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书信与哀吊文也有融合的现象，如曹操《与荀彧书追伤郭嘉》说：“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险阻艰难，皆共罹之。又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疑滞，欲以后事属之。何意卒尔失之？悲痛伤心！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

因为作者与友人空间上的距离，不但导致吊文无法在友人去世之际及时撰制，而且作者亦可能因为客观原因难以亲临吊唁，这就成为吊书产生的重要前提。陆云可以说是将书信与吊文结合较好的例子，其有七篇《与杨彦明书》，其有云：“永耀已葬，冥冥远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怀，奈何奈何！闻伯华善佳，深慰存亡。人生有终，谁得免此？且使继嗣克胜，堂构自绍，亦存亡之愿也。朋类丧索，同好日尽，如此生辈，那可复多邪？临书酸心。”此信亦采取吊文四言形式，对友人的逝世深表哀悼，充满百身难赎之意。另外，陆云还有《吊陈永长书》五首，其云：“义在奔驰，牵役万里。至心不叙，东望贵舍，雨泪沾襟。令遣吏并进薄祭，不得临哀，追赠切裂，幸损至念。书重不知所言。”又有二篇《吊陈伯华书》，其有云：“远闻讣问，若丧四体，拊心恸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岂况至性，当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临丧，以叙悲苦。”

总之，魏晋书信不乏崇论闳议与经术研讨之作，更有充满温情与谐趣的作品，这就使其在浓郁的儒学意识氛围中，体现出文人生活的朴实、真挚、鲜活的面貌。魏晋文人在书信中充分借鉴辞赋、诫、吊辞等文体的写作范式，既有文体间的互融，又有笔法技巧的改进，其自身的艺术水准也出现较大提升，尤其关于歌舞娱乐及山水田园景物的描写，刻镂精工、辞采妍丽与清新优美、恬淡自然的风格面貌各有呈现，与先秦两汉的书信作品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当然，在这些华美笔调背后所隐含的魏晋文人的人生心态也值得重视，儒家富贵浮云、饮水饭菽的生命意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审美情怀，均不同程度构成了这些作品的精神内蕴和艺术境界，体现出儒学意识与书信艺术创作风格的有机融合。

下面再来讨论一下魏晋箴体文创作与儒学内涵的关系。魏晋箴体文的兴盛，与此间重刑名、重自省的意识密不可分。仲长统曾在《昌言》中立《法诫篇》，主张加强相权与法制，节制外戚与宦官专权。傅玄也在《傅子》中立《戒言》，强调循名责实。桓范尤其强调谏诤的监督作用，他在《世要论•谏争》中说：“夫谏争者，所以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也。……扶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者，忠也！义也！深思谏士之事，知进谏之难矣。”

就魏晋统治上层而言也不例外，如曹植《答崔文始书》就说：“临江直钓，不获一鳞，非江鱼之不食饵，其所饵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举擢。”

魏晋箴体文具有他律与自律的双重作用，如傅咸《御史中丞箴序》说：“百官之箴，以箴王阙。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惧有忝累垂翼之责，且造斯箴，以自勖励。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yipindushu.com

先秦两汉箴文多简约凝练，至魏晋有渐趋烦冗的迹象，甚至还有以颂代箴的情况，潘尼《乘舆箴》就是集中反映。“乘舆”为君王代称，其箴文分序与正文两部分，正文标以“颂曰”，体现了对君王的颂美之心。他在序中追溯箴文产生的历史渊源，强调其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说：“箴规之兴，将以救过补阙，然犹依违讽喻，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先儒既援古义，举内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论成败之要，义正辞约，又尽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至于箴规，谏之顺者，曷为独阙之哉？”虽然潘尼标举箴的规谏功能，但纵观全文，潘尼从太初生民之世，揭示君主产生的历史，对尧、舜、禹等上古贤王的功绩加以颂扬，只是详古而略今，惟有“禅代非一姓，社稷无常主”、“王者无亲，唯在择人”句，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其余则为“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书》美康哉，而《易》贵金兰”式的颂美，

魏晋箴体文虽然总体创新不多，也还有其时代特色。《晋书•陆玩传》载：“王导、郗鉴、庾亮相继而薨，朝野咸以为三良既没，国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迁侍中、司空，给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诣之，索杯酒，泻置柱梁之间，咒曰：‘当今乏材，以尔为柱石，莫倾人梁栋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叹息，谓宾客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谈者以为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