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魏晋吊文的情况。魏晋吊文多以历史上的贤哲为对象，如祢衡《吊张衡文》、王粲《吊夷齐文》、阮瑀《吊伯夷文》、糜元《吊夷齐文》、潘岳《吊孟尝君文》、陆机《吊蔡邕文》、《吊魏武帝文》、庾阐《吊贾生文》、李充《吊嵇中散》、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等均是其例。像王粲《吊夷齐文》说：“览首阳于东隅，见孤竹之遗灵。……望坛宇而遥吊，抑悲古之幽情。”

吊文的对象并不限于古人，像束晳就多为已故友人而作。其《吊萧孟恩文》序说：“东海萧惠字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皙先君同僚。孟恩及皙，日夕同游，分义蚤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副；皙时有伯母从兄之忧，未得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并修薄奠。”又《吊卫巨山文》说：“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举兵，害太保卫公及公四子三孙。公世子黄门郎巨山与皙有交好；时自本郡来赴其丧，作吊文一篇，以告其柩。”

魏晋祭文在内容题材方面，既有祭奠亲人、友人之作，又有自祭、代祭之作。不止今人可祭，古人先哲亦可祭。另外，除了日常人伦的内容外，还有军事性质的祭牙文、祭金鼓文等。因此，相对哀辞和吊文而言涉及对象更加宽泛。从魏晋祭文对亲友的悼念来看，可以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殷阐《祭王东亭文》、陶渊明《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为代表。王沈《祭先考东郡君文》说：“孝子沈敢昭告烈考东郡君：沈亡母郭氏，恪勤妇道，齐孝之节，克顺于先姑。天降氛气，雁门太夫人遘疾历旬，郭时又遇笃疾，弗获尝祷。夫人不幸，遂至殒没。烈考卒承大变，忧恸荒迷，未详听察，谓郭供养有阙，遂载疾大归，寻便殒亡。”

……寻念平昔，觞事未远。书疏犹存，遗孤满眼。如何一往，终天不返。”可见，陶渊明睹物思人，对亡妹的思念更为深切。陶渊明强调亡妹的德行与节操说：“咨尔令妹，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行止中闺，可象可效。我闻为善，庆自己蹈。”正因如此，他才发出“彼苍何偏，而不斯报！”的质问，足见悲恸之心。陶渊明亦有《祭从弟敬远文》，其序称：“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亦见其手足情深。祭文称：“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斯情实深，斯爱实厚。念彼昔日，同房之欢。冬无缊葛，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忽忘饥寒。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彼众意。每忆有秋，我将其刈。与汝偕行，舫舟同济。三宿水滨，乐饮川界。静月澄高，温风始逝。抚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离世。”

魏晋祭文还有代人祭奠之作，潘岳《为诸妇祭庾新妇文》可为代表。其“伏膺饮泪，感今怀昔。怀昔伊何？祁祁娣姒。感今伊何？冥冥吾子。形未废目，音犹在耳”等句，

可以说，魏晋时期生活性应用文体门类众多，题材丰富，又与其他文体有机互融，成为记录魏晋社会生活最为直观的载体。魏晋生活性应用文体较其他政治、军事、学术性文体，更具有人性化、情感化、灵趣化的特点，魏晋士人重人伦亲情、自然和谐等特质也得到突出体现。这些源自内心的真挚情怀和灵动的意趣，往往与儒家因情制礼的原则相暗合，即使魏晋士人在作品中并不刻意强化礼教观念，其儒家观念特征亦非常明显，如赞、论、哀辞、祭文等，就多有融合情感价值与道德理性评判的因素，它们对于亲情的颂扬与缅怀，对于旧主的尊奉与效忠，对于贪秽公行、瓦釜雷鸣的讽谏，都与孝礼、忠义、贞德、仁智等儒家的道德范畴相吻合。yipindushu.com

总之，魏晋时期的应用文体创作，相对诗、赋等纯文学文体而言，更显庞杂繁富。上述所论，亦仅着眼于它们自身的儒学文体渊源和儒学内涵进行的简单梳理。毫无疑问，儒学思想具有维系风教纲常的关键作用，魏晋应用文体的实用性、政教性功能则最突出，因此儒学意识在魏晋应用文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足为奇。总体而言，魏晋应用文体语言平实，简练通达，与诗赋的华美绮靡风尚形成较大反差，这正是其实用功能所决定的。杜恕《体论•政第五》中就说：“天下大恶有五，而盗窃不豫焉：一曰心达而性险，二曰行僻而志坚，三曰言伪而辞辩，四曰记丑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可以不诛，况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