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我们所研究的卓越的团队和组织而言，它们都有过自我革新的经历，以确保员工加大跨部门协同工作的力度，让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共识之下。去过梅奥诊所（Mayo Clinic）的人会告诉你，那里的就医体验与大多数医疗机构是截然不同的。[13]为实现其重新设计和倡导的“目的地医学”服务理念，现在梅奥诊所各科室的专家已组成统一的团队，为危重患者提供诊断和医疗服务。而且他们知道，来明尼苏达州看病的通常都是一家人一同前往，所以梅奥诊所重新设计了它的诊室，以满足庞大的、流动的探视群体的需求。诊室里的沙发可以并排坐下6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贯彻梅奥诊所提出的“患者需求至上”的理念，即把患者的体验放在中心位置。

像梅奥诊所这样高效的客户体验，并不是天生就有的。组织必须把它们的重点从部门转移到客户身上。同样，我们研究过的很多最优秀的组织和团队亦是如此。宜家家居（IKEA）就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今天，它的产品设计流程线上已经集聚了拥有设计、采购、运输、制造等背景的团队成员，而客户洞见也已融入公司长期创造卓越业绩的团队中。

最后一个例子说出来可能让人难以置信，这就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14]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和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金色的玛丽莲•梦露》（Gold Marilyn Monroe）就被收藏在这里。有个背景你可能并不清楚，那就是博物馆有时是这个世界上最“各自为政”的机构，其下设各个部门经常独自行事，就像博物馆是它们自己的一样。即便是在一个部门内部，某一时期（比如中世纪）的艺术展览也可能会与另一时期（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区分开来。

所以，当2016年秋现代艺术博物馆宣布对研究人员、艺术家、策展人和公众开放在线档案库时，业界大为震惊。这也是历史上规模较大的、较全面的在线档案库之一。档案馆负责人米歇尔•埃利戈特（Michelle Elligott）和数字内容与策略总监菲奥娜•罗密欧（Fiona Romeo）带领由档案管理员组成的跨职能团队，用两年半的时间打破部门壁垒，将数以万计的展品文件夹“打造”成她们所称的“活着的档案”。

从观众的角度来看一下这个艺术行动。对于很多博物馆内部存在的“各自为政”的状况，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这种状况的存在。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在线档案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他们期望的是，在这家美妙的博物馆的亲身体验和在线体验应该是大致一样的。现在，这家博物馆的所有已举办的活动都已按统一标准在线上展示，就像是用同一个声音解说一样。

对你的团队和你的客户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一个团队成员的意见及他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他所在的整个组织是一致的，是以客户的需求为出发点的。

他们要求永远不被遗忘，是不是太过分了？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

现在人们就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谈论得很多。但世界经济并不是正在改变，本章要谈的重点正在于此。它的基础和结构已经变了，并且这种变化大致上是不可逆转的。

在过去的10或15年中，世界经济的基础构造发生了3个根本上的变化：

（1）初级产品经济和工业经济脱钩。

（2）在工业经济体系内，生产和就业脱钩。

（3）资本运动，取代了产品与服务的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推动力。这两者也许尚未脱钩，但它们的联系变得极为松散，更糟的是，变得相当难以预测。

上述变化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永久性的。我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经济变化的原因大多是极为复杂的。也许要过很长时间，经济学家们才会承认世界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可能会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调整其经济理论，使之与这些变化相适应。而他们最无法接受的事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世界经济，而不是个别国家的宏观经济。可惜，大多数经济理论的关注重点仍然是国家的宏观经济。然而，过去20年来诸多国家与地区的成功故事，恰恰表明了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如日本、韩国和联邦德国。实际上，联邦德国的成功给人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只是不如日本那么引人注目。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个伟大成就，即新英格兰地区工业的复苏和迅速崛起。就在20年前，人们还普遍认为这个地区没什么指望了。

但实践家们，不管是政府人士还是企业中人，不管多么需要理论的指导，也无法坐待新理论的产生。他们必须采取行动。因而，他们的行动越是依托于转变后的世界经济新现实，也就越有可能获得成功。

初级产品经济

非石油类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始于1977年，并且持续至今。其间只有一次止跌回涨，那是由1979年石油危机后人们大肆投机所引发的，而且持续时间不到6个月。这之后，非石油类初级产品的价格继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跌。

1986年初，与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相比，各类原材料（除石油之外 [1] ）的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与1932年的价格水平相当，某些原材料（铅和铜）的价格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还要低。

原材料价格的崩盘以及原材料需求的疲软，与人们原本信心十足的预测全然相反。10年前，《罗马俱乐部 [2] 报告》（The Report of the Club of Rome）预测，到1985年所有原材料必定严重短缺。即便是短短几年前，1980年卡特政府的《2000年全球报告》（Global 2000 Report）也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世界对食品的需求将稳步增长；除了发达国家，全世界的粮食产量都将下降；因此食品的实际价格定将翻倍。这个预测大体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农场主买下了所有能买下的农场——这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并给不少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威胁。

但和所有这些预测相反，世界农产品总量在1972～1985年间，足足增长了1/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欠发达国家中的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最快。同样，所有林产品、金属、矿物的产量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20%～35%，也是在欠发达国家中增长速度最快。尽管原材料价格暴跌，但没有丝毫理由表明这种增长速度会放缓。实际上，农产品的飞速增长期——一种呈指数速度的猛涨——或许还未真正到来 [3] 。

然而，较之普遍预测与实际结果的相互矛盾，更叫人惊奇的是，原材料经济的崩盘，似乎对世界的工业经济毫无影响。如果说经济周期理论中有什么“众所周知”且公认已被“证实”的事情，那就是原材料价格持续地急剧下降，必然会导致整个工业经济在未来18个月到两年半的时间内发生大衰退。按照这个定义，当今世界的工业经济肯定是不正常的。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世界性的衰退并未出现。实际上，在发达国家中，工业生产一直在稳步增长，只是速度较慢，尤其是在西欧。

当然，工业经济衰退或许只是被推迟了，它仍有可能一触即发。比如，要是第三世界或艾奥瓦州生产初等产品的债务人巨额欠款造成一次金融危机，就能够引发世界性的衰退潮。但近10年来，工业经济仍然照常运转，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材料危机。

唯一的解释是，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除了苏联），初级产品部门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位置，而从前它一直处于中心地带。

20世纪20年代末，在大萧条以前，美国1/3的人口仍然是农民，农业收入几乎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4。而现在，农业人口和农业收入分别只占美国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20。即便加上国外原材料和农产品生产者通过购买美国工业产品对美国经济做出的贡献，世界原材料和粮食经济最多也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在大多数其他的发达国家中，原材料部门所占的比重比在美国还要低。唯一的例外是苏联，它的农业部门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就业途径，近1/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原材料经济就是这样和工业经济脱钩的。这是世界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它都对经济、社会政策和经济理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举例来说，如果1985年制成品和初级产品（除石油之外）——粮食、林产品、金属和矿石的价格比率和1973年甚或1979年相当，那么198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将骤减1/3，从实际上的1500亿美元降到1000亿美元。甚至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也会减少1/3，变成350亿美元左右，而不是现在的500亿。美国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则可增加两倍之多。我们还能继续保留我们的主要工业出口对象之一——拉丁美洲，由于这一市场的丧失，美国的外贸赤字增加了整整1/6。如果初级产品价格没有崩盘，美国的收支平衡表上甚至可能出现可观的盈余。

反过来说，日本的贸易顺差会减少1/5。巴西最近几年的出口顺差则会比实际情况高50%。这样巴西就能毫不费力地偿还外债利息，不必像现在这样大幅削减进口，给它的经济增长带来损害。总而言之，如果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价格关系能维持在1973年甚或1979年的水平上，大多数债务国就不会出现危机，尤其是拉丁美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景又将如何呢？

对食品的需求，确实像罗马俱乐部和《2000年全球报告》预测的那样增长了。但食品的供应增长得更快，它不仅跟上了人口增长的脚步，还渐渐地超过了后者。矛盾的是，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各国担心出现世界性粮食短缺，甚至世界性大饥荒。于是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增加粮食的产量。美国走在最前面，成功地通过了一项旨在提高粮食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除了1983年）。欧共体紧随其后，而且搞得更为成功。然而，最大的增长，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上看，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中国以及东南亚等种植水稻的国家。

此外，人们还大幅度地减少浪费。25年前，印度80%的粮食收成都白白喂给了老鼠和害虫。如今，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通过一些不引人注意却极为有效的基层组织创新，如修建小型的混凝土储藏仓、使用杀虫剂以及利用三轮机动车把粮食直接送到加工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露天堆放数个星期，粮食浪费降低到了20%。

不难想象，未来还将出现农业的真正革命。从前大片荒芜的土地，会通过新的耕种方法或在土壤中增加微量元素，变成广袤的良田：例如，巴西高原的酸土及其邻国秘鲁被铝所污染的土地，过去寸草不生，现在却生长出大量高质量的稻谷。生物科技的进步，在预防动植物疾病和提高粮食产量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换句话说，随着世界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在很多地区这种放缓趋势相当明显——粮食的生产却急剧增加。

但是食品进口市场却几乎消失了。由于农业的快速发展，西欧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食品出口商，越来越为各种过剩的滞销食品——从日常食品到红酒，从麦子到牛肉——感到头痛。根据一些观察家的预测，到了2000年，中国也将成为食品出口国。印度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特别是在小麦和粗粮方面。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日本还是主要的食品进口国，它有1/3的食品都需要从海外进口。目前，日本大多数的粮食还是从美国进口的。然而，在未来5～10年内，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它们正在迅速增加低成本的粮食产量）会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变成日本重要的粮食供应国。到那时，世界市场唯一的粮食进口国就只剩下苏联，而且它的粮食需求量有可能会增长。然而，世界粮食过剩量极大，大概是苏联所需的5～8倍，因此单靠苏联的需求不足以抬高世界粮食的价格。相反，为了争夺苏联市场，粮食供应者们——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过几年后可能还有印度）以及欧洲的激烈竞争，必然导致粮食价格的下降。

几乎所有非农业初级产品，无论是林产品、矿物还是金属，整个世界的需求都处于下降之中——这和罗马俱乐部的预测正好相反。实际上，除了战争时期，20世纪以来每单位经济产出所需的原材料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 [4] 认为，自1900年以来，这一下降速率为每年1.25%（复合比率）。这意味着，现在生产每单位工业产品所需的原材料，还不到1900年所需的2/5，而且这一下降趋势还在加速发展。日本近年来的发展尤其令人吃惊。1984年，日本每单位工业产品的原材料消耗仅为1973年的60%，而这一切只用了11年时间。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下降现象呢？并不是说工业生产变得不重要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看法虽然常见，却是一种误解，而且没有丝毫的证据。真正发生的事比这重要得多。工业生产正持续稳定地从原材料密集型产品和生产流程，转向密集度低得多的产品和生产流程。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新型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出现。在一块半导体芯片上，原材料成本只占总成本的1%～3%；而在一辆汽车上，原材料成本占40%；在锅碗瓢盆上，则占60%。不过，老工业部门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在下降，新老产品全都一样。50～100磅 [5] 重的光导纤维，至少能够承载从前1吨铜线传输的电话通信量。

工业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对密集型原材料需求的下降趋势，也影响到了能源工业，特别是在石油工业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生产100磅光纤所需的能量，不到开采、炼制并拉丝生产出1吨铜线所需能量的1/20。同样地，塑料正日益取代汽车车身上的钢材，而塑料所需的原材料成本，包括能源在内，还不到钢的一半。

如果铜的价格翻一番——从历史的标准来看仍然是一个相当低的价格——那我们很快就会动手“开采”世界上最大的铜矿。这可不是智利或犹他州的铜矿，而是埋在大城市街道地下的成百万吨电话线。到那时候，用光纤来代替地下铜缆，会变得极为划算。

因此，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相对于制成品（或是高知识服务，如信息、教育或医疗保健）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很难大幅度上扬。

初级产品贸易中的这一显著变化，也给发达国家造成了影响——无论是像美国这类主要的原材料出口国，还是像日本这类主要的原材料进口国。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把维护开放的农产品和原材料市场，视为其国际贸易的中心政策。对美国来说，这就意味着“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但现在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吗？或者，美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粮食和原材料对外出口市场已经陷入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同样地，日本把赚取足够的外汇以支付原材料和食品进口作为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准，这一点是否也还有意义呢？自从120年前对外部世界开放以来，日本举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原材料和食品对进口的依赖，这也一直是日本政策的主导力量，并且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但现在，日本完全可以根据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做出假定：食品和原材料将永久性地供过于求。

因此从逻辑上可以推论出，上述形势的发展将使得日本的某些传统政策更适用于美国——如极端的“重商主义”，忽视国内消费，高度重视资本积累，保护“新生”产业。反过来，美国的一些传统政策也可能更适用于日本，尤其是从注重储蓄和资本积累转向重视消费。但是，与延续上百年的政治信念和使命感断然决裂，这可能吗？不管怎么说，从现在开始，这两个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必然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会如此。

在一些主要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原则会遭到更多的怀疑和审视。这是因为，如果初级产品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变得无关紧要，那么传统的发展理论和传统的发展政策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所有这些理论和政策都基于这一假设：即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农林产品、矿物和金属——来支付对资本产品的进口。从历史上来看，这种假设也是切实可行的。进而，所有的发展理论——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异——继续假设：工业发达国家对原材料的购买，至少会与它们工业发展的速度一样快。也就是说，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原材料生产者的信贷风险更低，并且会在贸易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但现在看来，这一点相当值得怀疑。那么，经济发展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呢？特别是对于那些人口较少，无法以国内市场为基础发展工业经济的国家来说，到底该以什么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呢？而且，我们马上还会看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将无法再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