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识人、用人方面都很有成就。所谓“识人”就是知人,“用人”也就是善任。郭嵩焘为他作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材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俞樾称他“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左宗棠则为他写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而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从这些评价中不难看出,说曾国藩
“识人用人皆有成”一点也不为过。
其实作为领导,真的只需做好“识人用人”这四个字就够了,其他都不是你的事。可是现在如果你在台湾当“交通部长”,别人还会质询你“台湾最快的火车是什么?”你还得回答,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我当“交通部长”,不管谁质询我台湾最快的火车是什么,我肯定会说:“这个问题请你问‘铁路局长’,那是他的事。”但是没有人敢说这种话,因为我们现在的标准、原则就不对,所以乱成一团。你如果说这种话,社会就会批评你失职,你不亲民,你推卸责任,等等。职位那么高的官员,却要整天管这些芝麻大的小事情,那大事谁来管呢?就没有人管了。标准一乱,整个社会是上不了轨道的,所以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是要把观念转变过来。
一个老板只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把场子做大,让每个人都有升迁的希望;第二,让跟自己的人都有饭吃。这就够了,其他没有你的事。每个人都有份,这个份就是责任,大家都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你该做的你就去做,你不该做的就给别人做。 什么叫“有成”?千万记住,为公家做事做出成就的才能叫有成。古往今来都是一心为公的人才会留名,而为私的人,往往很快就被遗忘了。人活一世,大都希望名垂青史,流芳百世,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曾国藩的识人之乐 任何一位伟大的人物都会有受争议的地方,因为见仁见智,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坏人,那你一定是坏人,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说你是好人,你就不一定是好人。后面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好人?就是坏人一定要说你坏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好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把你当敌人,那就表示你大概没有什么分量,你如果有一点分量,就一定会有人把你当敌人。因此如果有人批评你,你也不必太介意。 对于曾国藩,有很多有争论的地方。可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一部分,是大家都一致认同和敬佩的,那就是他的眼睛很厉害,他看人很准。一个人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他都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这叫什么?这叫识人的功夫。要知道,要想炼成这个功夫,是非常不容易的。 曾国藩说他本人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很多当领导的人会出于私心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不愿提拔人才,或者至多把提拔人才、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职责或责任来履行,很少有人能有自愿提拔和培养人才的觉悟,更别说把它当成一大乐趣了。这其中的差距与具体原因,在此我们就不多加赘述了。我们这里着重要关注的是,从客观角度来讲,为何要知人?为何要识人? 一、制胜根本在人 曾国藩说:“制胜之根本,在人才不在器。”“器”就是指设备、机器或者方法、过程。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现在完全颠倒过来了,现在“重器不重人”,整天都在谈什么研发、材料、方法、制度,就是不讲人,根本完全本末倒置了。曾国藩深深感觉到,要做一番事业,单打独斗是肯定不行的,必须要有一班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拼。所以他知道,人才是很重要的。 二、先识别后培养 “要培育人才,必先识别人才。”曾国藩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活不活得久,“如果活不久还栽培他干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叫投入与产出不相符。不能太短命,可以说是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甚至产出大于投入的基本前提与保证。但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这个人值不值得培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人是不是一只“潜力股”。这个人身上必须要有能让你下决心在他身上“下注”或者投入的特质,否则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最后得不偿失了。 三、识人乃臣之责 为国识拔人才是大臣的责任。老实说,光这句话,就值得我们现代人琢磨很久。现在很多领导,如果他不打压人才,不埋没人才,就谢天谢地 了。不怕人才提拔上来之后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并出于一片公心诚心举荐,甚至还悉心培育,这就需要非凡的度量和胸怀。曾国藩既然会把“宏奖人才,诱人日进”视为君子一乐,就说明他的气度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勉强的,而是完全自愿和发自内心的。 四、识人才能用人 只有先识人,然后才能用人,因为用错人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千错万错都没有用错人严重。机器坏了还可以修,可以换,可是人一旦出问题,就会非常麻烦,并不是更换所能解决的。人是善变的,尤其人心更难捉摸,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变,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该怎样防范,怎样诱导。在这一点上,历史上最为高明的,唐太宗可以算一位。唐太宗身边有两个重要的灵魂人物,一个叫房玄龄,一个叫杜如晦。一个姓房,一个姓杜,这不就是在告诉我们要“防堵”吗?事先要预防,事后呢?事情一旦发生了就要马上围堵,不能让它再继续坏下去。 我们如果将诸葛亮和曾国藩作一下比较,就会很清楚地知道曾国藩比诸葛亮更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曾国藩培养出了很多人才,而诸葛亮却没有。诸葛亮临终的时候,阿斗派人去问他:“百年之后,谁可任大事?”他说了两个人之后,等来人再问时,“不答,众人一看,已去”。因为他“遍观诸将,无人可授”,最后只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可是曾国藩就截然不同,他培养出一大批人才,当时响当当的人才大部分都是他推荐的,李鸿章、胡林翼、第一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哪个不是他培养的?甚至左连宗棠也是他推荐的。他一看到一个人,经大致考察之后觉得可以,就会毫不保留地加以推荐,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国识别和培养栋梁之才,最终成就了中兴大业。 识人哪有那么难 那么,曾国藩是通过哪些途径,使用哪些方法学会识人的呢?总的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识人务必要先修己。曾国藩如若没有早年长时间的扎实积淀,没有常年的进德修业,提高自身修养与境界,那他断不会具备为时人乃至后人所称颂的识人用人、知人善任的上层功夫。 1.勤读史书 “勤读”不是指一遍又一遍的读。你就算读到倒背如流,也不一定有用。勤读的主要含义是要能举一反三。孔子收学生是没有地位高低、贫富贵贱这些门槛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教无类”。但是有一种人他是不要的,就是举一不能反三的人。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教一样,就只知道一样,不能触类旁通。这样的人,孔子不教,这是他的标准与原则。 有很多人说中国人很重视历史,我不赞成。中华民族虽然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重视历史。我们很重视历史意识,但是我们不重视历史,很多人根本连中国历史上的朝代顺序都记不清。因为我们很清楚,历史大部分是假的,所以不能全信,不能过于听信历史书中的说法。但是历史里面蕴藏的道理却是真的,是不会变的。试问有几个人看过《三国志》?我想肯定没几个,我们大多数人宁可看《三国演义》,也不看《三国志》。《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前者为纪传体史学名著,取材精审,对史实加以认真考订和慎重选择,而后者则是历史小说,是对历史的戏说与演绎,偏重于揭示历史事实中所蕴藏的道理与启示。 曾国藩在大量阅读史书以及思考总结的过程中,懂得了很多关于识人用人的道理。 他发现古往今来有大作为的人,才智多半只发挥了三成,有七成没得以充分利用。究其原因,可以说其领导是最大的障碍。这句话很多领导是不爱听的,但事实上,领导成为下属做事情的绊脚石的情况非常多。因为领导的干预或阻碍,下属本来想做的,不敢做;本来要做的,不让做、不能做了。可是很多领导却并不这样觉得,甚至完全浑然不觉,而且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君子会变成小人,小人也能变成君子。所以曾国藩最后得出结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者,即为君子。” “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要义。”如何选择助手?地缘、血缘、业缘都很重要,但也不能排斥外缘。湘军将帅多为湖南人,此为地缘。儿女亲家或门生故吏关系较深,此为血缘。同行业有共同目标者,即为业缘。 但是要想知人,一定要先知己。一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是没有办法知人的。知人难,知己则更加难上加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罩门(武术用语,练金钟罩、铁布衫一类外功的人,身上总会有一两处功夫练不到的地方),所以会很难完全了解自己,这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人必须努力克服的问题。 我讲中国式管理讲了这么多年,很多人就是完全不看,因为他们先入为主,认为“中国式”就是乱七八糟的。他们不看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别人没有关系,也没有谁强迫他们看。但是有些人什么都好,就是差一个“中国式”。 有一家公司,他们的老板非常好,他的下属知道他就缺“中国式”这部分的修养,所以再三跟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在他们有活动的时候过去,然后来个出其不意,和他们老板见一面,面对面地谈一谈。 还有一个人,刚从国外回来,担任着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他爸爸就跟他说:“你去跟曾教授谈一谈。”可是他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要跟我谈。我就知道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问题: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他不懂。可是我跟他讲,他却完全听不进去,结果过了三个月又回美国去了。因为他完全按他自己的那一套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他当副总,就把公文基本上都给批了,很少给总经理看,他自己心里想的是:“这是我的责任啊,我能批就批,减少你的负担这难道不好吗?”可是总经理心里想的却是:“我批公文已经批习惯了,结果你一来,连公文都不给我看了,是想把我架空吗?”所以就把他踢走了。可以这么说,凡是当老板当得很辛苦的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缺少“中国式”这一部分修养。 2.自省己过 曾国藩反省后对自己说:“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要尽量使自己不急不躁,头脑始终保持清醒才能保持安静。心急如火,性烈如马,怎能识得了人呢? “可以有傲骨,不能有傲气。”否则盛气凌人,就很容易招来祸患。前面说过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也是年轻气盛,骂过很多人,因而也就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后面有十年走得异常艰辛。 “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接下来这句话尤为重要。“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所以都败得很快。看到这里,大家都要自我检讨一下,如果你家很有钱,你就要小心,你的子弟千万不能骄,如果你官做得很大,那么你的子弟就一定不能傲,否则就很容易出事。因为骄傲、爱自夸的人通常都比较急功近利,自夸最后对自己不会有好处,骄傲自满还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难。 “祸从口出,必须慎言”,几乎所有的祸患都是我们自己所说的话招来的,因此说话必须非常谨慎,无论行还是言,都需要三思。 “凡做一事,便要全副精神专注,首尾不懈。”专注是成功的必备品质,有专注,才会有效率。做事最忌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只有首尾不懈、一气呵成,才能快速达到目标。“人而无恒,终生一无所成。”理想、抱负,其实很多人都有。但是大部分人的梦想最终往往都化为了泡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恒心。笑到最后,最终获得成功的人通常不是一开始最有优势的人,而往往是持之以恒,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但是要做到保持恒心、坚持不懈,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这也只能靠自己,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君子最忌懦弱无刚。为人刚强倔强,做事有原则者,才易受人信赖。但又不可过刚,过于刚强就是刚愎自用了,而刚愎自用的人是不讨人喜欢,也难以有进步的。所以必须把握好这其中的度,尽量做到刚柔相济才行。 对人对事对物,为求更好的生存发展,都需要更多思虑。这里我不用“思考”,而用“思虑”。现代人都喜欢用思考,“考”跟“虑”有什么不同呢?考虑、考虑,“考”是没有心的,“虑”是有心的。做任何事情,一定要用心,不用心是难以成功的。 此外,还要学会忍耐,但是有一点必须清楚,并不是一味忍耐、无底线地忍耐,而是该忍则忍,不该忍则不忍。凡事都有限度,对于这点,自己要心中有数。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认识你的人,一种是不认识你的人。如果一个人认识你,他还看不起你,还不能接受你,那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大家没有缘分,那就各走各的路,各自没有一点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你,他批评谁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嘴巴长在他身上,他爱怎么讲是他的事,你就让他批评好了,你根本不用听他的。所以都跟你没有关系,那你还用介意什么呢?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修养,那么包容度就会变大,你的忍辱功也会变强。 3.识人为公 最后一点,一切为公,所谓“识人为己用,不如为公用”。“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会来投入某个阵营,都是各怀“鬼”胎,各有不同的希望,各有私心的,你不能要求人没有私心,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让他为公做事情,你就同时必须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与欲望,而不是一味要求他只能为公不能为私,那是做不到的,那是唱高调。 “万人同心,生死不弃。”曾国藩要求他的军队必须“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太平军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他培养出来的很多人,最后也都做到了生死不弃,非常感人,也非常难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整个军队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而这往往与领导者独特而强烈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 看人究竟看什么 左宗棠奏请朝廷下令全国大臣学习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单凭这一点,就能想见曾国藩识人知人有多高明。他的一双眼睛,具有无比的穿透力,就好比现在的X光,基本上任何人在他面前都会被一览无遗。但是他看人的功夫也是练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 1.有无独立之志 曾国藩看人首先看什么呢?看这个人有没有独立之志,在大事上是否有自主判断力,能否独当一面。而且不仅要能独当一面,还要能够聚集众人的力量。一个领导最要紧的不是自己在做事,而是要让跟自己的人都能好好做事,这点才是最关键的。 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独立之志,一个很直观的方法是看他是否听话,怎么听话,以及听话听到什么程度。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一方面说“你听话,对你是不利的”,一方面又说“你不听话,对你是有害的”。像这种话如果你听不懂,那最好就不要研究中国人的学问。一个人如果太听话,就容易变成“奴才”。你对老板服服帖帖,老板一定把你当“奴才”。所以经常有人很生气地跟我说,“我们老板怎么那么跋扈,好像我是他的奴才一样”。我就对他说:“谁叫你那么听话呢?”他说“那我就不听话”,可是不听话就叫叛逆,叛逆就要被除掉。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清楚把握其中的界限。中国人是最懂得品质管理的人,其核心就是牢牢抓住上下限,然后由此就产生三个字,叫作“差不多”。听话听到差不多,不听话不听到差不多,守规矩守到差不多。中国人在这当中找出的一条路,就叫“不真不假”。“我绝对不骗人,但是我经常不说实在话”,这是外国人根本弄不懂也弄不明白的道理。如果曾国藩不守规矩,我们就不必学他,但是如果曾国藩太守规矩,他又很可能活不到62岁就死了。有些时候如果你完全死守规矩,不懂得灵活变通,你就会无路可走,甚至只有死路一条,尤其是在与最高统治者打交道、周旋的过程中。 所以,曾国藩才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1岁,曾国藩成为大学士的时候,左宗棠也已经是总督了,但是按照清朝的惯例,总督拜见大学士的时候要自称学生,左宗棠就很不服气。他就跟曾国藩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破下例,我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自称学生?”结果曾国藩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曾国藩对别人可能不一定会有这么大的容忍度,可是他对左宗棠就不一样,就是因为他看上了左宗棠身上有一股不可动摇之气,也就是坚定的意志。 其实曾国藩自己同样也具有独立的意志。 曾国藩50岁的时候,一般来说,一个人到了50岁应该已经很成熟圆滑了,但是大家看看他是怎么表现的。当时他正带兵攻打安庆,这时候太平军把江浙一带都攻占下来了。江浙一带是最富裕,也是税收最多的地方,所以朝廷非常着急,咸丰皇帝就命曾国藩撤出安庆,保浙复苏,认为先把这个富裕的区域收回来比较要紧。但是曾国藩没有听皇帝的,他在大事上还是会坚持己见。曾国藩可以随便抗命吗?当然不可以,可是曾国藩熟读历史,所以他知道“我现在如果不先把安庆攻下来,去收复江浙是收复不了的”,什么道理?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从北方打南方比较容易,胜算比较高,而从南方去反攻北方就会非常困难,多半是会失败的,这是实际的地理条件造成的。所以他就对皇帝说,“现在要我放弃安庆去打江浙,将来最终结果是不会好的,请再给我点时间,等我把安庆打下来之后,我很快就会收复江浙”。最后结果如何?最后皇帝还是听他的了。作为臣子,要忠君当然没错,但也不能百依百顺,一味言听计从,因为最后打败仗的责任还是得由臣子来承担。 所以一个人与上级打交道,主要不是服从不服从的问题,而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坚持的问题。你坚持到最后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你怎么能不坚持呢?比如你跟老板说一个人很讲信用,老板却马上说“不可能,他肯定没信用”,然后你就点头。那么,老板一看你前后的表现,肯定会认为最没有信用的就是你,“你刚刚还说他有信用,我一说他没有信用,你就马上相信我,可见你根本就连自己都说服不了,那我怎么能相信你?”但是现在很多人就不懂这一点。我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跟老板说这个人有信用,老板也会说这个人没有信用,可是我心里清楚老板不一定知道,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去银行查过,这个人确实有信用。老板还是说: “啊,这不能完全信。”我就给他看打印出来的记录,最后他就相信我了。你要让别人相信你,你首先得自己相信自己,自己有底气,然后在这种信心下坚持,别人才可能最终被你说服。 我经常举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从外边进来就说:“啊,外面有一条蛇水桶那么粗。”如果你听了会什么反应?只要是中国人就一定会说:“哪有蛇那么粗?”那个人连忙说:“怎么没有?起码碗那么粗。”别人又说:“不可能。”他就嗫嚅道:“怎、怎么不可能?有棍子那么粗。”这样被连唬三次,最后就缩得像蚯蚓了。这就是中国人最拿手的,尤其在闲聊的时候往往更爱说大话。那你能听到什么话就信吗?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懂这些。总以为听话就好,听话可不见得好,但是也不能不听话。可是如果跟年轻人这样说,他们还是听不懂,那有什么办法?年轻人还是要深入社会多历练,慢慢去体验、去积累,进而参透其中的道理,然后才能渐渐走向成熟。所以一句话,你有几分把握,就要有几分坚持。这跟听话不听话是没有关系的。 光有志还不行,还得立对方向,要是好志向才行。其实中国人最好的志向就是为公不为私。但是有一点我需要在这里强调一下,真正自私的人都是不自私的人。为什么这么说?自私的人最后都是达不到自私的目的的,所以这里的“不自私”,不是动机上的不想自私,而是结果上的不能自私、自私不了。 2.有无过人胆识 立好志之后,还要有胆识。“要能自己拿定主意,就必须有胆识,能因时、因地、因人、因事作出合理应变。”我们今天也会谈各种“识”,比如见识、胆识、知识、常识,其实和古人讲的不太一样。古人所谓的“胆识”,包括了前面所有这些,它们合起来就是胆识,胆识是综合性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其他这些“识”,是根本谈不上有胆识的。没有知识,你敢有胆识吗?没有常识,你谈什么胆识?没有见识,你有胆识又有什么用?而且最终的考验也是“胆识”。 有胆识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行事果断,能果断决策。因此要“博采众议,不主观武断”,也“不能以自我为中心。”现代人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爱以自我为中心,动不动就说“我负责”。你负什么责?你有什么能耐负责?你现在嘴上说说,到时候人就闪了,不管也不顾了,所以说这种话是没有用的。一定要能“果敢决断,不草率、不鲁莽”。曾国藩也曾经“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他42岁在家守母丧的时候,就曾经患得患失,不肯出来率领湘军,怕出来之后别人会骂他不孝,最后差点丧失机会,不过他会这样担心也难免,也属人之常情。因此一个人不能太坚持自己,否则就叫“刚愎自用”,但是也不能太软弱,否则就是犹豫不定。怎么把握好中间的度,取得平衡,就需要自己去悟、去体会。 所以一个人当然有必要考察时机,考察当时的形势,但是最要紧的还是要有判断力。现代人的判断力是很差的,七判断八错。要想能准确判断,至少要做到“知己知彼”,方有可能“百战百胜”。 由此,想必大家也不难看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自然是“识见”,也就是合理的应变力。过度守法的民族是没有应变力的,因为法是死的,而且要修法非常困难,修法过程中会有各种势力、各种利益群体干涉。在美国或欧洲一些国家,有很多法案,讨论前是一定通过,讨论后呢?慢慢来,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不通过就是不通过,你再有理想又能有什么用?这些幕后势力当然会把他们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会去理会你所谓的理想。 3.有无持久恒心 第一,你要有意志。第二,你要有胆识。第三,你还要有恒。什么叫“有恒”?就是要专心,要长期坚持,而不能有始无终、有头无尾,有头无尾是最糟糕的,但也是最常见的。偶尔一次坚持,偶尔一次表现出应变力是很容易的,但是能长期这样做,却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把成功者与普通人区分开来的最大原因。 哪种人才合你意 什么叫“人才”?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把会赚钱的人叫人才,会打篮球的人叫人才。曾国藩却说,心存仁义、肩负重任的人,才有资格叫人才。一个人的人格表现在,他为大众做了哪些事情,而不是他为自己争了多大名誉,得了多少利益。这两个判断标准明显一个是为公,一个是为私,我想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感到羞愧,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反省的地方。对于人才,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分类,是以才德为标准的四等人才。 1.四等人才 第一等人才,有德有才。这种人很难找到,不得已就只好求第二等人才,有德无才者。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经常是没有才的人居高位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一等人才,有德有才的人当然最好,大家肯定都会承认,也会比较心服口服。 可是如果没有第一等的人才呢?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有德无才者。所以很多老板会说:“我宁可招可靠的人,没有才,还可以训练,这相对比较容易。凡是能够在企业界实施的方法,没有一件是高深莫测的。生产技术一般都比较简单,因为如果它不够简单就没有办法量产,没办法量产,那它就只能待在实验室里,不能广泛运用。实验室里面的生产技术是可以很复杂的,但是如果要放到生产线上量产,就必须很简单,要能一下就学会。所以年轻人如果看到有些企业说要什么专业人才,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些技术一般都会比较容易学,不会很难。但是要品德好就很难,而要把品德原本不好的改好,就更难。无才的人在中间,有才的人在两端,有才者要么是第一等,要么是最后一等,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道德,是否有道德、有德行,是否能以德服人。 第三等人才,无德无才。第四等人才,无德有才。同样无德者,无才胜有才。所以很多老板会更倾向于用无才者,而非有才者。最可怕的就是无德有才的人,这种人很有才能,但是没有品德。我问过很多老板为什么第三等和第四等人才要这样排,同样无德的人,应该有才的人比较好才是。他说:“我告诉你,如果我用第四等人,一旦他整我,我就垮了;但是如果我用第三等人,就算他整我,我也不会垮,至少没有那么容易垮,因为他没有能力,实力不够。所以同样无德,同样不可靠,我宁可用没有能力的人,这样还比较安全,我也比较不容易被害。”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那么才能对于他而言,就很可能成为“帮凶”,这种情况下,有才能者会比无才能者更具破坏性,会带来更严重的灾难。 2.三类人才 曾国藩对于人才也有独特的分类方法,他把人才分成三类,而且他都会做上特定的记号以示区分。 (1)闻可 听别人说可以或者不错的人,有人推荐或称赞的人。一个人既然能有很好的口碑,名声在外的话,那必定有其过人之处。但也不排除谣传或者别人认为有才而自己却并不觉得有才的情况,因此还得自己亲眼见了之后再作进一步判断。 (2)见可 他亲自看了之后觉得可以用的人,确切地说是经过面试和考查后认为可用的人。这种人可以说是通过了初步面试,而且算是比较保险,也就是对于“他是人才”这一判断的失误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3)闻否 听别人说不能用的人,连别人看了都普遍觉得不好,不能用,名声不好的人,肯定要么劣迹斑斑,要么按我的人才标准判断属无一处之长的人。这类人与贪而无耻、刻薄害民以及好色的人,一起被列入黑名单。但是,其实如若仔细一想,别人说不能用,也不排除存在恶意诽谤或刻意打压的情况,所以对别人的评价也不能轻易完全相信,也该抱着审慎客观的态度才行。 凡是有人求见,曾国藩都会立即腾出时间与之见面,通常他都会注视对方很长一段时间但却一言不发,等来人走之后他就马上记录下其言语、气象,然后与其相貌进行对照。曾国藩就是这样慢慢积累出丰富精准的看人识人经验的,所以要练就一身识人功夫,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切都得靠自己辛勤不懈的耕耘。 但是,如果只会识人,不会用人也没有用,那就只能去挂牌当看相的。知人还要善任,与善任相比,知人还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人往往没有那个度量,尤其是身为领导者,往往恨不得把所有功劳都归到自己身上,这是用人大忌,要全心举荐、培养人才也就更加难上加难。而有这种想法的人,就更容易丧失获得更大成就的机会。作为领导,只有把功劳让出来,才可能带出很多人才来,才可能“桃李满天下”。但说是这么说,道理大家都明白,真要做到,却是非常难的,因为这需要你有足够高的涵养,以及足够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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