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为什么会有家族现象？为什么会有科举家族？科举在近世家族形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教育与学术在科举家族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从方法论来说，科举家族个案史如何研究？这是笔者想通过宁波杨氏作出的理论思考所在。

1．近世家族

人是社会性动物，聚居是人类居住的基本特征。聚居又分“同姓聚居”与“异姓聚居”两大类型。中国人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一个同姓聚居民族。如果说政府是异姓团体利益组织的话，则家族是同姓团体利益组织。同姓家族是中国社会血缘性、自然性、利益性的基本建构单位。这一现象的形成有四大因素：一是农耕社会，依赖耕地而定居，从而使家族长期聚居一处。二是凝固化的人口管理制度，在农耕环境产生的国家管理体制，也以静态管理为主，实行严格的户口制度，禁止人员在全国各地自由的流动。三是划一的集权管理，使各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同质化，使此地对彼地不会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不会出现人口的横向流动现象。四是落后的交通，使人习惯于小空间生活方式，养成安土重迁心理。安居各地，不相往来，是全国性现象。同姓家族群体在传统中国乡村的广泛存在，与现代中国城市中异姓小区的广泛存在有着相同的地位，它们均是国家的基本细胞组织。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家族形态处在不断嬗变之中。学界习惯分为周代之封建家族，秦汉迄唐之世家大族，宋以下的新家族三个阶段(1)。宋以来的中国庶民宗族形态，日本学人称为“近世家族”(2)。近世家族由许多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或共祖家庭组成，共财单位很少超过同祖父的成员，但通声气、济有无的范围却可以远过五服(3)。从同姓家族的内部组织来说，可以分为家庭、家族与宗族三大类型。家庭是核心家庭，家族是主干家庭，宗族是复合家庭。如果以大树为比喻，家庭是树叶，家族是树枝，而宗族则是树干。从单位来说，家庭是最小的细胞组织，古代中国多是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今天则是三口之家。家族则是五服同祖的主干家庭，而宗族则是超过五服的同祖复合家庭，习惯也称为“族”。不过，学术界目前所用的“家族”，实际上包括“宗族”。本书所谓家族，等同于宗族。

就内部人际关系规则来说，同姓聚居家族不同于异姓散居家族。同姓聚居家族由于长期生活于一个小空间内，成员间的联系比较广泛，故尔强调互助责任。一个人的发展，既要照顾到小家庭利益，更要照顾到大家族利益。互助精神的产生基于血缘关系，因为家族是同姓利益群体组织。人类之所以需要互助，是因为存在不平衡因素。一是身体的自然发展变化，没有劳动力的小孩、老人、病人等弱势人群均需扶助。一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因素，农耕时代的生存条件相当恶劣，人们需要互助来求生存与发展。互助是人类得以生存并发展的基本因素所在。

根据笔者对南方家族的观察，近世家族内部规则有两大特点，一是独立，二是互助。所谓独立，是指核心家庭自我负责、自我发展。在南方，有一个习惯，儿子们结婚以后，一般选择分家。分家是相当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家长没有那么大的庇护能力；同时也有利于调动小家庭的积极性，发展模式更加灵活。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在庇护能力有限的时候，只能照顾到小家庭。如此，在平时，家与家之间就是同姓邻居而已。在南方乡村，五服之内的家族称为“近房”，五服之外的宗族称为“远房”。在一个同姓自然村落中，内部高下不一，有的做官发财，有的就是普通农民。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同姓社区”，有别于今天城市中的“异姓社区”，所以，内部存在互助关系，遇上红白喜事、造房之类大事时，会互相帮助，既要出力又要出钱，可以说是一个互助合作社。平时独立与有事互助相结合，是近世家族的一个特点。

如果这是一个普通的家族，也许就停留于平时独立与有事互助而已，他们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而一旦族中出现士大夫，情况就会大变。隋唐以后，中国进入了科举时代。因科举而上升的群体，人称士大夫或缙绅。有士大夫领导的近世家族，可以称为“望族”。由于科举的发达，江南相当多的家族有士大夫，故望族特多。范金民认为，望族是江南宗族区别于其他地区宗族最为明显的特征(4)。如何看待江南多望族现象？笔者以为江南多望族是好现象，它是符合人类发展进程的现象。人类的利益保护，存在私心与公心两种相辅相成的基本方式。私心是小范围内的利益保护方式，公心是大范围内的利益保护方式。前者只管庇护自己或小家庭人员的利益，后者则要求在更大的公共范围内保护更多人的利益。私心是天生的，公心是靠后天培养的。宋明理学家出于社会稳定考虑，重视同姓基层社会建设，强调“收族”、“睦族”。收族的核心手段有四，即编族谱、置义田、建祠堂、设族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视同姓社区内部凝聚力、互助力建设。只要私心不要公心的自私自利与只有公心没有私心的大公无私，两者均是不可取的。人类社会的制度建设，就是要不断地保护私心与公心，让其发挥不同的保护作用，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而美好的发展。

2．科举家族

近世家族的核心是科举家族。

近世家族要成为地方望族，必须借助科举力量。为什么要成为科举家族？在农耕社会，在中国的强国家体制下，只有通过科举，才能获得国家的政治资源，才可能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科举是家族与国家联系的管道，通过科举考试，家族人员进入政府任职，从而有可能形成科举家族。官员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家族，某些家族在科举竞争中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量，他们就有可能形成为科举家族。不过，在自由竞争的科举体制下，一个家族要想长期保持其竞争优势，难度系数是比较大的，往往出现家族间轮转现象。可以说，没有永恒的某地某姓科举家族。这也是国家设立科举考试的核心追求所在，科举正是为克服某地某些门阀家族长期垄断政府管理队伍而设计出来的流动性官员选择体制。

“科举家族”是由张杰《清代科举家族》首先提出来的概念。所谓科举家族，是指“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的家族”(5)。这个定义易引起歧义。出举人或贡士以上功名，门槛稍嫌过低，其实出二个以上进士才是关键。而且，“聚族而居”似可换成“族员间有较强的血缘认同感”，即异地进士若能认族归宗，即使两人世居不同的省府县，亦视他们为同一家族族员(6)。从《镜川杨氏宗谱》来看，确存在这种已迁外地而入谱的现象。不过，“科举家族”概念的提出，本身是有意义的。“科举家族”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它对应的是“门阀家族”。“科举家族”可以代替宋元明清时代的“望族”，那是一个没有时代特征的通用概念。“望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对应的是“小族”。总之，“科举家族”是一个更为精确的概念。因此，这个概念逐步为学界所接受，进而延伸于宋明科举家族研究。

科举家族的形成，严格上说，始于宋代。宋代是中国大规模推广科举考试的时代，元代科举考试一度受挫，明清则是科举考试鼎盛的阶段。明清进一步确立了全国各地府县二级儒学体系，使学校与科举考试的结合更为密切，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地方家族人员进入科举之路。在三年复三年的全国性科举竞争中，各地的不同家族不断地被洗牌，此起彼伏，彼长此消，成为不同时间段的科举家族。据《清代朱卷集成》整理，清代全国出过2个进士的科举家族约795个，出过5个进士的科举大家族有166个(7)。明代全国科举家族的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尚未出现，不过明代全国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已有人做过统计分析(8)，进士的地理分布大体上可以反映出科举家族的地理分布状况。总的说来，明清科举家族的数量，南方远多于北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几次大的人口迁移，北方汉人的精华已经转移到了南方，南方成为传统教育与文化的集中地。南方又以江南为主。吴仁安首次对明清时期江南的科举家族作了梳理，枚举的科举家族，浙江有92家，苏南有89家，皖南有36家，合计216家(9)。由此可见江南科举家族之密集。

本课题研究的宁波杨氏家族，盛于明，延及清，即属这样典型的科举家族。在明朝的“计划”体制下，一个家族偶尔出一二个进士，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如果一个家族几十年内连续出多个进士，那就是奇迹了。镜川杨氏在明朝景泰至成化（1450—1487）的二十七年间出了杨守陈、杨守随、杨守阯、杨守隅、杨茂元、杨茂仁6个进士，那中式率可称全国第一了。嘉靖至南明间，又陆续出了杨美益、杨承闵、杨德政、杨文瓒4个进士。如果出2个进士可称科举家族、出5个进士可称科举大家族的话，则杨氏拥有10个进士，可称为特大型科举家族了。更为奇特的是，杨守阯的儿子不及杨守陈的2个儿子杨茂元、杨茂仁，但杨守阯的2个进士女婿陆偁、李堂完全可以与之匹配。杨守陈第三代没有出进士，而杨守阯则出了陆钶、陆铨、陆釴3个进士外孙，超越杨氏本家子弟，真应验了宁波人所谓的“好笋（“笋”谐“孙”）出在篱笆外”。有明一代，杨氏及外家共出了15个进士。王世贞（1526—1590）经过纵向比较，立“门宗仕宦”，首举镜川杨氏，称：“一门科第禄位之重，弘治、正德间，无过于鄞县杨氏者。”(10)就所出进士总量、密集度、绵远度来说，杨氏可称为明朝第一科举家族。

3．文化家族

科举家族的直接结果是官宦世家。镜川杨氏出了正二品的尚书三人（杨守陈、杨守随、杨守阯）、从二品布政使一人（杨守隅）、正三品侍郎一人（杨茂元），此下级别的官员不计其数，绝对可称为官宦世家。“擢高第，绾银黄，海内称为名宦之家，可谓盛矣”(11)。

科举家族的间接结果是“文化家族”，它对应的是“白丁家族”。因为，他们是凭读书改变家族命运的，他们本身是读书人、文化人。这会带来几方面的影响，一是重视教育，二是重视文化。科举上的成功，使他们重视后代的教育，有可能让几代人接受教育。重视教育，是门阀家族与科举家族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学在家族”，后者是“学在州县”。不管如何，两者的基础教育均靠家族，国家只管应试教育。古代中国的官员不是终身制，有时出仕，有时退隐。官员一生与书打交道，重视文化，在位期间，或退休以后，他们会著书立说。更何况尚有大量的升不上去的读书人，他们往往会向文化领域发展，去著书立说。中国人的立德、立功、立言理念，让他们有多种扬名于后世的选择。如此，科举家族往往是文化家族。

做官可获得家族的当代社会影响，而学术文化则可使家族获得长远的历史影响。从历史实践来看，一个科举家族仅在政治舞台上成功是不够的，如能进一步涉及学术文化则影响更为长远。吴仁安认为，明清江南的望族“一般均与科举入仕有着不解之缘”；而且，“以文化型家族居多”，这表现为，“热爱书籍、喜欢读书，以读书为张儒从文的起点、以书本为文化学术活动的中心，望族弟子和望族士大夫、乃至许多准望族的缙绅家庭封建士子，一生都始终围绕着书本而从事读书、藏书、著述、诗画文艺、文献整理、出版等各种文化学术活动”(12)。这种文化型家族，由于文化积累丰厚，其门祚比之豪门右族、官宦世家要长。镜川杨氏既从政又为学，格外重视教育，子弟读书成风，家族中多人著书立说，有诗文集、宗谱、其他文献作品留下来，这是我们关注他们的一个重要因素所在。江浙是全国科举家族集中之区，徐咸（1481—1566）经过横向比较后得出结论，称：“（杨氏）昆弟子姓一时之盛，江浙文献之家鲜能俪焉。”(13)“文献”即“文化”，“文献之家”就是“文化家族”。

总的说来，一个近世家族，既要是一个科举家族，要出进士，要有大官；又要是一个文化家族，得有学术贡献，得有文献（如诗文集、宗谱、其他作品）遗留下来。如此，才会引起后人的关注与研究。否则，只是过眼云烟的家族而已。科举家族与文化家族结合的近世家族是比较理想的家族，宁波镜川杨氏正是这么一个经典案例。杨氏家族多数文化人有文集，流传下来的有杨自惩、杨守陈、杨守阯、杨承鲲、杨德周、杨学泗六人的作品，其他零星作品也有一些。其中，杨守陈在明代经学史上、明代浙东学术史上有自己独到的位置。

4．相关研究

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血缘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乃至整个儒家文明辐射圈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20世纪以后，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研究，其中尤以望族研究为重。所谓“望族”是指那些有家产又有社会声望和社会影响的世家大族，这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学术界对望族的研究，始于社会学家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此书用的是区域望族群谱描述法，开启了现代中国望族研究的先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仁安先是选择了明清时代的上海为研究地域，出版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进而扩大到整个江南，先后出版了《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吴仁安的望族研究，除了区域群谱描述法外，也涉及了望族个案史研究。由于涉及的家族数量过多、面过广，难免显得深度不足。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使用的是主题专门研究法，全书分14章，较为全面地建构了科举家族的文化研究模式。张如安等的《鄞县望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集中梳理了17个较有代表性的望族，分别梳理了它们的发展阶段及文化贡献。

近十年来，通代或断代的望族个案研究风盛行。有通论历代姓氏者，如王育济、党明德教授主编的《中华名门望族丛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家族史研究的大型丛书，已出版《历代王氏望族》、《历代李氏望族》、《历代张氏望族》、《历代刘氏望族》、《历代赵氏望族》等。近年浙江省市县三级文化工程项目中均有望族个案研究系列，已出版专著如周淑舫的《东山再起：六朝绍兴谢氏家族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邹身城等《两浙第一世家：吴越钱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唐燮军等《汉唐之际的余姚虞氏及其宗族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唐燮军《两宋四明楼氏的盛衰沉浮及其家族文化——基于〈楼钥集〉的考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陈连根等《人贵自立——湖州钮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洪永铿《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华建新《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研究》（宁波出版社2011年）、陈恩黎《四明史氏家族》（宁波出版社2011年）等。学者选择的家族史个案研究专著数量也相当多，如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侯玉杰《滨州杜氏家族研究》（齐鲁书社2003年）。至于个案论文也有不少，如毛汉光《中古大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琊王氏》、黄宽重《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以上见《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等。黄宽重的《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主体由四明家族群像（袁氏、楼氏、汪氏、高氏）与江西家族群像（张氏、程氏）合成。这些主题式家族个案史研究，值得学人们关注。近年的学位论文也较多选择望族个案研究，如叶晔《明代中晚期越中望族研究》（浙江大学2006年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李玫《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以宋代德兴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南昌大学2008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白宝福《明代如皋冒氏家族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用的是断代区域科举家族研究法。此外，近十多年，中国文学界多喜欢从文学角度研究世家大族，称为“家族文学”(14)。相关成果十分多，在此无法一一例举。

张杰出版了专著《清代科举家族》，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社会流动、地域变化、家族影响七个方面展开思考。张杰偶尔也用“科举世家”，涉及的主题有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如《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政务——以婺源县程允中家族为例》（《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如《清代科举世家与地方教育——以北方地区为例》（《中国文化史研究》2002年秋之卷）。方芳《清代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则首次涉及了科举家族地理分布研究。李伟中《桂东南科举家族及其近代转型：以广西高山村为中心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则是明确打“科举家族”旗号的个案研究专著，最接近于本课题的视野。

在相关的明代家族研究方面，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宗韵《明代家族上行流动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是近年值得关注、比较有分量的专著(15)。此外，陈支平《近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也可参考。

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关注浙东学术史研究。在参与管敏义主编《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时，较早地关注到了明代宁波杨范、杨守陈的学术研究，分析了其学术渊源，对其学术成就进行总结，归纳其学术风格为博考、深思、求是。近年，漳州师院中文系郑礼矩有《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宁波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对杨守陈和其弟杨守阯的文学风格进行了研究，并提及杨氏之家学，首次研究了上起杨范、下迄杨德周的杨氏家族道统文学创作活动，重点关注了杨守陈兄弟，认为其理学不同于陈献章，文学创作上反映出翰林院宗宋的大趋势。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下编乙组《明清浙江著姓望族考录》有“浙东宁波府鄞县杨范家族”，列举了杨氏家族的主要进士与举人。张如安等《鄞县望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中的《门风正毅，词章发越——镜川杨氏家族》以人物为点，大致梳理出明代杨氏家族的发展脉络，对重要人物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研究较为深入。

由以上的研究现状可知，清代科举家族的研究受到了学界较大的关注，而明代的科举家族研究成果尚不算多，尤其个案研究不算太多。明代科举家族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均有扩展与提升的可能。由于宁波杨氏研究刚起步，有必要做出更为深入的个案分析。既要突出明代科举家族，又要重点阐述宁波杨氏家族及其学术贡献，于是就有了《明代科举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这个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