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魏晋赞体文创作，可以从赞颂对象方面将其分为人物赞、图赞、博物赞等几种。魏晋人物赞中，涉及儒、道、释等多个领域，如孙绰有《至人高士传赞》，对原宪加以赞颂；作有《列仙传赞》，对老子、商丘子加以颂扬；作有《名德沙门赞》，对康僧会、支孝龙、刘元真、于法威、释道安、竺法、竺道壹、支愍度等人加以颂扬。应该说，除了孙绰这样严加分类加以颂赞的情况之外，还有许多不分儒道的情况。如孙楚有《八贤赞》，现仅存他对颜回、季子、管仲、庄周等四人的咏赞，此外孙楚还赞颂了荣启期、原壤、白起、韩信、乐毅等五人。夏侯湛也有大量赞体文，如《虞舜赞》、《左丘明赞》、《颜子赞》、《闵子骞赞》、《范蠡赞》、《鲁仲连赞》、《庄周赞》等。挚虞亦有《庖牺赞》、《神农赞》、《黄帝赞》、《帝尧赞》、《夏禹赞》、《殷汤赞》、《周文王赞》、《周武王赞》、《周宣王歌》、《汉高祖赞》、《汉文帝赞》、《孔子赞》、《颜子赞》、《左丘明赞》，陆机有《孔子赞》、《王子乔赞》、《夏育赞》等。正如上述儒、道、佛三教人物均出现在魏晋文士颂赞的笔下，也间接体现出三者交汇融合的情况。如孙绰在对于法威的赞颂中说：“《易》曰‘翰白’，《诗》美苹藻。斑如在汤，芬若停潦。于威明发，介然遐讨。有法其名，无愧怀抱。”

魏晋像赞、画赞数量较多，如夏侯湛《管仲像赞》、《鲍叔像赞》、《东方朔画赞》，孙绰《贺司空循像赞》、《孔松阳像赞》等，均为其例。桓范《世要论•赞象》说：“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世考之导。实有勋绩，惠利加于百姓，遗爱留于民庶，宜请于国，当录于史官，载于竹帛，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

博物赞也在魏晋时期大量涌现，一方面这是历代知识积累丰富完善的结果，如郭璞《注〈山海经〉叙》说：“盖此书跨世七代，历载三千，虽暂显于汉，而寻亦寝废，其山川名号，所在多有舛谬，与今不同，师训莫传，遂将湮泯。……故为之创传，疏其壅阂。……靡刊于将来，八荒之事，有闻于后裔，不亦可乎？”

正是基于上述三点，郭璞花费十八年时间为《尔雅》作注，并为《尔雅》所载四十六种事物与《山海经》涉及的二百六十四种名物立图赞。当然，这些博物赞潜在的“多识、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和训义兴学的儒家认识论还在发挥作用。郭璞在《尔雅叙》中就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就郭璞图赞的艺术成就来看，它们均为四言句式，多为六句，短小精悍，言简意丰。同时，其中所蕴涵的儒学审美意蕴也值得重视。如《〈尔雅〉图赞》“释木•枣”说：“建国辨方，外朝九棘。因材制义，赤心鲠直。蔼蔼卿土，亮此衮职。”就强调了枣的耿直节义的人格象征。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四“棘寺棘卿”条说：“今人称大理为棘寺，卿为棘卿，丞为棘丞，此出《周礼•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郑氏注云：‘植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也。棘于枣同。’棘之字，两朿相并，枣之字，两朿相承。此所言者，今之枣也。”

总之，上述对魏晋传、论、赞三体的儒学旨趣与创作情况进行了探讨。作为学术性较强的三种文体，它们在史传编纂、礼制辩论、儒释道交争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也代表了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的大体情况。在魏晋玄风大张的文化背景下，儒学仍在这些学术性应用文体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扬。即使如孙绰、郭璞、孙楚等引领玄言风潮的人物，在其应用文体的创作中仍有大量儒学忠、孝、仁、义等道德意识的流露，这与他们诗、赋作品的思想状况呈现出较大反差。另外，儒学因素对魏晋学术性应用文体咏物化、丽辞化等文学风格的形成也具有积极的建设作用，《尔雅》、《方言》等博物类典籍进入魏晋文学取材的范围就是例证。yipindus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