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编纂成因

杨德周在古田期间的最大成就是编纂了《玉田识略》一书。余文龙《玉田识略序》称“广石杨侯奇探绿水，学富青缃，自筦符以迄今，惟搜罗之是务，刻盈邺架，帙满田楼，乃乘鸣琴之余，爰修掞藻之业”(71)。由此可知，杨德周到古田以后，一直关注地方文献事业。早在《玉田即事》诗中，杨氏已经流露出“两编近创禆谌笔，八咏谁裁沈约章。五代以前千载后，尚留文献待三长”志向。禆谌是春秋时期郑国谋臣。杨德周《玉田识略自序》称：“邑旧无志，志自南昌刘公始，而归安王公续修焉，遂为金井玉田完一大缺陷事。当时珥笔诸公，不无遗漏，未泽大雅。亦缘辟疆稍晚，掌故漫漶，艰于无米作炊。所谓虽太史公在，不能载成《史记》也。……不佞周待罪邑中两载余，事剧吏冗，何暇研笔事？……盖闻神庙时，陈文宪公疏修正史，诏求遗书，其时书大出。而山阴有王贡士应遴者，两疏修志，上独下所司，待诏阙下，于《一统志》之外，倍增几半。会以实录故浸议。余既阨于所遇，不能窥金匮石室之藏于芭蕉园，少供讨论；又以生后其时，不曾从国门见当日所集诸书，旁搜刘览。……今兹之辑，考索宪章，眉列掌示，余惟是美人伦，厚风俗，兵刑财赋之绸缪，忠义贞美之扬扢，为大纲领；而其绪以文词歌咏，缘饰之以经以纬，微意别裁，观者当得之意言之表，庶几不贤识小，聊佐识大之遗。邑虽小，亦有小帐簿焉；令虽微，亦司帐簿人也。司帐簿，而不谙于旧帐簿，懵甚；既得旧帐簿，而不加料理，重制一新帐簿，懵尤甚！独是笔陈殖落，著作黭浅，上不能为扶舆光映发，次不能为人物综灵奇，缀辑所就，终谢无缝铢衣，是且不足备先贤耆旧洒扫，而何敢谓事核文炳，妄意一郡一邑之志乘，与夫一代信史、千秋正史哉？余忆初登公车时，祈梦于忠肃公墓祠，公告曰：‘进而不尽其言，言而不尽其用。’公先告之矣。虽然，才囿于一割，艺窘于三长，余纵尽其言、其用，何当于正史信史之任？此又公之从臾吾过也。邑人郑君文卿、杨君应鹏、张生极均于是役有劳勚，例得并书。岁崇祯癸酉阳月，邑令四明杨德周撰。”所谓刘公指刘曰晹，万历二十八年（1600）主修万历《古田县志》。所谓王公，指王继祀，万历三十四年（1606）增补县志。由此可知，《玉田识略》乃补《古田县志》而作。郑文卿、杨应鹏、张极三人协助杨德周编纂了《玉田识略》，并不是他一人编纂的。至于纂修之因，主要是受万历中叶正史纂修、地方人士积极要求修志影响。王应遴（？—1645），后官大理寺评事。杭州人王锡衮《玉田识略序》称：“齐庄逊言之曰《识略》，实则补千百禩琬琰之阙，而其自写治县谱，为后事师者亦可十得七八矣。大都著作出当事之手，虽于治理政务多关切，而未必泽于雅；其或出谋野之笔，虽于山川咏歌多采撷，而又未娴于治也。齐庄于花县（指县治的美称）有三异，于焦园为三长，有之似之，两不坠当事、谋野之窠臼。”(72)这是说杨德周作为当政知县，又是学者，具备了编纂方志的最佳条件。中国的地方志是官书，由知县来主持自然比较合适。如果知县又是学者，则条件更优。

2．编纂时间

一般说法，《玉田识略》刊于崇祯六年（1633）。因为，杨德周自序署崇祯六年。不过，这应是成书时间，而不是刊刻时间。杨德周讲到节妇郑一纶妻时说，“至崇祯六年，节妇春秋七十三矣。是年十月之望，邑诸生具呈以闻。适余计行亟，学与里邻结状亦未至，荏苒不果行。至次年，余再莅邑，询之，则节妇即世矣。幽芳不阐，有司之罪人也。已故不便上详，第旌其门，以表扬媺懿，且志吾过云。”(73)由此说明，这篇传记正是崇祯七年写的。《古田县戒杀牛文》：“余之莅古田也，初已禁杀牛，而山城之民习以为常，不能遽革。今复任，以戒为禁，以劝为戒，可乎？”(74)此处明确称“今复任”。《玉田识略》卷八附录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明确署“甲戌夏日，邑令四明杨德周纪事”。甲戌即崇祯七年。以上三条材料说明，杨德周确实续任了古田知县。由此可知，《玉田识略》的编纂经过了两个阶段，前七卷成于崇祯六年第一任结束之前。崇祯七年，因续任古田知县，增加了卷八《补遗文类》。这部书，应是第二任开始的崇祯七年时刻的。

这部志书的名称，开始可能称《玉田志略》，如余文龙《送广翁杨父母入觐序》“纂辑《志略》、《志林》诸书，以备百年邑乘之缺典”(75)。清人全祖望也称《玉田志略》(76)。不过，正式的说法是《玉田识略》。沈津说“崇祯本《玉田识略》仅南京图书馆有藏”(77)，其实，国家图书馆也有一部足本收藏，海外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也有一部，此外，福建师大图书馆残存卷七、卷八。题“明邑令四明杨德周辑”。今有《南京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

3．文献价值

杨德周对《玉田识略》的文献价值是相当肯定的。“以上俱琐屑不足存，然一经拈出，未必非后贤所收也。倘从来有攈拾如余者，何至邑乘寥寥若斯，君子其无忘余禆谌之劳哉！”(78)禆谌为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常负责文件的起草。《玉田识略》的学术价值，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是研究明代古田县的第一手资料。是书约计九万字，分门别类，厘为八卷。卷一记沿革、分野、形胜、风土、时事。卷二记税额、兵制、驿站等七目。卷三为人物之记载，列名宦、寓贤、选举、宦绩、谠直、笃行、儒林、文苑、隐逸、贞烈、闺秀等十一目。寓贤记朱熹、李侗。卷四至卷七为诗文类，篇幅居全书之首。诗类收八景题咏、山川题咏、书院题咏、楼阁题咏、驿馆题咏、祠庙题咏、桥梁题咏、墓宅题咏、玉田杂咏，文类首载黄庭坚《暹老语录序》，又收朱熹、韩世忠、宋濂之文。卷八补遗，后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79)。这部古田外志，是研究古田的第一手资料。杨德周自己的评估是：“今兹之辑，考索宪章，眉列掌示，余惟是美人伦，厚风俗，兵刑财赋之绸缪，忠义贞美之扬扢，为大纲领；而其绪以文词歌咏，缘饰之以经以纬，微意别裁，观者当得之意言之表，庶几不贤识小，聊佐识大之遗。”(80)余文龙称：“远探鸿蒙，近括眉睫，大而兵刑之烦，细及昆虫之琐，凡山灵之一觞一咏，暨野老之片唾片词，寸瑜莫弃，尺朽兼收。分门别类，霞灿星罗，业号精详，谦颜《志略》，已为词宗之所共推崇。”(81)王锡衮称：“今观识中名山幽洞，总无遗落，前哲名贤，并赖表章，钱谷兵刑之指于掌也，利弊兴除之折于衷，下至幽闺石隐无不搜，片言只句罔不辑也。镜古所以诏来，表亡所以感存，著作之家让为指南，郡邑之乘遵为方册。”(82)这样的称赞是不为过分的。有人说，这部志书过略，没有方方面面涉及，确实是这部志书的特点。不过，从史料价值来说，此志的价值却相当大。这部志乘的最大特点是重视文献的汇集，注明出处，史料价值高。也就是说，他的重点不是自己编纂，而是将相关的文献汇编成稿。这些内容，多是嘉靖、万历两部《玉田县志》没有的。这种学术个性，正是今天应强调的，值得今天的官修志书参考。在官方垄断方志编纂时代，私人如何编纂方志？那就是不求全，且以文献为主，这样有个性的志书不嫌多。

其次是研究杨德周治理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杨德周在古田任职知县共六年，留下了不少政绩，《玉田识略》比较详细地反映了他的治迹。

第一，关注民生，有一定的民本思想

杨德周作为儒家入世型士大夫，有着较多的民本思想。卷一《时事》称“民之天，即国之命也”。提倡社仓。卷七《古田县求生仓记》：“嗟乎，社仓法下诸郡，而野无饥磷；此仓法下诸郡，而狱无瘐骨。”由此可知，求生仓是护民措施。

最能体现杨德周仁政思想的是卷八附录的《古田县刻布便民良方》。这是杨德周第二次任古田知县时刊刻的，记有民间偏方近百种，对研究我国中医、中药学的发展史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宣公在忠州，裒方度日，盖仁人之用心，卫生与及物兼之也。余于甲戌之夏日，参谒会城，偶于《笔乘》见焦弱侯先生所集古名（方），爰广其传。嗟乎！余为一邑之长，有一政一事，可以拯民疾痛者不少概，多阔略而屑屑于此，余滋愧矣。客日，以此心推广焉，当于斯民有瘳乎，遂梓之。德周识。”(83)陆宣公指陆贽（754—805），晚年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关于陆贽在忠州裒方度日事，见于南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八《陆宣公裒方书》：“陆宣公在忠州，裒方书以度日，非特假此以避祸，盖君子之存心，无所不用其至也。前辈名士，往往能医，非惟卫生，亦可及物，而今人反耻言之。近时士大夫家藏方，或集验方，流布甚广，皆仁人之用心。《本草》单方，近已刻于四明。然唐人及本朝诸公文集杂说中名方尚多，未见有类而传之者。予屡欲为之，恨藏书不广，傥有能用予言，集以传诸人，亦济物之一端也。”(84)明朝的焦竑（1540—1620）读到此条，大感兴趣，称“此言甚合余意”，于是，以类集医方为己任，其《焦氏笔乘》正、续集中辑录了历代笔记文集中一百多条医方。崇祯七年夏天，杨德周到福建省城见上司，购得焦竑《焦氏笔乘》，见有医方，十分有兴趣，于是加以续补，刊刻于世。杨德周为什么会对禁方有兴趣？这与杨德周的个人经历有关。“先生母陈孺人患脚气，百药治之不効，而弃不肖去。偶计行途中，阅古书，乃知多服杨梅仁可疗，泫然终天人之恨也。近于署中稍简得禁方，公之通都。所愿邑中知医者，愿以恒心谂仁术，护我赤子，何必良医之功减于良相哉？德周识。”由此可知，母亲陈氏因脚气而逝，使他关注医方。崇祯六年到北京计偕路上，阅读古书，留意医方。崇祯七年得《焦氏笔乘》以后，如获至宝，于是在《焦氏笔乘》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整理，成《便民良方》，借助自己的知县权力，公布于世。“凡禁方，多载古人集中，随疏记数，多可拈出，了非庸医所能解也。余蓄书未多，读书未博，聊以耳而目之者载焉。其耳目所遗，则俟同志者之广之也。虽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有深于上池者，不能泥成方；而知变通之术焉，则善矣。德周识。”所谓禁方，是指珍秘的药方或其他配方。“鸟喙之毒，其惨与小人之害国家等，谂禁方者，尚其择所用哉！”由禁方的使用，进而思考治理之方，这就是杨氏的联想思维。杨氏公布《便民良方》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古田人民自我保护，也希望医生以仁慈之心对待病人。如此，良医的作用不亚于良相。

第二，关注时政，有积极的对策

（1）要会安抚百姓。“保障之政，使民不为盗，上也；使盗复为民，亦上也；其次，则御盗以安民焉。有事之时，有一病即拈一药，世何尝乏材哉？”不要逼迫农民为盗，或使已经为盗的农民重新回归农民，这都是上策。至少，也得抵御农民起义，保护另一批人不受盗的骚扰。面对陕北李自成起义之事，杨德周也有自己的想法。称“陕洛近日灾民散为流民，聚为流贼。若有能用张全义之法，设屯将聚饥氓，教以种艺，既存活无算，兼可得胜兵，则流民可复为良民，而亦即可以御流贼。”(85)惜杨氏是下层官员，不敢越俎上陈。当然，操作起来可能也没有那么容易。

（2）要会催科。增税催租，只会加剧官民关系的恶化。卷二《税额》：“自虏内讧以后，国家盖不胜仰屋而叹矣。税缺宜增，费冗宜减，普天之下，谊切急公是。必不容公议蠲议贷上请，而惟是循良之于掊克，其政自不相类，民之应之者亦异。余尝有句云：严关原渴饷，圣世岂催租。不日敉宁之奏，圣明霈然下德诏，以复祖宗之旧，不愆不忘，旦暮跂首可望。承流效职者，不躬于抚字催科之际，洁己恤民，剂量而行之，徒哓哓归咎于朝廷，是诚不知其何心矣。”军事吃紧，只能增税减费，导致地方循良之官也只能以剥削为职，从而影响了官民关系。要求通过省费省官来解决问题。卷一《风土》提出“省费省官，当今第一义”。

（3）要懂方略。卷二《兵制》：“兵以时平议革，以乱议增，其大都也。然又安知议革之时未必真可革而议增之时又其不必增者乎？兵议革而充饷，饷复议增而裁兵，正兵议裁而乡兵议增，养兵正额议裁而养兵之设处议增。塞垣事与内地异，郡邑与省会异，在郡与在邑异，而此邑复与他邑异。政恐苞桑未固，筑舍难成，未易深言之也。”盛世要裁员，乱世要增兵，这是常规。具体到了兵荒马乱的明末，则必须区别对待。

（4）强调立法的相对稳定性，反对随意改变政策。卷二《利弊》：“善为治者，有立法无变法；法变而利不补害，得不偿失。在下者不言典故而言条陈，在上者不责遵行而责设处。夫天下有意美而法未必良者，又有法良而行法未必尽善者，旧贯不仍而轻谈改作，旧章不率而并启愆忘，可乎？”这正是明朝末期人治恶性发展结果的表现。兵制改革要因地制宜。

此外，要求改革地方官迎来送往之弊。卷二《驿站》“闽中水陆之冲，至古田两驿极矣。又去县治甚远，奔走不暇，而供亿难周也。驿任劳，县任罪，乃县之劳不啻什伯于驿，而驿之罪又尽归于县，不止平分矣。余每出负弩一一情事，可哭可涕，而无所从愬。近捧代巡路公檄，禁止迎送，庶几后来县官稍得息肩乎？”古田县两个驿站，处于福建水陆交通要道，迎来送往的任务十分频繁，驿任劳，县任罪，弄得地方官十分劳累。

杨德周的时政思想，体现了一个有责任心的官员的独立思考。全祖望阅后赞叹说：“其于税额、兵制、驿站、社仓诸法，言之不啻三致意焉，不问而知其为良吏也。”(86)这样的判断是有眼光的。

第三，重视纲常、社会教化工作

（1）重视理学的实践。古田曾是儒林之区，故杨德周关注古田历代的学术活动。朱熹曾在古田讲学，“为先贤过化之地”，“其时亦铿然邹鲁遗响”，然而，到了明朝，“空谷不闻足音矣”(87)。当然，“遗风旧迹，犹有存者，然亦什一之留矣”(88)。“自儒林流为道学，而时或过而尊之，亦时或过而抑之”(89)，杨德周认为这样的态度均不当。著述与躬行相比，他更强调躬行(90)。卷三《寓贤·李侗》：“故后世道学一途，非必尽属膺鼎，而要以躬行实践为上，潜心著述次之。”重视社会实践，正是官员型学者的态度。

（2）关注忠孝节义。杨德周出身忠义之家，有浓厚的忠义思想。林英（1368—1402），字章叔，号剑溪，古田人。建文帝登基不久，林英就上书请求抑制明王朝宗藩势力，但没被采纳。建文三年（1401）十二月，自缢而死，年34岁(91)。杨德周对此人十分肯定，卷三《谠直·林英》：“临事抗节死难之臣，必出于平居直言敢谏之士，于林先生乎益信！”崇祯五年，杨德周将林英祀于乡贤，写下了祭文《林溪先生崇祀乡贤祭文》，称：“剑溪林先生，斯非两间正气，一代完人，三年化碧，而百世流丹者乎？……今天下外讧内骚，时渐多事，维是先生流风遗韵，兴起后来，使子皆奋孝，臣皆奋忠，士民皆奋义，庶几塞之节其通也，节之范其功也，死之重其生，而往之劝其来也。即万山剧邑，一命下吏，先生实式灵之。”(92)他希望通过激励林英的忠义思想，鼓励士民养成忠义之气。卷三《贞烈》：“余故好称贞义事，乃第兹土，尤愿以此风厉邑人，且以示两间正气在巾帼，安得不在须眉也。”《闺秀》记邑人郑均德之妻谭氏，及杭州陈敏政之女德懿能诗文之事，一反志书对女子仅赞贞烈之德的旧习。卷三《宦绩·丁崑》：“不问户外事，不闻户外屦，此笃行第一等人。”这里肯定了笃行。复关注隐逸之人，卷三《隐逸》：“古邑最是隐逸善地，而纪载寥寥，如余轩固，采之家谱者也；岩栖谷，饮世无扬扢者，而其人又不欲姓字落人间，未免草木同腐耳。阐幽君子，何可不尚论于逸民一篇！”由此可知，为了鼓励好的社会风气，杨德周亲自关注教化之业。

（3）反对火葬、杀牛。卷八《古田县戒火葬文》：“余令古田，尝禁火葬，而俗未变也。因计期伊，迩再作说以晓之。”卷八《古田县戒杀牛文》：“余之莅古田也，初已禁杀牛，而山城之民习以为常，不能遽革。今复任，以戒为禁，以劝为戒，可乎？”可见，他曾屡次提出反对火葬、杀耕牛。反对火葬，是有明一代的主流思想，这是由理学立国决定的。至于禁止杀牛，可能与保护耕牛、保护农耕有一定关系。

其三，收录了作者本人不少作品。《玉田识略》卷四诗类《八景咏和》有杨德周诗《游半仙岩》、《塔岭庵小憩》、《题吉祥寺》、《游极乐寺》、《再游极乐寺》、《迎解司李行部玉田奉邀极乐寺呈上二首》、《宿幽岩寺》、《又咏幽岩八景》、《题紫极宫》、《登嵩溪阁》。《玉田识略》卷五青山书院诗、《题见远楼》、《题官舍晚对楼》、《题观澜阁》、《水口道上》、《又过水口驿》、《歇黄田》、《又宿黄田驿》、《憇石山公馆》、《嵩溪公馆》、《又嵩溪馆》、《宿上洋公馆》、《过秀峰公馆》、《过祠下》、《过林氏故居》。《玉田识略》卷六诗类《玉田杂咏》，附《公署倡酬》、《玉田即事》八首、《又古田即事》、《竹枝词》十首、《古田道中用徐兴公韵》、《古田署中》。卷七有杨德周《重建朝天桥记》、《古田县重建尉厅记》、《古田县求生仓记》、《朝天桥募缘疏》、《二隐传略》。卷八《林节妇纪略》、《享帚集选序》、《余中拙先生招饮话别》、《发玉田示诸父老》、《又别玉田》。在杨氏文集流传不多的情况下，此志无疑是杨氏诗文作品的最大来源。

甚至收录了堂兄杨德政（1547—？）《立春日黄田诗》。《和家宪长黄田道中诗》：“家大兄叔向宪长，有《立春日黄田诗》，刻《梦鹿轩稿》。余莅玉田，则黄田固封内也，偶阅此韵奉和，先列大兄诗于前。大兄讳德政，别号楚亭，成丁丑进士，以翰林外补转，尝分藩延平，后再总闽宪云。”杨德政《立春日黄田诗》：“东风天上送春回，孤客逢时转自哀。冻色仍颦堤畔柳，寒花欲尽陇头梅。记得辛盘旧行乐，满堂女儿笑颜开。”杨德政留下的作品不多，《明诗综》有二首，这让我们藉此多了解了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