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日本人叫上野一郎,他把组织分成几种不同的形态,一种叫做枪型的,一种叫做火箭型的,一种叫做神风型的。枪型、火箭型我们都容易接受,神风型似乎日本味道太浓厚,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把组织分成枪型组织、火箭型组织、树状组织。
枪型组织。如果一个组织完全像军队一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让一个人把枪举起来他就举起来,让他装子弹他就装子弹,让他扣扳机他就扣扳机,没有太复杂的东西,这种组织就是枪型组织。这种组织形式适合小规模经营,一个老板带几个伙计,你叫他东就东,叫他西就西,没有太复杂的事情,也不需要分成很多部门。枪型组织的一个特色就是方便独裁,一个人照顾得了,那你就全面负责任。当企业的规模还小的时候,它是相当有效的,只要老板的判断很准确,这个企业就会做得很好。但是企业慢慢成功,规模变大后,这种形式就会变成企业的致命伤。可见组织到了某一个程度,就要适当地改变。如果企业的规模慢慢大了以后,老板还是样样独裁,就会造成判断的错误,使得企业蒙受很大的损失。
火箭型组织。打枪时扣一下扳机,一个子弹就出去了,如果瞄不准,这个子弹就浪费了。而火箭只要把目标设定以后,就会自动去追踪这个目标。这就是火箭型组织和枪型组织的区别。所以时代进步,教育程度提高以后,大家越来越讨厌什么事情都规定得死死的,什么事情都要按照固定的方法去做,因此我们就想到要发挥员工的创造力。既然要发挥创造力,就要像火箭那样,设定一个目标,让员工自动去修正,自动朝目标去努力。只要决定最后的期限,把目标明确化,同时把自由决定的幅度稍微扩大一点,使大家不受约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自己管好自己,另一方面又能够命中目标,这叫做目标管理。目标管理配合火箭型的组织刚刚好,如果一方面要实施目标管理,而另一方面又用枪型的组织,那就矛盾了。火箭型的组织比较符合人性的需求,同时也比较适合大规模的企业,适合现在比较民主的社会风气。
但是我们也一再认为,我们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就是组织像树一样,我们把它叫做树状的组织。一棵树,树根埋在地下,树干就是一个总目标,树根支持树干,树干支持枝叶发展。中国人最喜欢听的一句话是,“你放心去做,我大力支持你”。如果说“你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他听着就懒洋洋的。“我给你一个范围,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不能超过这个范围”,他也是爱听不听的。可见我们的民族性还是喜欢自由发展,我们给他水分,给他养分,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自己去发展比较好。 枪型组织是有一个目标,你装子弹然后去瞄准,打得准打不准谁也不知道。而火箭型组织是自动去追踪目标,但是它不能自动决定目标。而我们的树状组织不但要制定目标,而且要创造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方法,这些都能让员工自动自发。 这种组织常常要调整。如果你问一家企业有没有组织结构对方一定说有,只不过当他把组织结构给你看的时候,一定加上一句话:“这个是旧的,新的正在印。”这就表示企业会时常调整。 神通电脑企业的董事长苗丰强说,一般人常常认为一个大型的企业只要分层负责,使其运作流程化、组织制度化,就是很好的管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管理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组织不断在变,没有办法用一种模式来套用。苗董事长这番话就体现了中国式管理的变动精神。电脑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已经大大缩短,生产变动的产品,其组织非变动不可,不调整就没有办法应对环境的变化。 当初和正大企业的创办人陈永泰先生一起创业的张创维先生,对组织方面有一些特别的看法,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章程应该像磁铁放在铁板上一样,表面上看它是粘得牢牢的,实际上它是可以变动的。所以常常变动不应该反映在企业的章程上面。张创维先生说,为了适应局势的变动,企业的组织应该弹性化,不要使原定的编制系统成为局势变动以后所产生的新系统的限制。你把它固定下来,但是内外环境已经变了,若还坚持用原来的编制,那就是自我限制。同时他还主张,景气的时候要采取守式,不景气的时候要采取攻式。这句话我跟很多人探讨,大家都有同感。当不景气的时候,我们知道下一拨景气快要来了,这时候好好地用人,好好地培训,好好地把实力培养起来,等到形势好起来的时候就赶上去。相反景气的时候,知道景气的形势快要完了,因此要守一守,才不会形成盲目的扩充。 企业不要有硬性的组织,应该针对业务的需要来机动地调整,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声宝企业的创办人陈茂榜先生对组织有很独到的看法。他认为现代化的组织是一个有机体,各级主管一定要协调自己的下属努力去达成整体的目标。他说,如果在项羽和刘邦两个人里面选一个当管理者,他宁愿选刘邦而不选项羽。因为项羽很有主张,刚愎自用,所有人只会听他的话而发挥不了自己的力量。相反的,刘邦会广泛征求别人的意见,而且他很会指导,很会教育,使得手下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聪明才智,他的团结力反而比项羽强。陈茂榜一直主张朝令夕改,这与一般人的想法相反,我们通常认为朝令夕改是错误的。但陈茂榜说,既然组织是动态的,就不能墨守成规,既然要随时修正,为什么早上讲的下午不能改呢?所以一个组织要使成员能够协同一致,能够互助合作,不但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有弹性,命令也要随时视实际的需要更改,才不会死守那个失去时效的命令。 味丹企业是一家人情味比较浓厚的企业。我们常说,中国因为人情味太重,所以没有办法精简人力,人力的包袱就会越来越重。味丹既然讲人情味,历史又久,所以它在精简人力方面一定是吃亏的。可是,精简人力,是不是要把老人通通去掉呢?味丹企业的做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感谢这些老功臣,另一方面借助他们丰富的经验,把这些老功臣编组,一天24小时分三班,让他们轮流去巡视全厂。他们没有固定的职责,只是轮到的时候,就到厂里面走走看看,任何事情都可以记下来向总经理报告,但他们不可以去指挥现场,不可以去干预现场,不可以去批评现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他们走到哪里,看到不对劲的地方,不讲话,记下来,马上向总经理反映,总经理很快来处理。这样的话,现场的人不会恼羞成怒,而总经理又可以很快了解现场状况,这是非常好的做法。 味丹企业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家族企业,它很真诚地照顾员工,而又能够重视这些老干部,所以经营绩效一直都很好。 归根到底,无论采用哪一种形态,组织都是少数人愚弄多数人的工具。组织虽然在概念上涵盖了全部的人,所有组织的成员都是组织的一分子,彼此是平等的。但这句话只是讲得好听而已,而实际上组织是一群具有不同角色功能的人,为了实现目标而结合,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某些少数的人,甚至单独一个人的能力和风格造成的。组织是由少数人带动的。如果一个人强有力,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整个企业的风格改变过来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少数人的力量。组织有排他性,我们把是组织的人招进来,把不是组织的人赶出去。比如企业里面有一个游泳池,有几个人动脑筋,设一个早泳会,他们一来,就把场地霸占,不允许别人进来。其实这是企业的游泳池,可是组织一个小团体后,就把其他人排斥出去了。所以,组织是一方面保护自己人,另一方面排斥外人。 一个组织如果不能让多数人来接受少数人的支配,就产生不出组织力。少数人如果用强制的方法,说“你不听我的,我就要如何如何”,那就是专制。如果少数人用互动的方式,“我说我的意见,你很乐意听就照我说的做,你不乐意听也没有办法”,这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到最后也是少数人去带动多数人。 我们要注意,多数人一定要交付一些自由让这些少数人去支配,这样才会产生组织力。换句话说,我如果始终不听主管的话,那主管怎么去领导?既然我认定你是我的主管,我就把我的自由交付给你一点,你支配我就接受,这样才能产生组织力。 最后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组织过分庞大的结果是很容易变成形式化,形式化到最后就是官僚化,同时也没有人情味,这样就不合人性。待组织越来越庞大的时候,我们相反的要注意人性化。所谓人性化就是要有一点人情味,不然组织到最后一定僵化掉。我们一定要明白,员工完全依赖企业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企业和员工是互相依赖的,企业需要员工,员工也需要企业。所以我建议组织尽量地把部门变小,部门小大家才会认识,常常有一些互动,你了解我,我了解你,这样才会有人情味。 第二,现在的企业文化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单纯,现在的员工除了争取自己的权益以外,还有很大的兴趣参与很多企业的事务,尤其中国人什么事情都要参与,不参与就好像被冷落。现在的人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不像以前的人沉默不语,已经忘记了“先说先死”的道理,可能会忍耐不住,就会有话直说。这样的人到底是很勇敢还是很愚蠢,我分不清楚。我们有太多勇敢的人,有话就要说,所以企业现在用权用组织来统治他,恐怕没有太大效率,而且会引起很强烈的报复。我们越来越主张一切好商量,不管什么组织,维持一切好商量的气氛比较好。 第三,参与是发展组织最有效的动力,员工参与的程度就是企业成长的晴雨表,大家越参与,企业成长越快。但是参与不可以采用硬性的规定,硬性规定不参与就要重罚,这是没有用的。 做到参与、团结、合作、协调,企业一定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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