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初创作主体家族化的现象也较突出。如李密有六子，号称“六龙”：长子李赐，少与东海王司马越交契，多有诗歌往还，有《玄鸟赋》，辞藻甚美；少子李兴晋惠帝永兴中曾官至太傅掾，作《诸葛丞相故宅碣表》，以四言为主，间有六言之句，讲究对偶，音韵连贯，换韵自然，加以辞理层次清晰，比拟得当，行文自有雄辩之气。邹湛少以才学闻名，曾为太学博士、国子祭酒，所著诗及论事议二十五首，为时所重，其子邹捷也多文采，曾与陆机一同为赵王司马伦起草禅代文。枣据在太康文坛颇具文名，所著诗赋论四十五首，其弟枣嵩“才艺尤美”，其子枣腆“亦以文章显”。

综上所述，晋初重振儒学促进了南士北上，加速了南北文坛的整合与交融。这一时期兼综众经成为儒学探研的主流，从事文学创作的儒者也不乏其例，促使晋初文坛博学化风气的兴起，对傅咸、束皙等创作补亡诗的复古倾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名教与自然之辨，已由竹林玄学时期的尖锐对立趋向调和融通，反映到文人创作中，体现出玄儒合流的思想风貌。晋初推行移忠作孝的国策，对太康文坛以降重伦理情感的创作主题和创作主体家族化等现象的凸显，具有深远影响。

西晋的儒学发展与士人心态

清胡敬《六朝经术流派论》说：“大儒多出康成之门，群籍未罹晋怀之乱。陆绩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说《诗》，义在申郑，其著者也。惜乎子雍无识，倡为圣证之论；辅嗣解经，流入老氏之言。提畅元（按，应为“玄”，避清讳）风，诋排郑学，何其谬也。典午承魏，厥风尤炽。杜预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赜献书，徒承梁氏之伪。虽荀崧建议，表章郑《易》；贺循创论，并立三传。而以时多难，虚言莫行。两都流风，几几歇绝矣。”

一、西晋崇儒政策的兴废与儒学发展

（一）司马师、司马昭综明儒法与保守政策yipindushu.com

陈寅恪曾深刻地指出西晋政权与曹魏政权的不同：“西晋政权的出现，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西晋政权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与曹操时期不一样了。……西晋统治者标榜儒家名教，中正以‘品’取人，品指‘行性’，即指儒家用来维系名教秩序的道德标准。而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唯才是举的时期过去了。又西晋豪族以奢靡相高，崇尚节俭的时期也过去了。”

司马师为司马懿长子，少与夏侯玄、何晏等清谈名士齐名。何晏曾对他说：“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

司马昭颇注重选材任能。他对曹魏德高望重的旧臣予以重用，前已提及的郑冲、王祥等人就是例子。如《世说新语•政事》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初，文帝命荀勗、贾充、裴秀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咨郑冲，然后施行也。”

（二）晋武帝的重儒政策与崇孝意识

司马炎为司马昭长子。景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随嗣位丞相，即晋王位。同年十二月即位，改元泰始元年。他在此年十一月还强化各州中正荐举的标准：“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另外，他强化皇讳意识。他在《原孔晁上书犯讳诏》中说：“自今以后，三帝讳情亦矍然，长吏以上，足闲礼法，可如旧科。其余散官以下，但有谬语者，不可具责。又古者内讳不出宫，但勿听以为名字。至于吾名，但在见避过礼。其或过谬，皆勿却问，以烦简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