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家诫中蕴涵了勖勉与训示的两重内容，前者重在家风家学的建设，后者则重在维护，这都统一到促进儒学思想文化传统在魏晋基层社会传播的方面来。尽管魏晋玄风较盛，但却绝少在家诫中颂扬庄老放诞之风的作品，儒家的道德伦理准则始终是其主导因素。如曹魏殷褒在《戒子书》中强调对天道的把握说：“夫道也者，易寻而难穷，易知而难行也。……若朝益暮习，先人后己，恂恂如也。则吾闻音而识其曲，食旨而知其甘，永终吾余年矣，复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尔其念之，尔其念之！”虽然殷褒倡导天道，却不是老庄之流，像“先人后己”以及出自《论语•宪问》的“思不出其位”，都不难看出他对儒学宗旨的固持。吴人姚信在《诫子》中强调为善说：“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心自甘之，以为己度，险易不亏，始终如一，进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佑之，众人尊之，而声名自显，荣禄自至，其势然也。……顾真伪不可掩，褒贬不可妄，舍伪从实，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可以弘矣。贵贱无常，唯人所速。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之子反为凡庶。可不勉哉！”

另外，魏晋家诫也有其明确反对的方面，如慎言、戒骄、戒酒等均是其重要内容。魏晋诫书强调慎言慎行，如三国魏杜恕《体论•言第三》说：“束修之业，其上在于不言，其次莫如寡辞。谚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魏晋审慎人生观在诫书中，还体现为对骄盈心态的戒惕。这种心态在魏晋时期较为普遍，如曹丕《戒盈赋》序就说：“避暑东阁，延宾高会，酒酣乐作，怅然怀盈满之戒，乃作斯赋。”赋中又云：“信临高而增惧，独处满而怀愁。愿群士之箴规，博纳我以良谋！”

临终遗诫也是魏晋诫书的重要形式，就内容来看，主要分为施诫者对丧葬规格的要求和对子女须注重的人生法则两种。魏晋遗诫多体现施诫者的薄葬意识，如曹魏沐并遗诫说：“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阳虎玙璠，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大教陵迟，竞于厚葬，谓庄子为放荡，以王孙为戮尸，岂复识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顾尔幼昏，未知臧否，若将逐俗，抑废吾志，私称从令，未必为孝。”

遗诫还具有训导子弟的内容，如向朗《遗言诫子》说：“《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是以圣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国之小子耳，而早丧所天，为二兄所诱养，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今但贫耳。贫非人患，惟和为贵，汝其勉之。”

上述所举诫书的施诫者和受诫者多为父子关系，魏晋诫书还涉及君臣、上下级之间以及自诫的内容。如曹叡青龙二年作《诫诲赵王幹玺书》，严申禁止曹氏诸王私相交通的政令，并大量援引《周易•师卦》上六爻辞、《诗经•小雅•无将大车》、《小雅•棠棣》、《小雅•采菽》以及《礼记•中庸》等经典内容，以佐证谨慎用贤的观点。另外，曹叡景初元年《与彭城王玺书》亦为惩戒彭城王违禁交通而作。其给予彭城王削县三千户的处罚，并以《尚书•周书•多方》为据，训导其须知过能改。从论证逻辑来看，曹叡恩威并用，理据分明，无懈可击。然而，与魏晋家诫相比，其中儒家经典的征引也只起到证明法理与君权不容置疑的作用，儒典本来所含的伦理温情却已荡然无存。yipindushu.com

魏晋属吏对上司的谏书也有许多，如崔琰《谏世子书》说：“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殷鉴夏后，《诗》称不远，子卯不乐，《礼》以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况公亲御戎马，上下劳惨，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经国之高略，内鉴近戒，外扬远节，深惟储副，以身为宝，而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