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国三十二年《镜川杨氏宗谱》

到了民国三十二年（1943），杨良善再次发起修谱活动，终得成功。这次修谱的总裁是杨存淇。杨存淇，学名翊圣，字庆祺，号博济，又号菉园居士，别号钟英，晚号松庵道人。宁波师范学校毕业(95)。家学之传承与新式学堂之教育使得杨存淇颇具才学。杨存淇是民国两次宗谱续修的中坚人物，两次参与编修，第二次担任大总裁。此前，杨存淇有过编撰族谱的实践。民国十年（1921），为车氏编纂家谱，修成《山西运城绛县中林车氏支谱》，顺德堂木刻活字本，5册，十四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杨存淇才被族人推举为修谱总裁。此次修谱时，杨存淇已经66岁，“年逾花甲，心甚惮烦，再三固辞，终不获命。不得已，强膺斯任”(96)。

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杨存淇又替人纂修了《浙江鄞县蕙江何氏宗谱》，木活字本，五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结合民国十年的《山西运城绛县中林车氏支谱》编纂，可知杨存淇实际成为职业谱师了。职业谱师的出现，是民国时期家谱编纂的新特点之一。这种职业群体的出现，说明了民国时期修谱的普及。也说明了修谱家族的变化，不再是士大夫家族，而是普通职业家族。他们可能经商发财，因受周边村庄修谱的影响，也要求修谱。但他们没有修谱能力，于是就请当地有名的谱师来修。职业分工的广泛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

民国修谱带有时代的特色，内容上也有所变化。

1943年续修宗谱的分工更加具体，有发起人、大总裁、监督、总办、协办、经济、会计、管理、校对、采访等，这完全是一套现代的分工编纂机制。大总裁就是之前的主修人，又新增经济、会计两项。

这次修谱经费，主要来源有二，一是远虑会，二是杨芬荣（1906—？）的垫支。“我杨氏自有《镜川谱》以来，每届大修之年，恒苦于经费之无着。欲图发起，不免稽迟，或百有余年而一修，或七八十年而一修，或四五十年而一修，即可想见筹款之匪易也。余前届提倡修谱，正及三十年。丁灶之捐，一时难以收集。纵借款筹垫，犹极感困难。此杨氏修谱远虑会之所以从速创成欤。八百基金，盘积一世。现有田五十余亩，并得存款盈万，本足敷修谱之资。顾目今物价过高，公积虽夥，仍属无济于事。幸而夏凉岗有急公好义之芬荣队长出，独能慨垫巨款，起议续修。”(97)由此可知，为了修谱，杨氏成立了“杨氏修谱远虑会”。不过，时值日本占领宁波时期，物价过高，基金经费仍不足修谱之用。古代中国人修宗谱，最大的问题是修谱成本过高。杨氏修谱远虑会的模式，不失为一法。《凡例》言：“吾宗杨氏为确定修谱经费起见，创兴远虑会，曾费尽多少心力，始克完成。嗣后，如有侵吞修谱公款，定当禀官追偿，否则黜族削谱。”(98)由此可知，为了保障“远虑会”的顺利运作，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设立会计。

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分教堂木活字本，十三册，二十七卷。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民国《镜川杨氏宗谱》，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也在变化。如“科举停后，士子皆由学校出身，凡中学、大学、留学毕业者，宜分别书之，所以重儒也”。杨氏对入谱的规定有很大程度的放松，首次允许螟蛉（即义子）入谱，有《闰谱》一卷。“螟蛉，异姓，旧例不准入谱，恐其紊乱宗支也。今虽公决开例，仍不使混入正派，另立闰谱一本，名曰《似续谱》。各房若有义子，第一次附录闰谱，有产者须捐助二成，无产者至少捐助十元，缴与修谱总会。”又称“螟蛉异派，不得为宗族房长，亦不得举为总干事，以防牵掣本支，侵夺权利”。由此可见，虽然螟蛉得以入谱，但有严格的附加条件。不过，对典妇的规定仍很严格，“如有误取同族醮妇，或误取同族女子，当直书不讳，贬为侧室某氏。若误取同族同村典妇，并将其生卒年削去”(99)。这种观念，反映了宗族制度中的强调血缘性原则。义子是进来的儿子，当然可以松一点，但如果是典妻或娶同族女子，则是严格禁止的。

不过，联宗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修谱以惇宗收族为第一义。真同族者，不令散为异族，可联宗者，必使集合归宗。……不可祖而祖之，是谓诬祖，诬祖者不祥。”(100)

4．杨氏家谱编纂的特点

杨氏修谱体现了士人修谱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杨氏修谱，一直是由本族士人承担的。这正是近代科举文化家族延续的结果。修谱得有文化，有文化的家族才会继承修谱事业。从编纂者来说，以西杨人为主，东杨人辅之；以城中杨氏为主，以乡村杨氏为辅。西杨义房是核心房派，正是因为这派的发展，带动了镜川杨氏家族的成名。成名以后，这一房迁居到宁波城中，有比较大的发展前途。而居乡村的一房，则难以发展起来。修家谱之事，都是城中杨氏后裔发起的。从元代杨子杞拟定字辈，到明代镜川谱的续修，再到清代、民国宗谱的兴修，使得镜川杨氏的历史得以存于历史之长河。

杨氏修谱时间悠久。宁波镜川杨氏元明时逐渐成为地方望族，开始注重宗族管理和宗谱的兴修。“谱之为义大矣哉！上溯渊源，可追远一本之宗祖，下垂系统，可普及万派之云礽，能使百世同宗，伦次不紊，四方散族，联络有情，阅千万世而继继相承，历亿兆年而绳绳弗替，非谱牒不为功。”(101)“谱之于人所系甚大，岂庸直视为虚文而已哉？”(102)杨氏有续修宗谱的时间规定，“或以三四十年为度，或以五六十年为度，惟在有志者时……按谱而继绳之，为增为删，博考详稽，光我家乘”(103)。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占领宁波时期，杨氏仍然坚持修谱，可见宗族精神力量之大，不以外界政权的变化而受影响。“迄今数十传，得以考世系、序昭穆者，独赖有谱之存”(104)。因为自明朝即开始修宗谱，今天仍可见四个版本的家谱，所以这个家族的系谱比较清楚，尤其是西杨一系人物的年月清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应该继承，可惜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杨氏反而丢失了这个传统。如今，要想修一部新的杨氏宗谱，已经十分困难。

宗谱的体例变化较小。乾隆版《镜川杨氏宗谱》卷帙不多，只上中下三卷，但内容较全。道光版、光绪版与民国版，卷帙虽增加了，变成各个部分单独成卷，但内在体例的变化不大。这就是传统家谱的继承性，或保守性。变化的只是谱系图不断延伸了，人物传记之类增加了。在农耕社会，变动较小，自然继承多。到了现代社会，则可以根据需要，作一些变化。譬如照片问题，就是要改变的。

杨氏修谱严谨。某些学界人士有一个偏见，认为家谱多不可信，存在着“家谱的虚构”这样的现象，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纵观《镜川杨氏宗谱》几次续修历程，相当严谨，力求真实。杨氏宗谱每经一次重修，都是博参详考，几易其稿，在原有的基础会有很大的提高。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不妄书的原则。联谱、入谱有着严格的规定，杨氏家族在编纂家谱前都会对各个支派的脉络进行考订，《采访录存》记录了考察的结果。如果难以理出脉络，即使极有名望，也拒绝联谱。例如“状元守勤公家祠与慈湖宗祠联埭，各祖其祖，其行次与吾宗不侔”(105)，于是排斥于谱外。宗谱是同姓血缘群体档案记录，谁愿意将一个不是同族的人当作祖先？如果说家谱有什么不可信之处，就是涉及远祖时，某些记录有问题。那是历史认识的局限，不是有意作伪所致。中国的宗谱修纂往往会写上全国性历代某氏大人物，如《镜川杨氏宗谱·仕宦》涉及了历代中国杨氏大人物，这样的表达习惯有增强某氏自豪感之意，可以理解为人文祖先。

杨氏重视家谱的传存。对于守谱，《镜川杨氏宗谱》特辟一卷《谨守家乘》，以作守谱之规章。“聚族必立谱，掌谱尤在传人。家谱之留贻后人，自当法守。……若任其亵渎，将有久而疏失之虞，甚非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杨氏家谱，一般分正副两种。正本主要由西杨、东杨、中杨三族收藏，副本则交各房收藏。正本装订考究一些，如光绪谱正本“装以缎面，钉以双线，用粗扣，标题《镜川杨氏宗谱》”，相当于今天的精装本。副本相当于普通本，装订可能简单一些。由于宗谱是家族档案，有一定的私密性，所以宗谱的印刷量不大，乾隆谱只有10套，道光谱28套，光绪谱22套。各套宗谱，上有天干地支编号。宗谱数量少，流传不广，这是导致宗谱传世不多的因素之一。《镜川杨氏宗谱》，目前仅天一阁有收藏，西杨、东杨等乡间的宗谱，多毁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四清”、“文革”期间。天一阁所藏四套《镜川杨氏宗谱》来源于何地？没有详细交待，似应来源于宁波城内的碧川房祠堂。今天一阁所藏家谱，多是“文革”期间红卫兵从城内抄家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