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也各有不一样的教养观念。但是，出于避免子女利用父母之间的差异养成投机取巧的习惯起见，父母双方在子女面前，最好采取共同的教养方法，尽量表现出一致性。

首先，父母必须商量决定，要建立哪一种关系。是个人参与式的，还是家庭参与式的，或是个人参与和家庭参与并重式的亲子关系？因为不同的亲子关系，有赖于不一样的教养方法。企求个人参与和家庭参与兼顾并重，父母必须研拟一套适当有效的教养方法。当然，方法正确，未必就能教养出预期的子女。但是，方法不正确，一定不能教养出优秀的子女，这一点毋庸置疑。

说起方法，一般人认为可以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又是什么道理？古代圣哲，早已归纳出一条道理，那就是：持经达权，或者称为持经达变。“经”为不变的法则，“权”或“变”即为权宜应变。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历史，却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便是这一套持经达权的方法。中华民族屡次与外来民族互动，不断地接受、包容外来文化，但不会动摇自己的根本，始终保持特有的本色，便是有不变的原则而又不断地权宜应变，发扬持续中有变化、变化中有持续的精神导致的结果。所以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不断地继旧开新，且生生不息。也正因如此，西方人感慨他们的文化是不连续的，我们的文化却能够连续不断。

五千年来，我们虽然历经各种演变，却始终能够一以贯之，保持中华文化于战乱之中，主要的原因便是这一套持经达变的方法使我们坚持以不变应万变，在有所变（权）和有所不变（经）之中，做到一方面持续中有变化，一方面则变化中有持续。但是，现代中国人对“经”的认识和实践已经大不如昔。面对西风洋雨的侵袭，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仍然保持持经达变的原则来延续往日的道统，值得我们警惕。因为不变的守则，一旦不能坚持，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的原貌，接受外来文明的同化。对于知西不知中的人士，固然如此；对于不知西也不知中的人士，更是难以摆脱迷失自己的命运了。

“经”是不能够轻易加以改变的，父母的“经”，最好由双方商议决定，并且坚定不移。子女就算受到其他亲属或友人的影响，也改变不了父母所订立的“经”。

人有差异，却也具有共同的人性。这个共性的部分，需要共同的生活法则，这属于不可变的“经”。各人特有的差异应该顺其自然，使其自由发展，形成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这属于可变的“权”。“经”就是限，而权宜应变，要以爱来包容。如此有限也有爱，便是教养子女的最佳方式，即以共同的、不可变的生活法则，经由外来的他律变成内发的自律，各人顺着不一样的个别差异，自由地在家人的爱心中发展。虽然是一家人，也可以保持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大同小异，并不一定要求百分之百的一致性，才是最符合人性的持经达权。把变与不变合起来想而不分开来看，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可惜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自信心低落，不敢说什么经常不变的原则，一句求新求变，竟然就把如此可贵的方法彻底破坏了。一个不能“持经”的民族，遇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很不容易产生同化的功能，反而有被同化的危险。

有些父母喜欢道听途说，于是就改变了原有的教养方法。请问这种没有原则的变动，子女怎么能够适应？而家风又如何延续？俗语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便是这一家的基本生活法则，属于不可变的根本大法，即使难念，也必须照念。否则难念就不念，遇到困难便放弃，岂不是随波逐流，把基础都毁掉了，当然难以延续下去。变到失去根本，那就是忘本。那样中华民族的特质，也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丧失殆尽。好比一家的某一代把那本难念的经放弃了，家风就在这一代人的疏忽或不能坚持中断送掉了。

决定要建立哪一种亲子关系

亲子关系的三大种类

法国哲学家孔德（Comte）提出“三世说”（Law of Three Stages），把人类的精神进化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代人民智识幼稚，用神的意旨来解释宇宙万象，形成神本位思想，所以称为神学世；由于神本位思想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哲学家才应运而生，用哲学的概念来解释宇宙万象，即为哲学世；科学发达以后，大家更容易接受科学的实践证明，于是通过科学来解释宇宙人生的问题，便进入科学世。哲学家和科学家，尽量摆脱神本位的观点，逐渐以人本和物本为主，形成人本位和物本位思想。

希腊神话是西方神本位思想的源头。从古代希腊延续到公元十五世纪，称为中世纪哲学时期。神本位思想主宰一切文化，认为人间的所有事物都是上帝的恩赐。西方人承认上帝造人的故事，便是神本位思想的证明。上帝创造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只需要对上帝负责，对其他的人只有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西方的亲子关系受到神本位思想的影响。父母子女都是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彼此具有平等的地位。子女可以直呼父母的名字，不需要有什么忌讳。仿效神对人实施戒律，人与人之间重视契约。亲子关系只是权利义务，法律明文规定，彼此依法而行，否则就会被起诉。

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所有的神明，都是人封的。《封神榜》中的姜子牙，所封的神最多。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主义，使我们很早就由神本位进入人本位，这比西方哲学早了一千多年。

我们的亲子关系，同样以人为本，重视“父父、子子”的正名。夫妻的感情加上亲子的血缘，逐渐由亲情走向伦理，并以孝道为核心思想，一方面巩固了家庭的延续，一方面也广泛地影响到社会、政治和经济。

我们的伦理道德很早就记载在经书之中，然而经书的文字因为时代久远，加上文体艰深，不容易了解。白话文运动之后，除非受过多年的训练，否则大家对经书实在难以看懂。唐宋以后，对四书五经通过考试来加以宣扬，但是教育并不普及，大部分人是文盲，根本无法阅读圣贤书。对于古圣先贤的道理，不能系统地深入学习，实在非常可惜。

中国经书里，包含着十分宝贵的道理，由于种种限制，未能在自己国家广为传播，却于十三世纪时，借由中西交通的开辟而传入欧洲。1275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元世祖授以官职，马可•波罗在华居留二十年才返回罗马。他的著作《东方见闻录》，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的影响。明神宗时，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7年来到南京，1601年在北京建立教堂。明熹宗时，德国人汤若望（Joanne Adam Schall Von Bell）入仕为翰林，后来担任清朝的钦天监，并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儒家哲学，引起非常热烈的讨论。欧洲人把它称为“思想上的中国事件”，对中国哲学开创之早，伦理道德体系之完美，表示十分惊讶。1707年英法两国的教会开始流传中华思想，备受社会各界的重视。德国哲学界对宇宙论、人生论的观点也深受儒家的启示。十七世纪末叶，鉴于中国伦理道德哲学的特殊表现，西方人誉其为“其他民族所不及”，一度掀起崇拜中国思想的狂潮。法国哲学家笛卡尔（Descartes）曾说：“法国有聪明人，中国有许多聪明人。”哲学家福尔德（Fuld）更明白指出“欧洲对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应该模仿”，他供奉孔子，天天敬拜，感叹“我们不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近代欧洲哲学的实证论、实验论以及道德哲学，无不直接、间接受到儒家实践哲学、伦理精神的重大影响。

反观我们自己，长久以来，由于考试领导教学，致使教的人“食古不化”，不敢有所变动，而学的人又“不求甚解”，只求考得高分。各种用意良善的道理，不是被扭曲，便是遭误解。以讹传讹的结果，就是弄得这些道理十分僵化，并丧失了原有的弹性。这么好的三代同堂构想，却被搞得藏污纳垢，不堪入目。譬如有《孝经》而没有《慈经》，被解释为重孝轻慈；祖先崇拜被指认为多属迷信；而夫妻有别，也被曲解为夫权至上，重男轻女。

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由于国力强盛，导致许多国家盲目跟着美国走。学术界人士，经常以美国标准来评鉴各地的文化。最不可思议的便是认定美国为个人主义社会，中国则为集体主义社会，并且推定中国社会的必然趋势是由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其实，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主义社会，也不是集体主义社会，却是十分独特的交互主义社会。何况中国社会，到目前为止，凡是个人主义浓厚的，大多人际关系不好，时常存在沟通不良的遗憾。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有待于我们的反省和努力。当然，我们不可能复古，因为中国人善变，不可能恢复从前的模样。而食古不化与不求甚解，也不是什么好心态，必须加以扬弃，才能够辞旧迎新。

请问：您喜欢您的子女没大没小，直接喊叫您的名字吗？您喜欢您的子女，到了十八岁，就要独立自主，不是到远地求学，便是自己搬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吗？您喜欢将来儿子结婚时，不发请帖给您，将您气得要到法院控告他吗？您喜欢子女一直等到结婚前夕才告知这个讯息给您吗？您喜欢孤零零地出生又孤零零地离开人世吗？您喜欢亲子之间讲求权利义务，像朋友一样各自独立吗？您喜欢子女长大成人以后，各自东西，不回头奉养年老的父母吗？

相信有些人看到这里，会十分无奈地回答：喜欢又怎样？不喜欢又如何？一副潮流如此谁能抵抗的无助感，令人伤心。社会上只要有一位好人，通常就会出现九十九个坏人。这位好人，只要坚定信心，力道够大，一定可以胜过那九十九个坏人，产生中流砥柱的宏大力量。少数服从多数，在这里可以获得相反的证明。可惜大多数人不明此理，还没有尽力，就宣布放弃了。

最根本的原因，是“二分法”思维在作祟。很多人一听到上面的问题，便掉入二分法的陷阱。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一定要分大小？当今网络时代，网络上人人平等，怎么分大小？子女不独立，难道要一辈子依赖父母，永远长不大？儿子结婚，为什么一定要由父母主持？现在结婚典礼中，儿子说的话，有的比父亲还要多，让儿子当主角，有什么不好？哪一位仁兄大姐，不是孤零零地出生，又孤单寂寞地走掉？为什么要讲排场，虚华浪费？父子像朋友，有什么不好？权利义务讲清楚，总比大家和稀泥，在那里乱混，要少生气。

二分法思想果真害人，非A即B，是非分明，却又走向极端，非常不切实际。没大没小，并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要分大小。有时候分大小，有时候不分大小，不是很好吗？只要不分大小的时候，心里明白：这是权宜之计。表面上不分大小，心里头还是有大有小。换句话说，站在分大小的立场来不分大小，不是十分艺术吗？何况网络伦理，一直是大家重视的问题，不会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便放手不管。子女不独立，根本不可能。这是迟早的问题，并不是能不能、要不要所能够避免的。中国人擅长三分法思维，不独立包含独立。站在不独立的立场来独立，才不致独立到伤害父母的感情，不是很好吗？儿子结婚，当然是儿子的事情。这种道理，古圣先贤岂能不知？只是儿子的事情，父母不管，那就是儿子的个人参与，父母出面，就变成家庭参与。儿子在这种场合，最聪明的表现，其实是只笑不说话，给大家留下良好的印象，日后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一开口，有人欢喜，也就有人不高兴，为什么要找自己的麻烦？

人当然是孤零零地出生，就算双胞胎、多胞胎，也是各人顾自己，各奔前程，谁也顾不了谁。人当然免不了孤单寂寞地走，当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对天发重誓，要同年同月同日死，结果还不是有先有后？但是，即使如此，中国人的花样很多，照样可以弄得热热闹闹、风风光光。诞生时就和父母睡在一起，死亡时也有很多仪式。只要不打肿脸充胖子，借债铺张，也不过分奢华，有什么不好？三分法的思维，答案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合理就好。亲子关系也不例外，真的是合理就好。

大致说来，西方家庭偏重朋友关系，重诚信，讲义气，彼此相处也很客气。如果志同道合一条心，当然其乐融融。万一各怀异心，意见不一样，也很容易各自离散，并没有深厚的亲情。这种主张，属于感情主义。西方人家庭，充满了I love you的呼喊。一旦听不到这种声音，那就各自东西，不再是一家人了。父母子女呈现朋友关系，子女多了一对年纪大的朋友，却失去了父母；父母多了一对年纪轻的忘年之交，却不必对子女负起责任。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之外，其余的都不关父母的事。

过去，我们重视血缘关系，认为子女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胳臂就应该向内弯。大家都以家庭为重，不应该自私自利。讲求家庭参与，任何人在外，都代表整个家庭的体面，不允许有所败坏。有人受到伤害，全家人团结一致，非讨回公道不可。重伦理、讲和气，一家人和睦又融洽，愉快地享受天伦之乐。如果成为世家，那就更加神气，把势力延伸到政治领域，夸口“帝力于我何有哉”！一般民众，就算不是世家，完粮纳税之后，仍然关起门来，跷起二郎腿，一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自在得意模样，成为中国人十分向往的景象。一生辛苦努力，到了老年还不能含饴弄孙、关起门来当皇帝，又有什么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