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生活形态都须在个体存在中进行实验,我们的生活形态也同样必须这样做。实验的方法是也向个体提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任务,赋予个体一种内在的关联,使个体摆脱可能使其遭受毁灭的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的根源尤其在于:人作为有思维的动物超出了纯自然,因而在自然中已得不到满足,人的平均存在水平不能展示足量的精神行为,因而无法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于是人飘浮在不确定的中心,寻求某种帮助的尝试很快被证实难以实现,因此整体最终只有沮丧地听天由命;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人生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正如经验所表明的,人生进程要经历不同的年龄段,它首先呈现出一种上升状,但随后却表现为一种下降,因此主要呈一种丧失过程,呈一种深深的失望。初入人生时,个体受到自己周围人的愉快的欢迎和体贴入微的呵护,爱和善意护卫着成长之路,小小的痛苦和忧虑很少使人有失却感,它们不会损害人生的展开和人生乐趣。由于依赖性还未显出压抑性的影响,因而童年呈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状态,随后的人生常常像回顾失去的乐园一样回顾它。不过随后会产生一种希望完全独立的要求,人生急于进入自由广阔的天地,人在探寻自己的路,将自己选定的种种关系列入友谊和爱。新的欲念苏醒了,新的愿望产生了,日益增104强的感性力量也为精神生活带来有益的推动力。向往和希望此时无穷无尽,无限的可能性呈现在充满追求的精神面前以供选择,新鲜力量的自然涌现造成了这样一种感觉:此时世界才真正开始了它的历程,此时太阳才发出了它的全部光辉,此时乐趣和爱才展现了它们的所有魅力。以往的岁月此间似乎仅仅是一个预备阶段,是走到如今这一抉择点的预备阶段,此时在规划着未来,此时在为以后的所有时期指明道路。青年对自己不可能有充分的估计,有些忧虑和痛苦他们还未曾承受过,雄心勃勃的规划本身使人特别强烈地感受到现存状态的欠缺和抗拒。不过欢快的力量意识从中获得的更多的是推动力,而不是生活的阻碍;占支配地位的还有对人的领域里理性和正义的力量的信念,也是对自由行为优于所有呆板习俗的信念。
到了成年,人离开构想规划时期进入劳动时期,此时须自己动手,须将能力用于实际;选取一种职业,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这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生活的范围,使生活转入一条平静的道路。如果青年时代的慷慨激昂已经消退,那生活就会较紧密地与其环境结合在一起,生活就会获得一个较坚实的基础;各种目标更加清晰地竖立在眼前,活动得到了保障。成果累累的劳动中涌现出爱和欢乐,它能够造就奉献和牺牲精神,这种劳动的道德塑造力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这一转变中,人生很快就会到达一个临界点,我们整个存在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点。转向劳动迫使人将目光投向业绩,从而将人引离自己的内在,它使生活的重心越来越多地移向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使人成为社会环境种种愿望的仆人。只要青年时代的激情之火还未熄灭并温暖着眼前的劳动,这就不会造成严重的麻烦;然而激情之火会渐渐熄灭,自然的青春力量会越来越虚弱,而失去的东西能否有替代物此时就成了问题。这样就到达了临界点,人生面临着一次影响巨大的抉择。
唯有精神力量有能力替代沉没中的自然,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个前提,即针对个体的精神激励须在其内心深深扎下根,这样才能孕生一种独立的生活,才能使其胜任战胜阻碍的战斗。然而正如亲眼目睹的无可争辩的情形表明的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未能做到这一点,维护精神生活既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也不是通过社会生活那错综复杂的推进器;不过依据我们的阐述,这恰恰表明了一种明显的矛盾,因为精神生活存在于内在的独立化过程中;它不会屈从于别的秩序,不会过于肤浅化,自身不会异化,不会最终沉沦为纯粹的表象。个体必定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情形:它不会特别注视外界,不会考虑对周围环境施加影响;生活的力量并未减弱,其种种情感并未变弱,可它并未成为欢快的自我维护,而是变成一种纯粹的作用和反作用的交换;当初的创造从此让位于固定不变的习惯,没有丝毫精神要素的机械化日益广泛地扩展开来。劳动降格为例行之事,从前创造着火一样的爱,此时却不得不艰难地维持着日常习惯和冷冰冰的利益考虑。同样,青年时代欢快的热情此时让位于客观的讲求实际,青年时代未曾放在眼里的各种关系的惯性阻力此时得到高度评价,使所有勇敢的跃进陷于停顿,狭隘、平庸以及偶然的力量同样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偶然常常轻率地毁掉艰辛的劳动和周密的规划。个体若是在这样的印象和经验中放弃高踞于事物之上而去尽可能地适应自己的环境,为此该责怪个体吗?此时个体甘愿效力且已适应的社会生活也会热心于抵御这种转变引起的内在的空虚感。社会不会允许缺乏对劳动成就的认可,它会激励个体的雄心,迎合个体的虚荣心;它会以永不懈怠的热情想出种种娱乐和消遣方式,如游戏、体育和真正的生活的替代物,试图通过短暂激情的刺激掩盖整体的空虚。然而消除空虚感并不等于战胜空虚本身;在任何人为营造的激动中,精神都不可能过上真106实的生活,从内在方面看,它们是死去的精神。此时常常会出现一种对童年的忧伤思念,那时生活在人面前展现出无限广阔的前景,那时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等候人去选择,那时脉搏跳动得是那样强劲有力。 最终,用于劳动的力量衰弱了,退出劳动的时间来临,老年时代开始了。告别已日益成为一种苦恼的劳动,起初会犹如卸下重负和解脱,平静此时变成了享受,严酷的争斗淡去了,一种比较温柔的心情出现了,作为身处局外的观众,人在做出评价时会变得比较公正。老年时代是沉思静想的时期,不过是一种已与生产相分离的沉思静想,因而此时产生的智慧具有一种无力和带不来收益的特征,它所能做的更多的是使岁暮轻松一些,而不是事后赋予人生一种价值。回顾探索人生的历程更适于悲观主义而不适合乐观主义。自然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注入了一笔财富,不过这笔财富是有限的,我们已渐渐将它用光耗尽。此时我们还应做些什么?我们曾有过一些成就,然而它们却使精神遭遗忘而凋敝,当怀疑所有特殊劳动均为之服务的整个人生是否具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时,这些成就自身也陷入不确定的境地。此时不该产生这种怀疑吗?我们曾一刻不停地奋争努力,总希望到达下一个顶峰时就完成了最后一次攀登,然而新的巅峰又一次次出现,迫使我们继续攀行。生活没有转向自身,没有汇为一个整体;我们未曾以任何东西对抗时代的潮流,而是毫无抵抗地随波逐流。在盼望和期待幸福从某处降临的过程中,现时悄然流逝离我们而去,最终整个人生流逝而去,它更多的是一种探寻和捉迷藏,是一种人生的渴求,而不是真正的人生。 我们付出的劳动是在为培育新一代服务,我们付出的艰辛会给新一代带来得益,这种生活或许能在这种想法中求得一定的安慰。然而这能赋予生活某种充分的意义吗?如果这新的一代107也只是在培育下一代,如果每一代都将这一问题推给下一代,如果生活因此总是处在探寻状态,永远也不能挺立,那还能够获得什么益处呢?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的努力最终成为纯粹维持自然生活的工具,如果我们将自己当作目的本身而去追求一种生活的内涵,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谬误。所有此类的伟大到头来无非只是欺骗我们的幻象,为将我们从迟钝中唤醒的幻象。我们所有人在这里只是生活经历的一个个点,只是迅速聚起又迅速消散的一个个波浪,每一个波浪后面都会立刻涌起一个新的波浪占据前者的位置。只要人的目光只盯着单独的事情,事物的这种状态就会一直隐蔽下去;然而一旦某种高瞻远瞩的思想汇拢起种种经验,整体的无意义便成为无须争辩的事情,因而否定便具有了最终的话语权。 个体人生显示出的种种明显矛盾导致的也是同样的结果。尤其是像现代研究所断定的那样,个体会觉得自己完全与世界紧紧联结在一起,直至自己最深层次的内在也被确定和规定;然而同时个体又不可能放弃所有自己的抉择,到头来没有任何东西依然是自己的,个体的生活只是在观察一个模糊不清、无关紧要的发展历程。另外,正如经验所显示的,事物的并存并立表现出的个体及其一切所作所为对于无可估量的宇宙和人的聚合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想标新立异、想具有特殊意义似乎是愚蠢的举动。可个体并不可能认为自己无关紧要,所有生活的动力、所有构建生活的劳动、所有为个性培育和个性形成所付出的努力并未失去意义,并未崩溃。在经验王国中,人被锁闭在内在的自我之壳中,必然将一切所为都与此点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离开此壳对异体产生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同时人又会觉得这种限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人向往爱和同情,人自己也想证实这种爱和同情。但是对这种令人窒息的限制的认识和感受并未延108伸至爱和同情;我们痛苦地感受着这种通常总是隐蔽着的约束,似乎仅仅在这方面我们超越了自然。 在所有这类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从不间断的矛盾:我们内心涌动着某种新的东西,吸引着我们走向崇高的目标,可这种新东西却缺乏独立性,同时也缺乏那些目标所要求的力量。人觉得纯自然是不够的,但却达不到一种新生活。 我们只能像屈从一种无法摆脱的命运一样屈从这种矛盾并因而放弃追求人生的意义吗?如若前面描绘的存在就是整个真实,恐怕我们就只能如此;如若承认和拥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使根本性的变化成为可能,能够展示宇宙的某种深层次,能够教我们将现有的存在理解为真实的一种特殊阶段,那我们就不必这样做了。束缚我们生活并使其没有意义的种种纠纷肯定不会随之消失,但我们却能够超越它们的领域,获得一个能够抵御它们的平台。因为随着这种转变,如果我们获得一种本原生活,一种发自内在出自整体的生活,我们将成为构建真正的真实的参与者,最终我们将会认为我们内心无穷永恒且富有创造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将不再只是扮演分派给我们的角色,而是会从完全的意义上觉得生活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为真实积极行动,使生活摆脱前面所描述的种种矛盾并使其进程避免陷于混沌成为可能。尤其是这一点对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个体的生活会依赖于整体的生活,没有整体的生活,个体的生活将一事无成,不过在这一特殊的位置上,个体的抉择和关注对于维护生活和生活的继续进行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个体是事物的参与者,个体并不负有成为精神王国中更为重要者的使命。 随着这种转变,一种本原自由的生活将抗拒命运,将人的存在变为一场自由和命运之间的抗争;到那时,人之前的无关紧要性就会消失,整体在各个地点成为现时,将击碎那狭隘之壳,将109驱散孤独,将无数的爱和同情倾洒在人的存在的每一个角落,个体的命运将系于人类的整体命运,并因此而成熟和崇高。世界各大宗教表明这一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随着这一转变,个体的生活首先不再是与自己环境的关系,而是与在个体内心已成为现时的精神生活的关系,前面述及的所有转变和提升都有赖于这一基本事实;这必然将改变整体特征,改变之前的理解。此时生活的成功不在于对外的成就,而在于其自身的构建;此时生活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生活中心,成为一种精神能量。这一点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获得一种主观的幸福,远远超出认知、感受和意愿方面的特殊行为的展开,也远远超出某种道德特征的形成。因为道德特征仅仅是精神能量形成的一个特殊方面,当然也是最为本质的方面;不过这种精神能量表明的是通过也涵括对象的全力活动获得一种自立自存,表明的是一种独立生活领域的形成,这种生活领域无论具有多少特点并未脱离真实的整体,而是保持在这一整体之中。我们恰当地保持不离开我们自身,同时也直接处在广大宇宙的生活之中。 一种无可比拟的活动随之为个体敞开,这种活动并非以强烈的欲望追求无限遥远的未来,并非将整个生活变为单纯的活动,而是在无限广泛的努力中坚守着原点并回到自身;它要求的不是遥远和陌生的东西,而是自己的本质,所有真正的生活都是探寻和赢得自身。 当然这里并不乏纠纷。承认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会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人类能力的欠缺,使人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要求与效力之间巨大的差距,使人的水平更显得不足。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有时限中实现超越时间,在现有和受约束的条件下实现自由创造,在争夺力量和影响力的世界里实现爱;这种要求引发了110一种强烈的活动,这种活动永远也不会脱离探寻和努力,永远也不会到达纯粹的终点。这种充满矛盾的境况恰恰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人类努力的顶点:最高尚的人忧虑最多的是道德,“圣贤常常认为自己是罪人,罪人惯于认为自己是圣贤”(帕斯卡尔语),最伟大的艺术家极为痛苦地感受着意愿和实现之间遥远的距离,最深刻的思想家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反对高估人的认知能力并严格划出它的界限。不过人绝对不必为此而沮丧气馁:一种内心体验的微小直接证实的是一种伟大,即具有唤醒、提升和促进作用的力量的活生生的存在;即使它们也属于我们,它们能让我们在极其不成熟的情况下也不会怀疑自己生活的内涵。这尤其是因为这种活动不仅仅限于单个的激情,而是通过无限的多样性服务于唯一一个目标:将人提升为一种精神力量,使人作为新型的精神性的人降生。因为“人必须降生两次,一次是自然的,随后的一次是精神的,就像婆罗门一样”(黑格尔语)。我们所有人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婆罗门,因为我们中每个人的生活范围虽然从外表看可能很小,但从内在看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生命体,能直接参与整体的生活,具有在自己的位置上促进生活的能力。“神总是与自己相遇;人心中的神一次次在人的心中与自己相遇。因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在面对伟人时轻看自己”(歌德语)。 人若处于这种境况,就能够抵御在短暂的上升之后又使生活面临停滞和下降的危险:人可以用精神青春替代生理青春,面对僵化的机械论使生活保持富有朝气的运动。生活此时不再仅仅是来到我们身边,不再是从外部来到我们面前,而是我们自己准备它,是我们自己赢得了它,各种进程此时不再在毫无意义的混乱中前后相续,不再激励我们一段时间之后便又消失,而是我们在面对旋流和变化时能坚持一个主要方向,能在为整体目标付出的劳动中构建一种超越时间的现时,能坚持为内在进程服111务的一切并相互提升,由于这一切,生活的整体特征也就发生了变化。通过种种经验、战斗和得益,甚至通过种种损失,生活的构建可以在这里完成,生活可以越来越多地立于自身,随着独立化获得更多的本原性。到那时生活的进程使我们有望得到丰厚的收益,它会保持一种持久的张力。到那时生活也不意味着完全摆脱我们遭受的苦难和尽可能根除所有苦难的真正智慧,而是使一个具有优越地位的生活整体感受它,使它能为生活的深化发挥作用,因为它同时自身也在变得成熟和高尚。 这种内在的形态能够在生活的整个延展中保持上升趋势,在生理青春消退时使精神青春得到增强,使精神本原得到增强,并在这种状态中继续前进;生活在这里不是耗尽已有的有限财富,而是产生新的能够无限增加的财富;一种其进程不能使人的内在更加丰富的生活必然被视作失败。精神青春使那些大神秘主义者的要求具有充分的理由,即人应一天比一天年轻,人的生活应一天比一天摆脱时间进入永恒。 感伤地回顾年轻时代,哀伤悲叹年轻时代黄金岁月的逝去,这些此时都是思想疲弱的表现,是人生未达到自己目标的一种明显证明。 与青春活力的下降会遭受抵抗一样,劳动的机械化和衰退为毫无精神要素的例行事务也遭遇到抵制。在这里压制着我们的不仅仅是作为我们自己的弱点和空虚的外在形态,面对外在劳动我们没有能力维护整个人的某种内在行为,没有能力以此赋予劳动以灵魂。然而若是承认在转向精神时是为了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是为了一种真正的本质的形成,而不是纯粹为增强个别行为,那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要牢记,我们的生活不是从外部获得内涵和价值,也根本不可能从外部获得,然而只要一个精神世界在我们心中产生作用并成为我们自112己的本质,我们就有能力自己赋予生活一种价值。 如若这种坚持一贯性的内在使命将人生变为一种连贯性的事业,如若对外失去的东西能由内在替代,那么以后的各人生阶段就能保持一种独有的特性和一种独有的价值。即使像活力和美这样的财富也不仅限于青年时代,以后的各人生阶段也共享着它们,只是各个阶段必然会将它们塑造成另外的样子,与生理性相比必然会更加突出精神性。我们通常会过早地屈服,我们做成的事通常远远少于我们能够做成的事;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沮丧气馁,是屈服于纯自然。依照正确的理解,即使老年阶段也有自己的价值,它并不是软弱无力地逐渐消失,而是一种对人生的内在的总结,同时也是一种对一切外在标准的超越,是一种对所有单纯的人的评价的摆脱。与此前的演化相比,人生此时或许在完成着一种内化,在进行内省,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陷入空虚,只要它获得了一个核心,只要它参与进宇宙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阶段是检验整个人生的试金石,是成功或失败的试金石。 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难以捉摸,无论内在和外在的阻力有多大,个体都无须放弃人生的希望。内在精神发出的光会映入昏暗,会产生抵御各种敌人的力量。在内在的构建和勇敢的斗争中,在向整体事业的行进中,在力求成为独特的精神体同时牢牢立于真实的整体中的努力中,人生会赢得伟大、获得稳定,欢乐的信仰会为人生消除一切令人沮丧的怀疑。不过由于这一切仅存在于与一个精神世界的关联中,只能由这个世界的力量支撑,因而力量和价值意识与毫无价值的自负相去甚远,而等级本身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显示出人的能力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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