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宗唐宋文

永乐至成化年间，明朝诗文创作出现“台阁体”。台阁，别称馆阁，台阁体特指当时内阁与翰林院文臣的文学创作风格，多为应制与应酬之文，追求雍容典雅，内容贫乏，毫无生气，在文学史上饱受批评。综观《杨文懿公文集》，绝大多数的诗文皆属此类。台阁体的出现是与宋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程朱理学是明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亦是学术思想的主流。馆阁之臣自然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准，思想上亦是深受理学的影响，故诗文的思想上自然产生雅正平和的特点。对杨守陈而言，其启蒙老师杨范是理学家，不难想象，理学思想对杨守陈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这个背景，其文学创作难出台阁体之外也是自然之事。杨守陈几乎整个官宦生涯身处翰林院，没有外出为官的经历，这亦是一个重要因素。身处馆阁，接触的大多为上层官僚，难以看到丰富的世间百态，生活相对安稳，亦无太多的忧患之思。在这种环境中，诗文自然是缺乏情感的切入，何况创作的大多是应酬之文。这仿佛是一潭死水，附庸风雅，实际上并无生命力，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状态的一个反映。但是，杨守陈的文学作品与一般的台阁体又有一定的差别，在题材和意蕴上有所突破。他的《农鸣》、《农乐记》、《惠民渠记》都走出了翰林文学的藩篱，《送邓淳安序》中“有一言可以尽长民之道者，曰爱之而已”，这种爱民思想也是其他翰林作家难以一见的。

拟古是杨守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杨守陈自幼经过系统的文史教育，登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更是饱读诗书，学术素养较高，由于对古人文学作品的欣赏，拟古创作风格的形成也是颇为自然的。再者，复古亦是当时的一个大背景。杨守陈最大的学术特点是博采深考，拟古与当时的文学大背景自是相关，亦是与其博采的学术特点分不开的。宗唐是明初翰林文学的主流，而宗宋是李东阳等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杨守陈处于二者之间。杨守陈学习的主要是唐之杜甫，宋之苏轼，但不局限于二者。杨守陈对杜甫的诗文颇有研究，如《金碗辨》。从《金碗辨》我们不难看出杨守陈对杜诗研究的深度，可谓字字考究。杜甫“读书破万卷”，是杨守陈学习的榜样，可见其推崇之情。杜甫诗兼众体，而杨守陈所作文体亦是相当之丰富，“少作诗皆近体，所用为唐韵，长以古辞古韵作古体诗赋”，变化不一。

台阁体文臣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董其昌曾言：“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63)事实上，这种追慕之情似乎流于模拟，没有实质上的影响，他们与宋人的文学创作成就亦是相差甚远。杨守陈亦是难出窠臼，对苏轼的模仿成就不高，《石钟山铭》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篇。“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钟，尚矣。……余谓波间众窍，其丰山之自鸣者乎？潭际双石，其宋左师之每击者乎？是皆可谓钟也。然濒流庶峰，其下响若钟者盖鲜。石之高大，而叩之函胡清越，如两钟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笔之类，亦岂必为天下独然后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诸波间耶，果屐而叩诸潭际耶？抑若大宁之山尝有巨石，状如大镛，而今已为波沦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见耳闻而可臆断其有无，苏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见耳闻，而言犹不能定于一。余固不敢臆断，顾区区一山名，何损益于天下，亦无足深辨者。……往在元季，微我太祖，民其歼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间，庶职恬逸，万民乂和。虽群动庶植，犹胜于乱世之烝黎者，皆太祖戡定辑宁之劳，而列圣绍述煦妪之泽也。凡登是山者，左顾彭蠡，右瞻金陵，江汉之心，其可已哉！”(64)《石钟山铭》为仿苏轼《石钟山记》之作，明代馆阁此类题材的作品颇多。虽然《石钟山铭》与《石钟山记》同以石钟山为题材，然意境相差甚远。《石钟山记》是一篇游记之作，抒发一己之感，有着文学大师的万丈豪情。杨守陈之《石钟山铭》虽以《石钟山记》入题，行文亦是模仿苏轼之风格，表达的却是对君主的褒扬，没能走出台阁体的藩篱，故难以触动读者之情怀，文学欣赏性不高。整体而言，杨文较为生涩，意境不高。故他尽管是模仿苏轼，只能说是形似而神离。

（3）也讲究性情

杨守陈出身底层，故其创作有较多的性情。“文忠（中）子曰：诗者，人之性情也。夫性情在人，不以古今而有异者。古之诗，皆其性情之发而辞足以达之，故多不可及者。后世徒取古之诗，掇拾模拟，而不本其性情，则非诗矣，宜康简谓之无也。若有发于其性情而达于其辞，则亦古之诗矣，夫焉可蔑之。”(65)由此可知，杨守陈讲究性情，反复简单的模拟。

（4）反新奇，务平和

杨守陈在《与冯汝止书》中言：“吾子之文弛放矣，奇怪矣，今宜收敛使平和，无取语生之忌”，可以看出这一主张。反新奇，指的是为文用词不可出于经典之外。其反新奇并不是反对使用伟奇字句，否则就与前文所说的注重引经据典相左了。平和，是指不可过多地抒发个人情感。杨守陈认为作文为德为理，纯粹地表达个人情感于德于理皆无意义，“亦不必如昔人之十年赋两都，旬锻月炼而工无益之辞，误有用之学也”。杨守陈功利性很强，认为单纯的文学创作并非正业，只是消遣，无实质意义。“若止为一人议论者非极工不取，溢美过情者虽工亦去之”的原则就是务求平和的主张。文为张德，文为理作，再加上文集编纂过程中对“溢美过情”之文的剔除，这是杨守陈传世的文学作品大多欣赏性不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