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的时候，特别是快要到达顶峰的时候，一般人都不愿意等待，但是那天我们几个人没法继续往前走，等了半个小时。我们等待的地方叫小钟山，它是大钟山之前的一个山头，离大钟山直线距离有40米，从小钟山攀爬15分钟到一个山口，然后再用5分钟就可以到达大钟山顶。站在小钟山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东阿尔卑斯山著名的600米高的北壁，那里攀爬的难度极大。我们停留的地方很好，我非常幸运，在等待的时候恰好有人正在攀爬北壁的最后一段。这个峭壁黑暗不见阳光，下面连接着的沟壑交织的陡峭冰川，使它显得更高。在这个极限的峭壁上，两个男人，一个带绳攀登的团队正在攀爬，其中一个站在下方的安全站，慢慢放松绳索，绳索垂直的上方是他的伙伴，这个人正在小心地寻找线路，一厘米一厘米、一步一步、一个支点一个支点地移动，峭壁大部分是冰，只有最后100米是岩石，他的鞋上套着冰爪，用裸露的双手爬完最后一段岩壁。天气极好，他们就要到达山顶，他们知道，一切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这样的场景，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令我激动万分。

我下定决心，要体验这样的攀壁登山，这才是真正的冒险。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攀登，不能没有老师。一回到家，我就寻找掌握这样技术的攀登者。我找到了鲍立——我们当地唯一的攀壁者。鲍立跟我住同一条街，山区农民的儿子，家里七个孩子中的老小，财政局的公务员。鲍立有三个女儿，鲍立的太太不喜欢他攀壁，也不理解他攀壁的爱好。他比我年长11岁，个子不高，不是很瘦，说话结巴。鲍立攀壁的速度并不快，但是他登上过著名的马特洪峰北壁等阿尔卑斯山的山壁。鲍立是世界上心肠最好的人，永远和善，从不说他人不好，在最饿最渴的时候也总是把最后一口留给我。鲍立带着我第一次攀上了真正的山壁，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攀登了难度高达6级的山壁，这是当时最高的难度，是“人能达到的极限”。鲍立是个独一无二的人，和他在一起的经历我可以写一本书。

最初我与鲍立攀岩，鲍立是第一攀登者，在前面开路。我要学的东西太多，要学习怎样使用绳索、怎样固定安全点、怎样设置安全站、怎样在岩壁上寻找线路、怎样“阅读”岩壁、怎样看到小的支点和小的裂缝，借助它们向上攀爬。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两人是一个完美互补的攀登团队。鲍立喜欢安全，愿意做第二攀登者，留在下方的安全站。第二攀登者不会摔下，因为绳子从上面的第一攀登者那里放下来，他不用害怕，不必紧张。

而我是天生的领路者，我愿意做第一攀登者，寻摸线路，这比跟在别人后面攀登更有意思。在两人配合带绳攀登的时候，第一攀登者不断面临挑战：他常常站在高于安全站10米的地方，站在钉进岩缝的铁钩上方，他不知道，如果他坠落，铁钩是否会一起脱落。在他不太肯定如何继续向上攀登的时候，在凸出的崖石挡住他视线的时候，在他已经达到体力极限的时候，他必须估计自己的力量，必须非常清楚他身体的力量，必须特别了解自己精神的力量，他要不停地问自己：我能掌控自己吗?我在害怕的时候能够控制并战胜自己吗?面对强大的压力(例如面对从20米高空坠落的危险),我还能做出决定、迈出下一步、抓住下一个支点吗?在高难度的峭壁上，第一攀登者投入最大。出乎我和鲍立的意料，我们发现，如果我在前面领路，我攀爬得更好，我的精神更加集中，因为那些潜在的危险最大限度地磨炼我的感官、提高我的注意力。我似乎专为这些危险而生，年轻时如此，现在也没有改变。我在危险中成长，危险帮助我发挥全部潜能，让年轻的我调动每根神经每块肌肉，投入我的身体和精神，身心高度清醒并集中地面对攀登的挑战。

我跟着鲍立学习攀壁，我们一起攀登了很多线路。与每个好老师一样，鲍立很少说话，很少“教育”我。他教会我认识到，从事攀壁这种危险活动，最大的安全系数就是拥有“一切都不安全”的意识，随时可能发生任何事情，危险并非来自风险，而是来自我们对危险的轻视。

从鲍立那里我还学到，外在的物品——铁钩、绳索以及伙伴——不能保证你攀登安全，真正的安全在于你自己。如果你不犯错误，你就不需要绳索保护，不用担心铁钩不牢固，你的伙伴也不必十分注意当心你，一切取决于你：取决于你的冷静和自我控制。取决于你对自己力量和极限的认识，取决于你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