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春秋的礼崩乐坏，天下各级的名号、实权、本分（职责）错位，僭越逆乱，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时常发生，孔子竭力主张“正名”、“克己复礼”，提倡以礼治国，深刻揭示了礼的社会政治功用在于使全体社会成员按其“名分”而有序化。孔子说：“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又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经解》）在他看来，任何进步的社会都必然有一套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管理制度，周礼试图使各种等级身份明确清晰，同时又恰当适中，所以孔子非常推崇周礼，致力于正名复礼，也就是要让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得所宜，尊卑上下恰到好处，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种理想的制度伦理状态。

孔子认为使社会有序化的途径，相比行政的、刑罚的手段，道德的、礼教的方式是最好的选择。礼治可以包含法治，但法治不能代替礼治，礼是广义的法。礼是积极的，法是消极的。道家强调自由，法家只谈律法威严，而儒家则以道德折中道法二家，以礼治为主，法治为辅，扶植自由，注重标本兼治。所以孔子说：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以行政命令引导民众，是居高临下，以法制禁令严惩不法，是威吓震慑，两者都是强制性的，虽然它们的作用迅速、有力，可以使百姓不敢冒犯，但民众内心毫无感化，不会心生愧疚。用道德来教导民众，则是人人心心相通，用礼制来齐一百姓，则是大家自觉节制，两者都是疏导性的，虽然它们起效缓慢，但能深入人心而长久有效，从内心深处对为非作歹产生厌恶羞耻，自主坚守规范而不出格。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yipindushu.com

居上位的君子只要能好礼，民众便没有不敬重的；只要能好义，民众便没有不服从的；只要能信，民众便没有不注重真诚的。政治唯有如此，天下民众都会拖家带口跑来申请入籍。这是因为“礼”能使各个阶层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得其宜，尊卑上下恰到好处，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既有等级秩序，又有和谐统一。孔子从周礼中阐释出“仁“的理念，用”仁”补充“礼”，使“礼”文化更加充实，达到新的高度。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人只有内心充满仁爱之心，礼才有实际的意义，否则只是外在形式。

仁是礼的意义所在和内在根据，礼是仁的具体规范和实现方式。“仁”正是孔子从传统礼治中挖掘出来的合理内核，是匡正社会现实的理想观念和价值准则。由礼而仁，是孔子最伟大的发明。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仁”是“礼”的根本；一个人没有仁心，所行礼仪也没有意义。孔子具体就“仁”做了大量的创新。原本的“仁”仅仅是“爱亲”，局限于自然血缘之情，同作为社会习俗和规范的“礼”有很大的差距。只有孔子将“仁”开拓出“爱人”含义，“仁”融通了“礼”，从而实现了先秦思想史的一次飞跃。如果说“礼”是外在的社会规范，那么“仁”则是内在的个体德性。

礼的变通：“鲁一变至于道”

孔子并不是国人所认为的保守顽固之人，他考量礼与时、礼与事，提出了礼的变通，即变革之道和经权之道。《礼记》记载孔子的言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礼记•中庸》）

“中庸”的观念是基于“中节”的相对观念。从礼的角度而言，“中庸”就是人的情感，人的一切举动，要致中和，发中节，所以礼会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礼必定会应时而革，因事而宜，这就是礼的变革和经权。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孔子竭力主张“克己复礼”，并对周礼做了创造性的诠释和转化，挖掘出了礼背后的仁道精神实质，仁道为新礼的变革阐释出不变的总原则，是变革之道和经权之道所在。在现今看来，古代的礼教制度有不少内容深烙着尊卑等级观念，更有许多早已过时的繁文缛节，现代的社会和国家自然不必注重这部分内容，但礼所标明的社会道德文明和个人素养，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促进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国家团结统一，使中国文化“可大可久”，成为世界唯一幸存的文明古国。从礼的变革与相通之中，查看礼的普世价值和精神实质，正是任何人类文明进展中所应当取精用宏的意义所在。

变革之道

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剧烈变革与转换的时代，随着诸侯国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蔓延，周王室原有的实力渐趋衰微，时常有诸侯越礼僭礼发生，原有的周礼不断遭到破坏，新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开始显现出来。但礼仍然还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方式，只是新礼在许多内容上与周礼迥异。也就是说，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的制度和系统被打破，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仍然需要某种制度和系统，礼只是更换了具体内容和形式，周礼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则没有改变。

人类社会必定有礼，而礼必随时代变革，但变之中仍有不变之礼的精神实质和道德原则。这一精神正是孔子所说的“道”。他所在的春秋时代，部分氏族贵族抛弃陈规，大量地开辟土地，经营商业贸易，迅速富裕壮大，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孔子清醒地认识到时代变迁的大势不可违逆，唯有顺势变革才有出路。孔子说：

礼，时为大。（《礼记•礼器》）

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

他认为齐国富有但急功近利，民众喜欢浮夸虚华，而一旦厉行变革就可以像鲁国那样注重礼教，推崇信义。鲁国虽然弱小，一旦鼎故革新，就能以仁道彪炳千秋。仁道正是任何时代的礼所不变的精神实质和道德原则。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礼也必然会演化，但是礼所体现的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不容变。孔子说：

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礼记•乐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他以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制度变迁证明了他的观点。历史演进必然有所承袭，也有所增减损益。殷礼沿袭夏礼，有所损益之处，可以考证得知。周礼因袭商礼，有所增减之处，同样可以考证获悉。将来继周礼之后的礼制也该大体可以预知。事实上，周朝之后，社会形态发生改变，礼的内容也应时而变，然而礼一直作为影响中国数千年的观念和治理方式则没有变过。

孔子正是通晓且融通夏商周三代之礼，深刻领悟其中的精髓，最终由礼而仁，从现实具体的礼制中挖掘出最为根本的仁道精神，揭示出了新礼的变革之道。孔子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不仁”，在于违背了礼的精神实质。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在礼乐的玉帛、钟鼓背后是仁道精神，离开了仁的礼乐徒有其表，名不副实。孔子把“仁”的观念引入“礼”中，改变“旧礼”的形式主义缺陷，去除其中的“不仁”，通过名至实归的正名，树立包含“仁”这一精神实质的“新礼”，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礼教回归，重新平定天下秩序。总之，礼虽然随时俗变迁，但礼的根本则从不变换。

经权之道

礼是适宜于履行的，合于道理的，体乎人情的，所以礼除了会应时而变，还要因事而变，这就是礼的经权之道。它强调了事情的相对性，也即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孔子说：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

“可与立，未可与权”中的“立”与“权”，就是指对于礼与事的变通。“立”是“立于礼”（《论语•泰伯》），“权”是权衡轻重。处于非常巨变之中，先权衡事情的轻重，而后明白礼义之正。但如果不是对礼义精纯娴熟，就不可能做到恰当的“权”，而自称识时达变，借口权变，实际上是小人之无忌惮，所以孔子说可以一同守礼强立不变的人，未必能与他一道权衡轻重，共度时变艰难。

礼的实质道义高于礼的形式规定，这就是经权之道所在。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之德就是平实之德，非至高难能，但一般民众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太久了。《礼记》专门记载孔子及弟子们对礼的探讨，其中就有这样的话：

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记•礼运》）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

礼源自于仁德理念、义德准则、人道精神，在圣人制定礼之前，就先有礼的精神实质，所以通晓了礼的精神实质就懂得经权之道，而不必拘泥于礼的规范。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地形、气候、民风、习俗，传播礼仪教化，完全可以视情况，“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此平实的作风和涵养，即是中庸之德，礼才能真正得到落实。

孟子继承孔子的理念，也反对仁者死守形式化的礼而不通中庸之德、经权之道。孟子认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下》）如果形式上的礼违背了礼的仁道实质，就按礼的精神实质去做。如果旧礼不合时宜，就应该否定它，改革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则授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礼规定非夫妇关系的成年男女，不得私下有相互情感上的给予和接受，以及直接的身体亲密接触，但当姑嫂溺水时，就不必死守这种礼节，而当遵照礼的仁义本质，施以援手积极救助，这就是经权之道。孟子还说：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对礼的执中守一，就是懂得经权之道，坚持礼的中道，维护礼的本质。杨朱自私自利，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执仁义的另一端；墨子兼爱非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即使头破血流都要为之，也是持仁义的一偏。子莫持折中的立场，已经非常接近“中庸之道”了，但如果万事只讲折中，不懂经权变通之道，还不是真正的“中道”。杨朱、墨子、子莫都是执着于一点，而不通权变，废弃了事情的诸多方面，也还是一偏，不是“中道”，三者都有损于道义而不可取。自私自利、道德的高标准与无原则的折中，都无益于道德的实施。守礼也是如此，臣对君尽礼之忠，君对臣行礼之仁，双方是对等的，即所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所以伯夷面临治世则入世进言，遭逢乱世则退隐山林，被称为“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旧礼不合时宜，“有故而去”。

礼的变通，不论是考量礼与时的变革之道，还是权衡礼与事的经权之道，都要依赖“是非之心”，需要“四基德”的智德，才能进行分辨，所以非常看重礼之变通的孟子，在仁义礼诸德之后加上了智德，这也是从孔子到孟荀，再到董子以及宋明诸儒都非常强调为学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