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之后的汉文帝、景帝时期，汉朝北边地区一直受到匈奴人的

劫掠危害。此时汉廷迫于连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执行“休养生

息”政策，无力主动进攻。但汉廷一直在寻找防范匈奴威胁的策略。

汉文帝时，晁错针对匈奴的骑兵优势建言说：

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yipindushu.com

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

奴之众易挠乱也……

晁错认为单纯比骑兵的马上射箭技术，汉军不如匈奴，但在平原

地区（“易地”），可以用战车来冲击（“突”）敌骑兵。

又说“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即用战车和弓弩步兵对付

平原上的匈奴人。晁错还提到当时刚刚投奔汉朝的数千名“降胡

义渠”，他们“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即熟悉骑射之术，应当发给他

们最好的铠甲、弓矢和战马，让他们与汉步兵、战车配合作战，“两

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这个上书

获得了汉文帝的称赞和采纳。

汉书·匈奴传》赞（结束语）曰：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躬戎服，亲御鞍马，从六郡良家材

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陈……

这个描述已经包含了汉初军人的取舍标准：使用降胡骑兵的事情

出于华夏正统观念而被隐去了，战车也未被提及则是因为派不上用

场，旋即已被淘汰。当时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仅限于被动防御，一般将

临时性集结驻防称为“军”“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冬，匈

奴大举犯边，汉军又一次大规模集结防备北边和京师，著名的“周亚

夫军细柳”就发生在此时。但被动防御效果甚微，匈奴兵始终不曾与

汉军战车和弓弩步兵正面交战，“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

还，不能有所杀”。景帝以公主与单于和亲，但匈奴入侵仍时有发

生。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还在遣“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

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当时汉朝尚以十月为岁首）。

汉武帝刘彻自十六岁即位之初，就在酝酿彻底解决匈奴威胁。比

起祖父汉文帝“亲御鞍马”“驰射上林”的行为，武帝走得更远，他

甚至要直接学习匈奴人的战术。这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多年前

从匈奴返回的骑将韩颓当之孙韩嫣（即韩王信的曾孙）：

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

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

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

起……

除了熟悉匈奴战术的韩嫣，青年武帝还调名将李广为皇宫禁卫军

官（未央卫尉）。李广此前已经担任过多年边郡太守，和匈奴作战经

验丰富。李广的三个儿子也都随父入长安为郎，侍从在少年武帝身

边：“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

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

少年侍卫们相处颇为随便。武帝从即位第三年开始，经常微服出游，

他甚至为此特别组建了一支骑兵卫队“期门”军，大概韩嫣、李当户

等人都参与其中：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

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已。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

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这种游猎大概有对匈奴单于的模仿，特别是“八九月中”的时

间，与匈奴人八月中“大会蹛林”的风俗颇相似。不久后，韩嫣就因

得罪太后被处死，没能参与后来波澜壮阔的对匈奴战争。但这些少年

人看似游戏的行为，却导致了汉军战略的重大转向：抛弃缓慢的步兵

和适应性过低的战车，用单纯骑兵对匈奴发起主动进攻。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用马邑城诱使单于入境劫掠，准备

伏兵歼灭匈奴主力，但计划中途泄露，未获成功。

绝佳机会。史载参与此次伏击的汉军共三十万之多，并提及“太仆公

孙贺为轻车将军”，但未言其麾下的具体军种和数量。公孙贺以太仆

之职任轻车将军，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邦时的太仆夏侯婴统帅的战车

兵。但四年后的元光六年（前129年）春，匈奴劫掠上谷郡，汉军遂发

起白登之围以来对匈奴的首次大规模攻势。为了能追上匈奴骑兵，出

击汉军全部是骑兵：

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

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

门。青至龙城，获首虏七百级。广、敖失师而还。

据《史记·卫霍列传》，出击兵力为四将军“军各万骑”。可见

诸路汉军全为骑兵。此时公孙贺的“轻车将军”或卫青的“车骑将

军”都已经成了某种虚号，战车（轻车）已经完全退出战争舞台。关

于此次出击的季节，《汉书·武帝纪》作“春”，《史记·匈奴传》

作“秋”。根据《汉书·武帝纪》所载，这次出击是对匈奴春季入寇

上谷的追击和报复，应当也是在春天。另外，卫青所部直指龙城，可

能欲趁匈奴各族长在五月间大会龙城时一网打尽。但匈奴主力避开了

卫青，致使其战果和损失都不大。李广、公孙敖两部则遇到匈奴主

力，李广全军覆没，公孙敖损失七千骑兵。此次汉军失利形成的教

训，就是应尽量集中使用骑兵兵力。以后汉军对匈奴的历次出击，主

力部队都不少于三万骑。

汉武帝朝对匈奴的大规模骑兵出击约有十四次，基本都在春夏季

发起进攻，每次攻势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基本不超过三个月，王莽时

人严尤说：“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

限于能携带的粮秣数量。有时春季的出击未发现匈奴主力，会在夏季

发起第二次出击。这种季节性打击对匈奴牧民破坏性极大，因为春季

很多母畜处在怀孕临产阶段，避难逃亡会使大量母畜堕胎，对匈奴人

的影响无异于汉地庄稼的绝收：

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堕殰，罢极苦之。

师古注曰：“孕重，怀任者也。堕，落也。殰，败也，音读。”

颜师古对“殰”的解释未必正确，因为它可能是繁体“犢”

犊）的异写，“孕重堕犊”即牲畜因逃难奔跑而大量堕胎。军马一

般是阉割的公马，所以主动出击的汉军无此困境。当然，刚度过严冬

的马匹比较瘦弱，不适宜长途奔跑，汉军与匈奴都面临这个问题。但

汉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农业社会的汉朝有便于储存的粮食，可

以在出征前对战马进行集中喂养恢复体能。元狩四年（前119年）春，

汉军准备远征漠北的单于主力，就采用了“粟马”的措施，《汉书·

匈奴传》颜师古注曰：“以粟秣马也”，就是用未脱壳的小米喂马。

为了这次规模空前的远征，汉军共“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

匹”，成功捕获单于主力并予以击溃。

军的胜利更来源于卫青、霍去病对骑兵战术的创新。

卫青、霍去病的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

击

如数十年前的晁错所说，匈奴骑兵“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

之骑弗与也”，在颠簸奔驰的马背上射箭是极高的技艺，需要经过多

年经验才能练就。现代匈牙利马术师拉约什·考绍伊（Lajos

致力于恢复匈奴人的骑射技艺。他在练习无马镫骑马的初期

极为痛苦，甚至因颠簸造成连续多日尿血。

弓射鸟鼠”，到壮年成长为骑射之士。汉军中只有少数投降的胡人，

和李广这种世代生长在北方边郡、熟悉畜牧生活的人，才能在骑射方

面与匈奴人比肩，但仅靠这些人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于元光六年

前129年），第一次派大规模骑兵部队出击匈奴，但以惨败收场，四

路共四万汉军损失近半，说明传统骑兵战术难以对抗匈奴。

在后来的出击中，卫青迅速摸索出了新骑兵战术原则：不与匈奴

人较量远距离骑射，而是把中原步兵惯用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

用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在稍早的中原战争中，已开始有骑兵冲击作战的尝试。如项羽垓

下战败后，率骑士突围南逃，仅有二十八骑追随项羽，汉军五千

骑兵紧追其后，将其合围，项羽等仍成功冲开了汉骑兵的包围。因为

当时骑兵并不习惯正面短兵交战，但项羽此举也是鱼死网破的挣

扎，并非当时惯例。他转战到吴江边，决心进行短兵肉搏时，还

是“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终于自刎而死。

汉初另一次骑兵突击的壮举是在汉景帝七国之乱时，灌夫决心为

战死的父亲报仇，与数十名家奴骑马“被甲持戟……驰入吴军，至吴

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

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灌夫事后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

可见此次壮举是在吴“壁”即军营中，而非在两军正式列阵交战之

时。他和十余名骑兵能够冲进敌军壁垒，大概是利用了吴军守门士兵

的疏忽，营壁中的吴兵猝不及防，陷入混乱，灌夫的十余骑也只

有两人返回。这种骑马而用短兵（戟）冲击敌军的行为，在当时几乎

绝无仅有，所以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卫青指挥的对匈奴战争，就是要推广这种原来比较少见的冲击战

术。当然，匈奴人也未必愿意与汉军进行近战肉搏，

指挥者来说，取胜关键正在于用奇袭切断匈奴军后路，缩小可供敌骑

驰骋的战场范围，使其骑射优势无法发挥，从而迫使敌进入近距离肉

搏战，这要靠汉军将领对战机的把握。从卫青、霍去病指挥的对匈奴

战役看，他们成功抓住了运用冲击战术的时机。

战例一：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春，汉军对匈奴的第四次出击

中，卫青带领的三万骑兵成功绕过匈奴人的前哨，乘夜间合围了匈奴

右贤王所部，从而将匈奴人擅长的追逐骑射变成了短兵肉搏。右贤王

带数百骑突围逃走，其余“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

数千百万”都被汉军俘获。这是汉军以骑兵冲击战术对匈奴主力的

首次胜利，卫青也因此被授予“大将军”之号。

战例二：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指挥了对匈奴的第七次远

征。此行汉军骑兵万人出陇西向西北，直指匈奴西道。史书未记载此

战具体过程，但抄录了汉武帝嘉奖霍去病将士的诏书：“转战六日，

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

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这里“合短兵”明确指出霍

去病采取的战术，是和匈奴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连用“杀”

斩”“诛”三个动词，也在宣扬汉军用的是短兵而非弓箭。在汉廷

和汉军将士看来，这种短兵肉搏战显然比骑射更富于勇武精神。至

此，中原骑兵已经超越了战国以来惯用的骑射战术，同时也具有了独

立作战的战略职能。

战例三：汉军对匈奴最大的一次远征，在元狩四年（前119年），

卫青、霍去病各率五万骑兵出击，搜寻远在漠北的单于主力。匈奴人

侦悉了汉军动向，单于决定乘其远来疲惫予以全歼。事实证明这是一

个错误的决策：两军相遇后，卫青“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

万骑”，双方骑兵展开决战。当时已近黄昏，“会日且入，大风起，

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两军在暗夜和风沙

中展开混战，“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史记正义》

引《三苍解诂》云：“纷挐，相牵也。”即双方军队胶着混战，厮杀

肉搏从马背打到了地面上。暗夜和近距离肉搏使匈奴人的骑射技艺无

从发挥。第二天清晨汉军统计战果时，“捕斩首虏万余级”，单于则

乘夜脱逃。

万余级，但具体作战过程不详。匈奴此后几乎无力再侵犯汉朝边境，

而汉军已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继续对匈奴进行远袭打击。

战例四：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三路出击匈奴，其中御史大

夫商丘成率三万余汉军，在班师途中被三万匈奴骑兵追上，双方激战

九日，汉军仍旧采用骑兵正面冲击“陷阵”的战术，杀伤大量匈奴

兵，终于将其击退。

由于《史记》等文献对当时战争少有正面描写，许多战术细节的

复原只能求诸考古材料和后世文献。战术转型带来了骑兵武器的

变化：长戟取代弓箭成为汉军骑兵的作战兵器。长戟是秦汉步兵的普

遍装备，所以这种技术移植比较便捷。在没有马镫的情况下，用长戟

冲刺敌人可能将自己也顶下马背，但这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毕竟更大。

关于中原骑兵与游牧骑兵作战的具体细节，在东汉画像石中能找到一

些参考。比如山东孙家村、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正是用戟和弓箭的

骑士互相作战的场景。在孙家村画像石中，一名持戟的骑士正在刺死

一名持弓箭骑士。研究者认为，持弓箭者的尖顶帽代表了草原游牧族

的典型装束，而持戟者的铠甲则是中原骑兵造型。

注意的是，山东的汉代画像石中，这种持戟骑士正在刺死尖顶帽弓箭

骑士的场景多次出现，其构图风格也基本相似，说明时人十分重视这

种战术的威力。

图1孙家村汉代画像石

日］林巳奈夫：《汉代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6

年，图版10-22）

孝堂山画像石表现的战争场面更大。以所用兵器和战斗形势来

看：左方的骑士中持弓箭者四人，持戟者至少五人；右边的骑士可辨

认者三人皆持弓箭，另有至少三人已战死或正在被杀（被左方一位持

长戟骑士刺死），且右边骑士身后还有大量徒步持弓箭者。另外，右

方步、骑兵都戴尖顶帽，一位身份较高的人物旁边还有“胡王”二字

榜题。故左边骑士应为中原军队，右边则为匈奴等北方民族。

孙家村等画像石一样，都代表了中原骑兵用长戟和冲击战术击败草原

骑兵的战斗场面。另外，这些汉画像石中的骑兵都是没有马镫的。

耐人寻味的是，卫、霍二人针对匈奴人优势开创这种全新战术，

和他们并不熟悉马背游牧生活、也未曾熟练掌握骑射技艺有直接关

系。在参与对匈奴战争之前，卫青、霍去病都没有太多军事素养和战

争实践，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外戚受武帝重用。卫青年少时曾为主

人平阳侯夫妇充当“骑奴”，这是他仅有的作为骑兵的训练；武帝还

曾让霍去病学习“孙吴兵法”，但霍去病回答：“顾方略何如耳，不

至学古兵法。”

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