权并无法控制的事物负责。工商企业及其管理当局必须要经受绩效的考验，否则它们就不会有所作为。它们必须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并依据客观的准则来分配社会和经济资源。否则，资源的分配马上就会出现问题。（关于这一点，奥塔•锡克在其小册子《捷克斯洛伐克：官僚主义经济》（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3）中，曾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意见。锡克是捷共的理论家和捷克1967年和1968年经济自由化的设计师。目前，他流亡于瑞士的巴塞尔。在他的那本小册子中，包含了在俄国入侵以前极为关键的几周里他给同僚们所做的报告，形象地描绘了这样一个事实：以前有高度生产率的经济由于企业和管理当局失去自治权而导致了自我毁灭。）

这不是一个所有权问题，它要求在三个经济方面进行市场检验和做出市场决策，这三个方面分别是：商品和劳务市场、资本和投资市场，以及工作和职业市场。

在这三种市场中，最重要的可能是资本市场。有关未来的资源，正是在资本市场中以预期绩效为基础进行分配的。因此，虽然需要对资本市场进行管制，但同时资本市场也必须拥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

但是，也还需要有一种开放式经济，一种企业可以在其中诞生，也能够在其中死亡的经济。国家所有或国家控制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根本弱点，就是不允许企业破产，只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允许企业清算。然而，社会和经济福利显然要求有一种健全的企业新陈代谢机制。

在今后的数十年里，这一点将显得特别重要。今后的数十年将是一个变革的时期，除非允许企业（包括大型企业和显然十分重要的企业）消亡，否则经济体就会日益老化和僵化。这样做并不会阻止变革，而只会使变革不是通过逐渐调整的形式产生，而是成为一种灾难性的威胁。

这种变革的社会影响，需要有一种缓冲。有关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第22章中有关瑞典的赖因计划那一部分）。而赖因计划的优点，正在于通过市场机制的充分运用，把对个人来讲可能是灾难性的事物转化为“可以保险的风险”。

政府的绩效潜能，也取决于企业和管理当局的自治。政治流程最多只能粗劣而痛苦地做出有关资源分配的决定，这将使政府变得臃肿而负担过重，以至于完全无法行动，不能做出决定，不能恰当地致力于政府本身应该从事的工作。（关于这一点，锡克的那本书是极有教益的。）

社会也要求管理当局的自治。在组织型社会里，各主要组织的管理人员联合起来成为领导群体。但是，健康社会要求有多元的领导群体，而且这些领导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优先顺序和不同的“风格”。在各种工作和职业阶梯方面、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方面、在生活方式方面，健康社会都要求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否则它就会因退化为全体一致而失去变革能力。当变革的需要产生时——而这是经常会产生的——没有一个人能想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办法。那种一致的行为则是领导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习以为常的，即使不认为是不可改变的，也会认为是正确的“自然规律”。同时，那些不轻易适应于某个领导群体的某些规范的能干而有抱负的人，则被排挤。

健康社会是“各种对立文化”的综合体。这些对立文化不一定要互相冲突——事实上，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这些对立文化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但它们必须存在于竞争共生的环境之中。在关键组织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日益成为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社会里，社会健康要求主要领导群体实施自治，要求拥有自治的管理当局的自治企业。

2.社会也需要一个健康的、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政府。在我们目前这样一种复杂而互相依存的社会中，更是如此。

对作为政治决策者的政府的需求，现在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同时，政府作为政治决策者的能力，日益由于政府的臃肿、规模过大和官僚化而受到损害，日益由于政府承担过多的事务、许下过多的诺言和“做”得太多的倾向而受到损害。政府越是虚胖，则实际上越是软弱无力（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作者《不连续的时代》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第10章“政府的弊病”。）。

企业和企业管理当局并不能使政府恢复健康。那是一项政治上的任务。但它们至少能认识到存在这种需要，并且在构建企业同政府的关系时，努力避免从事那些可能会削弱中央政治决策者——政府绩效潜能的事情。它们在这一领域中的责任，是“不要有意识地造成损害”（请参见第28章）。

多国公司

3.对经济自主和有效政府的需求，就好像是孪生兄弟。它们在企业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走到了一起。

多国公司（请参见第59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项核心经济成就，而且也许是20世纪最有成果的社会创新。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所需要的，是找出一种关系，以便保证真正的世界经济同各国政府的政治主权能够和平共处。否则，我们就将损害或毁灭多国企业这项最有希望的发展，并损害政治远见和政治行动的潜能以及政治社区的潜能。

4.仔细思考企业同政府之间相互关系的需要，主要并不是企业危机的结果，而是严重的政府危机的结果。但是，企业管理人员必须把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看成是他们的任务，他们不能指望政治科学家或理论经济学家。同每一项“政府的侵犯”进行斗争的纯粹消极的态度，是不会有效的，而只会造成延误。所需要的，是积极、肯定的行动。

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法律。目前，没有任何国家苦于法律太少。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模式。但我们所能期望得到的，只是为特殊问题找到临时的特定解决办法。可是，这些解决办法必须符合以下规定：它们应该保持工商企业和企业管理当局的自治和责任；

应该保证一个能进行变革的自由而灵活的社会；应该能够协调多国的世界经济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应该鼓励强大而有杰出绩效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