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在通过管理当局的行动而转化为机会以后，就不再是问题了。但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即使不是“退化弊病”，也很可能成为“慢性病”。

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做出贡献和取得成就的机会，事实上，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往往不能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

例如，没有一个企业能够解决美国整个历史中最严重的退化弊病——种族问题。在整个社会改变其意识和信念以前，甚至根本就无法着手处理这一问题——而到了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太迟的话，也是非常迟了。而且，即使有一个企业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其他企业也不一定会照样来做。可能存在着为人们所知的解决办法，但却不会为人们所用。问题仍是尖锐地存在着，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在1914~1920年期间，美国的企业不得不仿效福特公司这一榜样——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出现的劳动力匮乏现象也与福特公司的榜样作用密切相关。但是，却很少有美国公司仿效IBM公司，而仿效奥利维提公司的意大利公司就更少了，虽然这两家公司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

那么，对这些成为慢性病或退化弊病的社会问题，管理当局有些什么社会责任呢?

这些社会问题是管理当局的问题，企业的健康发展是管理当局的责任，而健康发展的企业同病态的社会是很难相容的。健康发展的企业要求有一个健康的或至少能行使其职能的社会。同时，社区的健康性，也是企业获得成功和实现成长的一个先决条件。

如果认为只要不去正视问题，这些问题就会消失，那简直就是愚蠢的。只有在人们对问题做了某些工作以后，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消失。

如果碰到了这样一类问题，管理当局最好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找到一些行得通的办法。美国企业仿效IBM公司的很少，意大利企业仿效奥利维提公司的则更少，德国企业仿效蔡斯公司的也很少，这都是管理当局的失败。这种失败同管理当局未能在技术和产品上保持竞争能力的失败，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其中的原因，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由于目光短浅、惰性和无能。

然而，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困难的、危险的社会功能失调问题，存在着一些没有人能够找出解决办法的社会问题，存在着一些不能通过转化为取得成就的机会而予以解决或至少使之得到缓和的社会问题。

对于既不是由企业或其他机构的影响而产生，又无法转化为取得成就的机会（有助于实现其宗旨和使命）的问题，人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期望企业或其他有特殊目标的机构来加以处理呢?而这些机构、企业、大学或医院，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担起这方面的责任呢？

目前的讨论一般都忽略了这一问题。纽约的林赛市长指出：“这里存在着黑人贫民区问题。没有人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一问题。无论政府、社会工人或社区采取什么行动，似乎只是使情况变得更糟糕。因此，最好由大型企业来承担起这项责任。”

林赛市长热切地期望有人能够承担起这项责任，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个困扰他的问题，看来也的确是令人绝望的，对他的城市、美国社会和西方世界都是一种主要的威胁。但是，把黑人贫民区问题看做是管理当局的社会责任，是不是就行了呢?或者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有什么限度吗？这些限度又是什么呢?

社会责任的限度

管理当局的首要职责：他自己的机构——必须了解利润要求的最低限度——“做对事”和“做得好”——能力的限度——本身的价值系统的限度——无能为力的领域——职权的限度——没有无职权的责任——什么时候应该拒绝——承担找出替代方法的义务——社会责任的限度是管理当局和组织型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

管理者是仆人，而他所管理的机构则是主人。因此，管理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对他的机构负责。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使他的机构，无论是企业、医院、学校还是大学，能够执行其职能并做出贡献。他的机构正是为了这种职能和贡献才存在的。如果一个大型机构的负责人利用其地位而成为社会知名人士，并在应对社会问题方面处于领导地位，但却忽略了他所负责的公司或大学，以至使之衰落下去，那么这个人不能算做一个政治家，而是不负责任，有负于对他的期待。

机构完成其特殊的使命，也是社会的第一位需要和利益所在。如果机构完成其特殊任务的能力减弱或受到损害，那么社会也就不再能够得到收益而必定会遭受损失。机构的首要社会责任就是执行其职能，如果它不能认真负责地执行其职能，它就无法做到任何其他事情。一家破产的企业不会是个令人满意的雇主，也不大可能成为社区的好邻居。它也不能为未来的工人创造出未来的就业职位和机会所需要的资本。一所没有为未来培养出领导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大学，无论它做了多少“好事”，也不能说是对社会负责。

因此，机构的社会责任的首要“限度”，就是作为管理人员的主人——机构可以对完成其特定任务承担高度责任。对工商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机构来讲，更要强调这一点。在解决社会影响或社会问题时，除非把它转化为取得成就的机会，否则都会造成社会间接成本。这种成本不应该由利润来支付，不管受人欢迎的评论怎么说，也都不能这样做。这种成本只能由本期成本或资本来支付。如果用本期成本来支付，那就是由消费者或纳税人来支付。如果由资本来支付，那就会使未来的就业职位更少、更差，并使生活水平降低。支付成本和积累资本的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经济绩效。社会所有其他需要的满足，都是通过某种途径以当前生产和当前消费之间的盈余，即经济的盈余来支付的。

这更强化了管理人员的责任——预测问题和仔细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各种办法的利弊。一种解决办法达到什么程度，就会损害现有的而又为社会所需的机构（无论是经济的、保健的、教育的，还是军事机构）的绩效潜能，因而对社会来说代价过大而不宜采用呢?怎样才能使关心社会问题的需要同保持现有社会机构绩效潜能的需要达成最优平衡呢?到了什么程度，就会使现有机构负担过重，并存在着丧失社会成就的风险——因而造成新的、更大的问题呢?在原有成本和新的收益之间，在哪一个点上可以取得最理想的平衡呢?

管理人员必须能够仔细考虑社会责任的限度。其中，这里所说的社会责任的限度，是由管理者对自己经营的企业的绩效潜能所承担的职责决定的。

就工商企业来说，需要了解关键领域中的各项目标（请参见和）。这是因为：这些目标规定了完成企业的使命所必须的最低绩效目标。只要能够达到这些目标，企业就会有所成就。如果任何一个领域中的目标受到严重损害，整个企业获取杰出绩效的潜能就会受到损害。

尤其重要的是，管理当局必须弄清楚：企业为了弥补风险和承担未来的责任所必需的最低利润率。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它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同时，在向别人（政治家、新闻界和社会大众）说明其决策时，也需要这方面的信息。只要管理当局对利润的客观需要和职能还一无所知——即还是用“利润动机”来思考和辩论——他们就既不能在社会责任方面做出合理的决策，也不能在企业内部和外部成功地向别人解释这些决策。

现在有一句流行的双关语：“对于企业来讲，单只做得好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对事。”但是，为了“做对事”，企业首先就必须“做得好”（而且的确“做得非常好”）。

在任何时候，只要企业忽略了经济绩效的限制，并承担了它在经济上无力支持的社会责任，它很快就会陷入困境。

当联合碳化物公司在西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建厂以减轻失业状况时，它并不是对社会负责，而实际上是不负责任。从一开始，这个工厂就处于临界状态，很难维持。其生产程序是陈旧的，因此充其量，这个工厂只能勉强维持生存，而这不可避免地就意味着它无力承担社会责任。即使是由它自己的影响所引起的社会责任，也无力承担。正是由于该工厂从一开始就是不经济的，所以联合碳化物公司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公众的所有“净化要求”予以抵制。当然，在对就业职位的关心远超过对环境关心的40年代，人们不可能预见到这项具体要求，但是总应该预计到会有某些要求提出来。所以，为了承担社会责任而做某些经济上不合理和难以支持的事，永远不能算做负责任，而只能说是感情用事，结果必然是造成更大的损害。

类似地，在其他大型肉类包装公司都得出企业不能再生存下去的结论时，布宜诺斯艾里斯的德尔特克公司仍坚持把工厂维持下去，也可以被批评为感情用事，而不是对社会负责。它所承担的责任，已经超过了它的能力限度，其动机是良好而可敬的——正如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那个例子一样。可能有人会分辩说，德尔特克公司是在承担一种经过计算的风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结果是阿根廷国内政策造成的，而并不是由于德尔特克公司做了或没有做某件事。但无论如何，德尔特克公司还是承担了一种与其真正的社会责任不兼容的巨大风险。

非经济机构的社会责任也有着同样的限度，管理人员也要对维持他所负责的机构的绩效潜能承担责任。如果使这种绩效潜能遭到破坏，无论管理者的动机多么高尚，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些机构也是社会的资产，而社会对其绩效也有很大的依赖性。

这是采取一种很不得人心的立场。诚然，成为一个“进步的”机构，会更受人欢迎。但是管理人员，特别是社会关键机构的管理人员，不能拿了工资去做小报上的英雄，而要为取得杰出绩效而承担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