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克莱曼自豪的是,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来中国大陆进行医学人类学实证研究的外国人,他认为对中国文化的亲身体验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克莱曼教授从1969年起便在海峡两岸从事医学人类学研究,在这之后的十年里,他陆续在台湾从事了三年的相关研究。1978年后,他又把研究兴趣转向大陆,分别于1980年、1983年在湖南医学院进行有关神经衰弱、抑郁症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试图探讨文化如何与情感、精神疾病和人类病痛联系在一起,中国人的病痛体验是什么,公众和健康工作者如何解释它们,这些解释又与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以及如何通过政策和制度建设应对这些病痛等问题。克莱曼相信,神经衰弱、抑郁症以及焦虑障碍都是文化的概念,文化塑造了人们的生理体验,建立起健康与疾病的区分;文化也影响着专业诊断体系,这一体系深受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影响,而且文化概念也是全球化流动的一部分。因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不仅展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联,也揭示出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这些社会影响表现在个人的认知、情感,甚至生理等方面。克莱曼把在中国的这些研究写成专著《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当代中国的神经衰弱、抑郁症与病痛》,已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甚至可以敏感地意识到,这本书将对当代中国医学人类学及精神病学学科建设起到灯塔般的I4I作用。
2006年,克莱曼教授出版了另一本著作《道德的重量:在不确定和危险中过一种道德生活》。这本书主要从个体道德体验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精神疾病,阐释精神疾病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似乎是他早年对文化与精神疾病关系研究的一种继续和深入,这一次他把侧重点放在个体道德体验上,因为他认为这种体验不仅与相互冲突的公共价值观相联系,也通向人们最深层的感情世界。受现象学的影响,克莱曼十分珍视生活体验的价值,他在书中援引了当代英国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的一段话:“事实就是体验。事实从来就不仅仅是被观察、记忆或者组合的东西,它们总是被制造出来的。事实就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东西,不是因为它对应着某种外在或存在,而是因为它是为体验世界的内在统一性所必需的。所有的事实都暗示着一个理论。"我感觉克莱曼是想通过个体对于道德的体验来还原社会生活的事实、文化和理论。这本书主要记述了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评述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非常时期里最看重的事情,而这些事情中便有人们内在的道德冲突、个体与公共价值的冲突、对道德与伦理意义的思考,以及对人性本身的感悟和挖掘。
在克莱曼眼里,“道德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含糊的词组,因为道德有两层含义——从广义上说,它属于价值范畴,而依据这一含义,活着或生存无疑是道德的。所以这层含义的道德必然是从地域立场出发的,这样一来每一个体都有可能感受到来自地域内外的冲突和挑战,例如如果一个人生活在压迫少数族裔,或者支持奴役他人,容忍儿童卖淫,以及对妇女暴力的地方共同体中,他便有可能要经受道德和良心的拷问和折磨。而且,人们的道德体验还可能包括对某些恐怖行为的胁从。无疑地,这一层面的道德,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相对性和暴力风险要求人们把道德提升到第二层面,即伦理层面。这时,每一个体都能遵循是非好坏的标准,实现自己的道德承诺,履行自身的责任。克莱曼认为伦理具有普遍性,需要人们去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自己生活的价值观。而他要建构一种伦理学的新方法,旨在强调伦理学作为一整套适于全人类的道德原则,必须要在永远变化着的、永远不确定的道德体验环境中加以考察,而且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对社会的价值观以及如何应对它们的变化和冲突具有更充分的视野和洞察力。然而,在具体地看待和评述普通人的故事和道德体验时,克莱曼并没有把这两个层次的道德截然分开,相反,他试图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在特定的道德体验环境中,个体如何为过上一种道德生活而努力,当他们体验到内在的道德冲突时,又如何能对自身的地域道德提出伦理批评,超越地方的现实价值观,寻求全人类的伦理支持。克莱曼相信,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人们看清自己会以什么形象去应对危及自认为最看重事物的危机,意识到这些应急反应决定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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