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教文艺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魏晋辞赋的体式类型、题材内容较两汉时期日渐向深细化发展，但在思想主旨、审美取向等精神层面却呈现出强固的思想惯性，汉赋中高扬的儒家政教文艺观也在魏晋辞赋中得以保留和推进，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一定影响。魏晋辞赋中的儒家政教文艺观大致具有四方面内涵：一，继承尊王攘夷的大一统政治观，强化辞赋的宣教功能，既效法汉代骋辞大赋，又从细密取象、征实叙事、布局精严等角度寻求突破；二，发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诗教观，强调辞赋的博物功能与知识性价值，言咏主题不仅涉及动、植物、昆虫、乐器、文具、酒、药、生活物什、天地、四季、山水、云雨等具象事物，更涉及“文”、“意”、“读书”、“谈”、书法用笔等抽象活动，其中固然不乏玄、释思想浸染之作，但许多仍秉持儒家博物观、比德观；三，继承汉人将赋作为《诗经》六义之一的观点，发挥辞赋政治颂扬的基本功用，又注重个体反省、劝诫的道德化主题，有些能跳出寓刺于美的创作模式而通篇为讽，并强调对个体生命意识、情感意蕴、道义准则、批判精神的抒发，体现出儒家的悲悯情怀与济世之思；四，继承汉人赋须雅正典则的文艺观，确立辞赋“丽则”的审美旨趣，反对劝百讽一的过度雕润，强调“丽”与“则”的有机统一，又从儒家“三不朽”观念出发抬升辞章的社会价值，并以辞赋作为个体社会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兹将儒家政教文艺观分为王道一统观、比德观、教化观、情理观等四个范畴，分别探讨它们对魏晋赋格建构的深远影响。

一、儒家王道一统观与魏晋都邑赋、礼制赋典重宏阔的气格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汉代都邑赋发展的极轨，对魏晋以来杨修、卞兰、缪袭《许昌宫赋》、何桢《许都赋》、刘劭《赵都赋》、刘桢《鲁都赋》、徐幹《齐都赋》、吴质《魏都赋》、文立《蜀都赋》、傅玄《正都赋》、左思《齐都赋》、《三都赋》、曹毗《魏都赋》、《扬都赋》、王廙《洛都赋》、庾阐《扬都赋》等都产生重要影响。孙绰径称：“《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所谓魏晋礼制赋，是指在魏晋时期开始注重五礼制度建设的背景下，以除丧礼之外的吉、嘉、军、宾等四礼为讴歌主题的赋作——丧礼主题则多以诔、铭、哀策、碑等文体样式呈现。吉礼赋、嘉礼赋、宾礼赋的题材一般包括释奠、皇室婚冠、藉田、节庆宴飨、祥瑞等内容，各项礼制确立过程往往经由学官博士、礼官、勋戚乃至帝王多方反复商议，多遵从六经论断、前代仪礼成例，以宣扬仁德、武功、教化为指归。如傅玄《元会赋》所歌颂的元会礼就经过了详密的经学论证。《晋书•礼志下》载：“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此则兼采众代可知矣。”

魏晋都邑赋与礼制赋一方面继承汉赋弘扬上述儒家王道一统观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时代新意。其要有四：其一，以学问为辞的学术化倾向增强。《文心雕龙•神思》将《二京赋》与《三都赋》并提，指出：“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黄侃评述说：“案二文之迟，非尽由思力之缓，盖叙述都邑，理资实事，故太冲尝从方士问其方俗山川，是则其缓亦半由储学所致也。”yipindushu.com

二、儒家比德观与魏晋咏物赋渊雅平和、激越悲悯的气格

儒家比德观主要体现在魏晋咏物赋中，其体现方式主要为两种：其一，以天人合一理论为核心，将人或物与天地自然之德相比附。如成公绥《天地赋》以天地为题材，强调赋“分理赋物”的认知和再现功能，实质是对人自身智性的赞美。他认为人在顺应天道、“敬天而事”的前提下，才能概观万物、以一统万。

宋俞文豹说：“诗惟颂德，咏物难工，盖欲指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