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魏晋令、诏的创作。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采用口语，直抒胸臆，不纠缠于故实典事，避免了一般诏令雅奥板滞的弊端。他自为孝廉开始，就以立世扬名为目标，亦即“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来平定四方，位极人臣，仍以周公自期，其云：“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又说：“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这些都可以看到儒家经典对其人格志向形成的垂范作用。当然，曹操以王道与霸术兼宗，认为“江湖未静，不可让位”、“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他虽然欣赏乐毅、蒙恬、介之推、申包胥忠直不渝的品节，但对他们悲剧性的遭遇深感恸挽引以为戒，其所称“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又“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可以说均是其“肝鬲之要”与肺腑之言。

纵观魏晋时期，历代君主亲自草拟诏令的并不多见，像曹操如此出色的作品更属难得，如张华就曾分别代高贵乡公、晋武帝拟《大赦诏》，这两篇诏书均弘扬儒家德义，却掩盖了改朝易代的阴谋和杀戮；同时张华一人为二主起草同一类型的诏书，也体现出魏晋文人人格的软弱性和依附性。前者云：“盖至化宽以服人，太上仁以怀物，以宽故能含载无方，唯仁故能容养万类。……相国晋王嗣业承绪，继明炤于四方，仁风肇被，六合旁靡，黎仪亿兆，日新厥志。朕喜百姓厉精自肃，以承首化，其大赦天下。”

再来看魏晋表的创作。曹植黄初四年《上责躬应诏诗表》说：“窃感《相鼠》之篇，无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七子均养者，尸鸠之仁也。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能自弃者也。”

羊祜《让开府表》也是晋代章表的典范，其称：“臣闻古人之言，德未为众所服而受高爵，则使才臣不进；功未为众所归而荷厚禄，则使劳臣不劝。今臣身托外戚，事遭运会，诫在宠过，不患见遗。而猥超然降发中之诏，加非次之荣。

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误陛下，辱高位，倾覆亦寻而至，愿复守先人弊庐，岂可得哉！”

再来看魏晋驳、议的创作。傅咸以《礼记•祭法》为据，认为王社、太社各有其义，亦各有祭礼而不可简省。在驳议过程中，他征引《左传•昭公十一年》“盟于清丘之社”、《礼记•郊特牲》“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社稷太牢”、《尚书•召诰》“乃社于新邑”、“乃社于新邑”、《周礼•春官•宗伯•典命》“祭社稷、五祀则冕”等典记，指出王景侯所论失据之处，表达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若有过而除之，不若过而存之。况存之有义，而除之无据乎？”之义，其驳斥非常有力度。另外，他还对成粲曲解王景侯之义提出驳议说：“《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诗》，即用此说。《禹贡》：‘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为太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复为立京都也。不知此论何从而出，而与解乖，上违《经》记明文，下坏景侯之解。”yipindus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