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1日，星期一的早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拉贾特·古普塔抵达了珍珠街500号联邦法院的门口。古普塔从自己的黑色小汽车里钻出来，手里握着一把黑色的大伞，很显然，自从两年前高盛的总法律顾问给他打过那个电话之后，他的生活就陷入痛苦的折磨中，这一切让他的元气大伤，精气神远不如以前。在面临审判的几个月里，古普塔开始练习瑜伽。古普塔的体重降了4.5千克，使得他不得不买新衣服，但这一切都无法掩饰他所承担的压力。在古普塔的人生中，他第一次看上去有些苍老。曾经有一段时间，古普塔看上去还非常自信，非常平和，让人觉得很安心。而现在，写在古普塔脸上的只有深深的忧虑。唯一支撑古普塔的，就是洗清自己罪名的坚忍决心。

7个月前，古普塔在法庭上被公诉机关指控犯有一项证券欺诈共谋罪和五项证券欺诈罪。这些罪名跟古普塔将一些内幕消息传递给拉贾拉特南有关，他所传递的内幕消息涉及高盛集团和宝洁公司两只股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建议古普塔主动向法官认罪，因为跟美国政府打官司的成本太高昂，而且一旦被判有罪的话，他还要面临比正常情况更长的刑期。但古普塔从来没有考虑过向法官认罪。他强烈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而且还非常乐观，认为自己一定会赢得官司。从一开始，古普塔的辩护律师纳夫塔利斯就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证据如此缺乏的案子。现在，在熬过长达两年的政府调查之后，古普塔终于有机会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了。

新的指控

2011年10月，政府部门第一次向古普塔提起诉讼，到现在，案子越搞越大。2012年2月，政府部门又披露了一项新的指控，内容是2007年3月，古普塔竟然是从帆船集团的办公室打出的电话，参加高盛审计委员会的电话会议。在这次电话会议上，审计委员会向各位董事预告了高盛集团当年第一季度的收入情况，这些信息是准备在第二天对外公布的。在古普塔挂断电话的25分钟之后，帆船集团便买入了总价值约7000万美元的高盛集团股票。

这项新指控看上去似乎击中了古普塔防线的内核。那个时候，古普塔的律师一直在忙于应付美国检察官关于2008年秋天古普塔参与内幕交易的指控。古普塔的律师认为这个指控不成立，因为2008年秋天的时候，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因为1000万美元的投资损失而争论不休。但在2007年3月的时候，古普塔却在用帆船集团的电话，优哉地参加高盛集团的电话会议，而且还在会议上听到了如此机密的内幕消息。这表明，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是关系非常亲密的商业合作伙伴。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指控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早在2011年，当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讨论高盛集团董事会会议内容的录音电话公布出去后，麦肯锡及公司的合伙人便开始攻击古普塔。古普塔曾经在家里招待过的一些老朋友，甚至包括他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孩子的老朋友，都跟他断了联系。

最让人伤心的背叛是阿迪尔·扎依努尔巴依（AdilZainulbhai），他是麦肯锡印度办事处的负责人，当他们同在芝加哥的时候，古普塔还曾经教导过他。古普塔将扎依努尔巴依的每个孩子都推荐上了芝加哥大学，因为他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校董，随后，他还帮助这些孩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找到了工作。然而，当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电话录音公布后，扎依努尔巴依竟然迅速就给其客户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声明古普塔与公司不再有任何关系，而且早在多年前他就不是参与管理的合伙人了。麦肯锡也很快对外表示，古普塔与曾经担任过3届公司全球董事总经理一职的古普塔没有关系。他与他的继任者伊恩·戴维斯有过一次会谈，但持续时间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在会谈中，古普塔得知，麦肯锡准备取消给他的所有福利，即不再为他提供秘书服务和手机。古普塔甚至被移出了麦肯锡公司的通信录。古普塔感到彻底绝望了，他跟朋友们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他为麦肯锡所付出的30年的辛苦努力，就在这样一个简短的会晤过后，全都烟消云散了。

“在那段时间里，你慢慢就会知道，谁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古普塔在邮件里面这样写道。古普塔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前同事也同样有被他背叛的感觉。尽管古普塔的行为很糟糕，但更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悔过的意思。

在美籍印度人圈中，一开始，大家对古普塔的同情要比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人正在悄悄改变立场。2011年年初，古普塔的朋友在网上发起了一场支持古普塔的签名运动，著名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同时也是印度理工学院的知名校友，要求网站的组织者不要再用他的名字。因为科斯拉觉得古普塔的行为，给在美的印度人抹黑了，古普塔对此感到很难过。

除了专业人士让古普塔蒙羞之外，他在法律方面也遇到了不少挫折。5月16日，主持古普塔一案审理工作的联邦法官杰德·拉科夫说，他准备让陪审团听一下拉贾拉特南和他手下之间的3条电话录音，这3条电话录音可能是指控他们犯罪的重要证据。古普塔的律师认为这些电话录音应该是不能被采纳的传闻性质的证据。不过，拉科夫法官支持政府部门的提议，他认为这些电话录音是可以采信的，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共谋者在内幕交易计划中的沟通和交流。这一决定对古普塔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

虽然即将迎来人生中最大的挑战，但古普塔却显得格外平静与镇定。“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五，对我的审判将从5月21日，即星期一开始。此刻，我坐在办公室，回顾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事情，我思绪万千。这一次是对我的考验，我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应对挑战，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会坦然地面对和接受。我知道，我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法庭最终会证明我是无辜的。”

就在同一个法庭，曾经审理过很多大佬的案件，他们的名字每一个都那么耀眼，这些人包括玛莎·史都华、伯纳德·麦道夫和伯纳德·埃伯斯（BernieEbbers），这一次，法庭审理的是美国政府诉拉贾特·古普塔案。在最近的审判记忆中，这是让人心里最难受的一次开庭。站在法庭上的双方是曾经亲密的战友，一个角落里站着的是古普塔，曾经担任过3届麦肯锡董事总经理，站在另一个角落里的是高盛集团。两者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的尊重。在审判前的几个月里，古普塔便再也不信任高盛集团，对布兰克费恩表示出极大的蔑视。2011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古普塔提起行政诉讼，2011年10月26日，联邦法院驳回了这一行政诉讼，也就是在同一天，执法部门对古普塔提起了犯罪指控，2012年2月24日，布兰克费恩在他的律师的陪同下，来到克莱默·莱文（KramerLevin）律师事务所，在纳夫塔利斯的主导下宣誓做证，做证的案子就是执法部门对古普塔提起的犯罪指控。当布兰克费恩来到会议室的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坐在他面前的就是高盛集团曾经的董事会成员，拉贾特·古普塔。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但不同寻常的是，古普塔在会议室坐了9个小时，一直倾听着布兰克费恩的证词。

尽管古普塔案是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决，但从一开始，大家就都很清楚，不折不挠的联邦法官拉科夫才是法庭上真正的主宰者。谁也不可能回避争论，当律师的辩护偏离主题时，拉科夫法官会及时介入，让辩护回到中心事件上，如果证人做证时表达不清楚，或者结结巴巴，拉科夫法官就会把证人的意思清晰地重复一遍。看到法庭上的唇枪舌剑，他很享受，而且偶尔还会用他诙谐的方式对陪审团调侃一番。

在第一天开庭的时候，里德·布罗茨基站起来发言，作为主审法官的拉科夫调侃他说：“你看起来比拿破仑高不少啊。”法庭上顿时笑声一片。当天早上，《华尔街日报》将布罗茨基描述成面带稚气、满头黑发、身高近1.8米、来自纽约长岛的“拿破仑”，因为他在拉贾拉特南案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法庭判决拉贾拉特南有罪。

拉科夫法官和古普塔的辩护律师纳夫塔利斯两人是老朋友，在法庭上，两人也会经常开玩笑，有些玩笑还很经典。在纳夫塔利斯开始辩护前，布罗茨基力图要求纳夫塔利斯的发言不要过多地强调古普塔所做的慈善活动。纳夫塔利斯原本是想留点余地，详细地向法庭解释一下古普塔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化解检察官贴给古普塔的“假慈善的卫道士”这个标签。

“法官大人，有一点务必要说清楚，纳夫塔利斯不应该提到艾滋病、疟疾或者肺结核这样的字眼。”布罗茨基说。“或者黑死病？”拉科夫法官反问说。“或者坏血症？”纳夫塔利斯紧跟着反问。此刻，连之前一直面无表情的古普塔都笑了起来。

在人数规模庞大、俱乐部制的纽约律师协会，知名而又有能量的律师大都与法官的关系不错，这种现象很普遍，纳夫塔利斯与拉科夫法官相识多年，关系一直不错，这也不是什么秘密。1973年，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拉科夫法官便进入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同时，他还从伦敦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获得了印度历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当时，纳夫塔利斯还是刑事犯罪部门的副主管，正好是拉科夫的上司。纳夫塔利斯和拉科夫在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共事过一年。1974年，纳夫塔利斯离开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但是从那时起，他跟拉科夫法官就成为朋友了。2009年，拉科夫法官还为纳夫塔利斯其中的一个儿子主持过婚礼，他的这个儿子正好在拉科夫手下工作。

69岁的拉科夫法官头发雪白，还留着大胡子，他是审理内幕交易案件方面的行家里手。拉科夫法官会从法官、检察官和被告辩护律师等各个角度来审视案件。25年前，拉科夫曾经担任过基德尔-皮博迪公司（Kidder，Peabody&Co.）并购部门银行家马丁·西格尔（MartinSiegel）的辩护律师，这桩内幕交易案也曾轰动一时。承认自己有罪的西格尔被指控为向投机交易者伊万·博伊斯基（IvanBoesky）透露内幕消息，以获得丰厚回报。而在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内幕交易案中，古普塔从未收到拉贾拉特南给他的任何报酬，跟25年前的内幕交易案相比，这个案子显得很没劲。

下午2点的时候，由4名男性和8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到位。这个决定古普塔命运的陪审团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成员包括四年级的老师、护士，以及自由职业的美容咨询师。古普塔虽然对美国大公司的经营管理非常精通，但对法庭的流程并不是很清楚。当陪审团成员第一次走进法庭的时候，古普塔甚至都没有从椅子上起身。只有当纳夫塔利斯的同事阿兰·弗里德曼提醒他应该起身时，他才快速站立起来。当然，这样的错误，古普塔不可能再犯第二次。

在公开辩论阶段，律师们描绘出了两个大相径庭的古普塔。在古普塔的妻子安妮塔和他的4个女儿的注视下，里德·布罗茨基开始发言：“这个案子就是一桩典型的非法内幕交易案。”然后，布罗茨基指着面无表情的古普塔说：“在这个案子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内幕交易线人的拉贾特·古普塔，是如何违背自己的工作职责，滥用职权，从而帮助他的朋友在金融危机时期都能赚到大钱的。”

为了让大家相信古普塔在与拉贾拉特南交往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布罗茨基告诉陪审团说：“帆船集团赚的钱越多，古普塔和拉贾拉特南的帆船航海家基金赚的钱也就越多。古普塔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他欺骗了我们，违背了他本应承担的职责，他背叛了自己所任职的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的股东。这就是内幕交易。这就是证券欺诈。这就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在公开辩论的时候，纳夫塔利斯进行反击，他指责政府部门的这些辩护是向陪审团展示古普塔“特别修饰过的形象”。

“古普塔不是内幕交易者……他从没有过欺诈行为，他也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法庭关于他的描述并不符合事实。”纳夫塔利斯说，政府部门这次提起的诉讼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真正有效直接的证据……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内幕交易案，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古普塔从事过内幕交易。让我再次强调一遍事实。古普塔并没有从事过任何内幕交易”。既没有电话录音，也没有证人提供的可以证明古普塔提供过内幕消息的第一手证词，或者能够证明古普塔向拉贾拉特南传递过内幕消息的文件资料。“什么都没有！”纳夫塔利斯强调说，“就好像所有的证据都罢工不见了似的！”相反，政府部门提起的公诉完全建立在“投机”和“猜想”的基础上。

“在美国，我们从来都不会猜想别人有罪。”纳夫塔利斯感叹说，“即便存在犯罪，但这跟古普塔也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在这里审判古普塔真的是找错人了。”

当布罗茨基和纳夫塔利斯在前面公开辩论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桑杰·瓦德瓦坐在法庭的后面。虽然这一年瓦德瓦和他的团队比以前更加繁忙，但他还是背着双肩包，花了15分钟的时间，从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的办公室来到法庭。当检察官准备起诉古普塔时，瓦德瓦和他的同事正在准备材料，向赛克资本管理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在5月的时候，瓦德瓦和同事已经找过赛克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史蒂文·科恩，录过7个小时的证词，这只是第一步，最终赛克资本管理公司因为两桩内幕交易案不得不支付高达6.16亿美元的罚款。当赛克资本管理公司在2012年得知其可能面临内幕交易的指控时，科恩说他做得没有错。

与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巴哈拉拉检察官不一样，瓦德瓦并不担心有人会注意到他，因为很少有人认识他，当他走进公众视野的时候，也并不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不过，瓦德瓦想要在案件公开辩论阶段出场，因为他和他的同事搜集了大量的证据，在这个案件中，这些证据非常重要。在拉贾拉特南案中，政府部门只提供了一份电话录音，在那份电话录音里，古普塔可能将高盛集团董事会会议的内容泄露给了拉贾拉特南。本案的很多证据就来源于这个电话录音，在电话录音里，拉贾拉特南向他的手下吹嘘，他从某位高盛董事那里收到了非常重要的内幕消息。而古普塔的律师一直请求拉科夫法官不要采信这个“传闻式”的证据。

而巴哈拉拉在拉贾拉特南案中的开庭和闭庭的辩论环节都出现在现场，而且非常积极，但他缺席了古普塔案件的审理过程。有一次，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巴哈拉拉顺路过来。在休庭时，巴哈拉拉走到检察官席位，与其他检察官商量，此时，古普塔就一个人站在旁边。当古普塔瞟了他一眼后，巴哈拉拉又离开了检察官席位。

检方证词

5月22日，星期二，是该案证人出场做证的第一天，政府部门首先传唤的是凯伦·艾森伯格，她是拉贾拉特南的行政助理。艾森伯格贴身穿一件黑色吊带，外面套着一件亮片羊毛开衫，她走向证人席宣誓。在艾森伯格开始做证不久，她就透露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审判开始的前几天，艾森伯格找到了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拉贾拉特南认为是特别重要的联系人，因为他们的身份特别，所以，一旦这些人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拉贾拉特南就要求艾森伯格务必要找到自己，并把电话切进来。

在这个联系人名单上，古普塔就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英特尔财务部的前高管雷杰夫·戈尔斯，他也是拉贾拉特南的重要线人，并且已经承认自己有罪。

这个名单上的人还包括：布拉格·萨克斯纳、阿尼尔·库马尔，以及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德鲁肯米勒这个名字让艾森伯格印象尤为深刻，至于原因是什么，她也说不清楚；以及阿尼尔·库马尔。讽刺的是，这个笔记本是从艾森伯格那里获得的，原本是为被告方辩护服务的，最后却给政府部门帮了大忙，它向法庭证实了，古普塔与拉贾拉特南的关系远比古普塔自己宣称的要好得多。这让古普塔的处境更加艰难。

艾森伯格做证说，她记得2008年9月23日的下午，在市场收盘前10分钟，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对艾森伯格说，情况“非常紧急”，需要马上跟拉贾拉特南通话。艾森伯格说，她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知道这个人就是拉贾拉特南重要联系人名单上的一位，而且经常给拉贾拉特南打电话，但是她不知道这个人的具体姓名。她放下电话，立刻去找拉贾拉特南。拉贾拉特南很快回到办公室，关上门，跟这个人有过一番简单的电话交流。

艾森伯格证实，隔了一小会，拉贾拉特南便让他的副手加里·罗森巴赫去自己的办公室。随后，拉贾拉特南办公室的门再次关上，艾森伯格听不见他们在里面谈论什么事情。但是，当罗森巴赫走出拉贾拉特南的办公室时，他对着所有的交易席位大声喊道：“买入高盛！”艾森伯格说，她听到罗森巴赫喊了好几遍，为了强调罗森巴赫到底说的是什么，艾森伯格又说了两遍：“买入高盛！买入高盛！”

在证人出庭做证的第一天，案件审理就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艾森伯格做证结束后的几分钟里，“买入高盛！买入高盛！”这个声音一直都在这个肃穆、宏大的法庭里回荡。拉贾拉特南接完这个电话，他“笑得非常开心”，艾森伯格又补充了一句。这个小细节似乎对艾森伯格的证词并没有什么帮助，反而使其失去了可信度。

在交叉讯问阶段，善于言辞的被告方辩护律师戴维·法兰克（DavidFrankel）试图诋毁艾森伯格的证词。法兰克在成为律师之前，曾经琢磨着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法兰克能够做的顶多就是抛出艾森伯格曾经在毕业后的1年时间里，做过晚会策划者的工作。不过，法兰克成功地引出了同样在拉贾拉特南重要联系人名单上的高盛销售人员戴维·勒布（DavidLoeb），同样也在拉贾拉特南重要联系人的名单上。勒布也在政府部门的调查范围之内，检察官怀疑他向拉贾拉特南传递过英特尔、苹果和惠普集团的内幕消息。但勒布并没有面临任何指控，因为在案件审理结束之后，针对勒布的调查旋即宣布停止。2013年年初，勒布低调地从高盛集团离职。

为了证明政府部门可能“起诉错了对象”，被告方律师提出说，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可能是勒布。但艾森伯格很快便否决了这一说法。如果勒布给艾森伯格打电话，“他都会先向我问好，而且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友好”，艾森伯格回忆说。在市场收盘前，给艾森伯格打电话的这个人，说话的方式和风格跟勒布完全不一样。

戏剧性的变化仍然在继续。部分政府部门的证人，在长达3个星期的审理过程中，依次出现在法庭上。帆船集团的员工安南斯·穆尼亚柏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证词，这位曾经狂妄自大的对冲基金交易员，在2008年9月23日市场快收盘时，接到拉贾拉特南的指令，买入高盛集团的股票。当穆尼亚柏出庭做证时，他穿的是一件格子呢衬衫，下身穿着名牌牛仔裤。而帮助巴菲特完成对高盛集团优先股投资的高盛银行家拜伦·特罗特则身材修长、长相英俊，而且口齿伶俐。当特罗特出庭做证时，里面是白衬衫，外面穿着黑色的西服套装，打着领带。在纳夫塔利斯和拉科夫法官两个人你来我往的诙谐对话中，有一段特别有趣还带点荒谬的题外话，就是纳夫塔利斯调侃特罗特对巴菲特投资特征的形容。

“我觉得这个证人及检察官将沃伦·巴菲特描述成这个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投资者，并不合适，我并不赞同。”纳夫塔利斯开玩笑说。“嗯，我们可以纠正这一说法，我知道你的经纪人会强烈反对。”拉科夫法官回应道。“我们都知道，巴菲特后来做得并不是那么成功，他有点筋疲力尽了。”纳夫塔利斯说。法庭上只有少数人清楚这其中的故事，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纳夫塔利斯正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辩护律师，而所罗门兄弟公司正好陷入国债舞弊丑闻中，纳夫塔利斯曾经陪同巴菲特和另外两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高管向曼哈顿区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奥托·奥博迈耶（OttoObermaier）做情况说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奥博迈耶不起诉所罗门兄弟公司。

5月25日，审判第五天，代表政府出庭做证的证人是来自高盛董事会的威廉·乔治（WilliamGeorge）。因为约翰·布莱恩跟古普塔的私交特别好，所以，在审判开始的前几个星期，威廉·乔治代替约翰·布莱恩成为高盛董事会的证人代表。5月4日，作为古普塔案的主检察官，布罗茨基向纳夫塔利斯和他的律师团队发了一封邮件，他在邮件里面说，在4月30日的会议上，布莱恩说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在2008年10月23日的时候，通过高盛董事会电话会议，收到过高盛每股亏损2美元的消息。而在2011年的夏天，住在芝加哥的布莱恩在接受视频连线采访时，他还向布罗茨基表示，他记得在2008年秋天的高盛董事会电话会议上，布兰克费恩向他们说过高盛每股亏损2美元的事情。是布莱恩的记忆出现了偏差，还是他不愿意出庭指证他的好朋友古普塔呢？但这给公诉带来了麻烦。如果政府部门坚持让布莱恩出庭做证，那么被告方律师一定会就布莱恩前后两次不一样的回答，发起攻击。

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出现，检查机构决定让乔治代替布莱恩出庭做证，尽管乔治并不能证明他听到过布兰克费恩在董事会电话会议上，通报过高盛每股亏损2美元的事实，但是检方还是决定让乔治代替布莱恩出庭做证。每股亏损2美元，这个很关键，因为，拉贾拉特南第二天向新加坡的同事吹嘘的时候，重点强调了这一数字。不过，让乔治出庭做证的最大好处就是，他确实知道2008年10月23日，董事会电话会议上传递的是高盛出现亏损的消息。

6月1日，星期五，审判的第九天，案件中涉及的税务问题开始给古普塔的家人带来麻烦。这一天的审判，陪审团需要回避，审判是从讨论是否接受摩根大通集团的私人银行家希瑟·韦伯斯特（HeatherWebster）的笔记开始的。韦伯斯特于2008年4月跟古普塔夫妇相识。韦伯斯特的笔记是在研究古普塔在西港的海边房产会议上提出来的，她的笔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古普塔的家庭财富之巨大。当时，古普塔和他妻子共有1.34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净资产8400万美元，不可撤销的信托为3850万美元，外加1120万美元的现金和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在韦伯斯特的笔记下面是古普塔的财产规划方案，她记录道，古普塔夫妇准备将他们财产的80%捐给慈善机构。

检察机关决定采纳韦伯斯特的笔记，因为在她对古普塔家庭财务条理清晰的笔记中，她曾要求古普塔更新收入来源。在韦伯斯特当时记录的信息里，她这样写道，古普塔是“帆船国际基金的主席，帆船国际基金总规模为13亿美元，拥有15%的股份，主要投资长、短期亚洲权益类工具，可以凭借基金表现获得工资奖励”。对于检方来说，这个消息非常关键，它足以证明古普塔存在向拉贾拉特南泄露内幕消息的利益驱动，这是内幕交易案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韦伯斯特的笔记至关重要。古普塔可能没有像马丁·西格尔那样收过大量现金，但帆船集团的成功，一定会为他带来既定利益。

纳夫塔利斯强烈建议法庭不要采纳韦伯斯特的笔记作为证据，因为它会误导陪审团，放大古普塔在帆船集团所发挥的作用。古普塔与帆船集团只是达成了一些非正式的合作安排，以帆船国际基金主席一职为例，他并没有跟拉贾拉特南签订任何正式的协议。“从来就不存在任何协议，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纳夫塔利斯说。韦伯斯特笔记里面的内容，让纳夫塔利斯唯一认可的部分，就是古普塔关于财产的处置方式，他认同古普塔准备将大量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

就这一点而言，拉科夫法官为了让韦伯斯特的证词能够更加清楚，便果断介入，他问检察官布罗茨基，古普塔就任帆船国际基金主席一职，以及为帆船国际基金工作的情况是否属实。

“这两个都是客观事实。”布罗茨基回答说。“你觉得这个情节像不像科幻小说里面的故事？像，还是不像？”拉科夫法官问。布罗茨基说，古普塔要求获得20%的帆船国际基金的份额，这比拉贾拉特南一开始允诺的比例要高。这一比例问题并没有最后确认。最终，拉科夫法官裁决法庭可以采纳韦伯斯特的笔记，不过，拉科夫法官并不认同将古普塔关于财产捐献给慈善机构的记录加入证词的范畴。“从本地区白领犯罪的年度卷宗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案例，他们都希望通过向慈善机构捐款，把自己打造成受人尊敬、有权有势的社会名流。”

从审判以来，古普塔在法庭上都鲜有表情，但这一次，他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他摇摇头，握紧双手，表示顺从，并抬头向上看了看。安妮塔·古普塔在下面坐着，两个女儿坐在她身边，安妮塔低着头，然后，起身离开了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