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注意到应用文体时代性、文学性特征的是荀子，《荀子•大略篇》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这说明诰誓、盟诅等文体都是适应夏商周以来征战杀伐的需要而产生的。荀子又注意到铭诔寄托哀思的文体功能，《荀子•礼论篇》曰：“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苟非圣人，莫之能知也。”

因此，根据魏晋应用文体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大致可分为政治性文体、军事性文体、学术性文体及日常生活性文体等四种。魏晋应用性文体表现出来的文学性、思想性价值显然不均衡，如政治性文体中多以拜爵受封、赐谥议礼等行政事件为内容，文笔多庄重谨严，不求藻采；学术性文体更多为经学注疏的别体，如注、叙等，以开宗明义、辨析经训为宗旨，文学性较弱。从魏晋应用文体的创作实践出发，共有奏（上书、上言、上封事）、疏、章、表、议（驳议、难议）、碑（碣）、诔、诰、铭、谥、敕、赞、箴、檄（露版、露布）、教、书（笺）、牒、移、启、版（版文）、诫（训）、序（叙）、记、论、诏、令、策、册、状（板状、行状、品状）、志、说、帖、传、注、祝、盟、誓、哀吊文（祭文、吊文、哀策文、墓砖文）、对问（对策、策问、答问、反讯）、连珠等四十种。

魏晋政治性应用文体的儒学意蕴

魏晋之前的政治性应用文体创作，一般笼统归入公府文牍的范围。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下称：“牍者，读也。以尺二寸之木为之。简，又独也。言单独而用也。既可书而读诵，又执以见于尊者。形类今之笏，但不剉其角。”

魏晋文士往往将各种应用文体的源头与先秦儒家经典的相关记载衔接，如《中论•虚道》说：“先王之礼，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师瞽诵诗，庶僚箴诲，器用载铭，筵席书戒。月考其为，岁会其行，所以自供正也。”

朱熹曾说：“自汉以来，诏、令之稍可观者，不过数个。如高帝《求贤诏》虽好，又自不纯。文帝《劝农》，武帝《荐贤》、《制策》、轮台之悔，只有此数诏略好。此外尽无那一篇比得《典》、《谟》、《训》、《诰》，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无。”yipindushu.com

秦汉之际章、表、奏就已定型且格式化，《后汉书•胡广传》李贤注引《汉杂事》云：“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罚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也。表者不需头，上言‘臣以某’，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魏晋士人对于章表的文体特色已有探讨，李充《翰林论》说：“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就魏晋论、议、驳的创作来看，其艺术水准不容忽视。李充《翰林论》对奏疏、驳议的文体特色也有评介说：“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傅长虞每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又“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

魏晋时期擅长诏令、章表、奏议等文书写作的文士颇受重视。汉末以建安七子为代表，两晋也不乏其人。《晋书•孙惠传》载：“（司马）越省书，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见。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职文疏，豫参谋议。除散骑郎、太子中庶子，复请补司空从事中郎。越诛周穆等，夜召参军王廙造表，廙战惧，坏数纸不成。时惠不在，越叹曰：‘孙中郎在，表久就矣。’越迁太傅，以惠为军谘祭酒，数谘访得失。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