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汉颂的赋化特点，魏晋颂呈现出诗化特征，一为上述提到的向先秦颂的四言化转变，除了魏晋复古观念趋盛外，汉大赋渐衰，颂体因之简约化也是重要原因；再则是继承汉代郊庙颂诗，在形式上均以四言为主，从而使两者区别度较低，同时还在内容上融合五言诗的情感特质与拟物技巧，充分发扬儒家顺美圣治、敦化风俗的文艺观念。这种观念自然也是对汉颂一贯宗旨的继承，如东汉安帝东巡，马融上《东巡颂》，其序称：“延光三年，车驾巡狩岱宗，郡或上凤皇集，诏书颇有不纳之意。融本以赞述为官，遂上《东巡颂》，言虽有瑞应，上犹疑而不然，以将顺其美。”

因为魏晋颂与颂诗形式相似，思想内涵及艺术特征相近，故先对魏晋颂诗加以评介。魏晋颂诗分郊庙颂、述祖颂、咏物颂等类型，沿袭《橘颂》及汉代颂诗的创作，多有宣扬政教、宗法、仁德等儒学蕴涵。《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魏晋郊庙颂诗、述祖颂诗等基本沿袭两汉既成风格，变创之处不多。如晋天地郊明堂歌《夕牲歌》说：“皇矣有晋，时迈其德。受终于天，光济万国。万国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只事上皇。只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飨。受天之祚，神化四方。”

当然，魏晋郊庙颂诗除四言外，还有三言、五言、六言等情况。《晋书•乐志上》载：“至泰始五年，尚书奏，使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勗、黄门侍郎张华各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又以魏氏歌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故勗造晋歌皆为四言，惟《王公上寿酒》一篇为三言、五言焉。张华以为‘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盖以依咏弦节，本有因循，而识乐知音，足以制声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袭而不变。虽诗章辞异，废兴随时，至其韵逗留曲折，皆系于旧，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作为魏晋颂来说，它与颂诗在题材选取、句式排布、辞采风格、风教内涵等方面多有叠合之处，如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二说：“两晋文人，四言繁有。束、傅、夏侯，殆为《三百篇》之王莽，入隐拾秀，神腴而韵远者，清河而已。既不貌取列风，亦不偏资二雅，以风入雅，雅而不疲；以雅得风，风亦不佻。字里之合有方，而言外之思尤远。”

魏晋颂多以顺美为能事，这又是儒家祥瑞意识的表现。祥瑞意识是天人合一思想观念的衍生物，其以上天征象与人间政治相联结，经过汉代谶纬哲学的政治化、神圣化演绎，更使之成为文学表现的固定题材和模式。前述魏晋颂诗中就多以天佑名义开场，继而对当世王祚运命、政绩勋业、君主盛德展开歌颂，顺应天道、开济升平始终是其着眼点，魏晋颂也是如此。关于魏晋士人的祥瑞意识，可以高堂隆《告瑞玺议》为例。他认为，对于天降瑞玺这样的事件，不但要朝野献颂，还要告知宗庙，而且具体操作要符合礼制规程。yipindushu.com

魏晋颂的儒学特色，还在于润色鸿业、恢弘德教的政治动机非常明显，它们的撰制往往与当局稳固政权的需要密切相关。如《晋书•挚虞传》载：“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颂曰：“明明上帝，临下有赫。……抚定朝鲜，奄征韩、貊。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译。邛、冉、哀牢，是焉底绩。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

东汉以来，颂的世俗化倾向加剧，再加上文人对政权及世俗固有的依附性和随顺性，颂作谄谀的弊端也越发明显。如蔡邕素以碑铭赋颂闻名，但仍有叹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惟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