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至少已经尝试定义了权威，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行使权威的环境。下属为什么接受别人的决定并用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接受程度是多少？

角色关系是刻画种种人类行为的一大关系，上下级关系只是众多角色关系中的一种。接受角色关系最重要的基础也许就是习惯，也就是说，许多人类行为除了解释说是一定条件下的社会“预期”行为之外，不需要进一步解释。至于为什么特定行为会受到习惯的支配，这就必须研究其所处社会的发展史了。7

我们可以把一个社会的“社会制度”看成确定特定情形下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规则。可能角色和可能行为的范围与人类在戏剧创作上的聪明才智一样广阔。8

许多社会里，由社会决定的角色之一就是“雇员”角色。这个角色的具体内容，也就是预期的服从程度，将会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动。例如，如今的美国工人对雇主命令的接受范围可能比其父辈要小一些。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形势增强了，或反过来说，雇主的约束手段变弱了。不过，这里或许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变化问题，就是雇主对雇员工作的“适当”要求的社会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了的态度还体现在规定雇用合同条款的社会法规中。

另外，不同类型的雇员从各自职位出发，对权威关系的预期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专业人士和熟练工人的接受范围相对比较窄，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擅长上和技能领域里表现得尤其突出。

对于确定一定情境下服从现象预期的社会态度的起源，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解释，我们也不想解释它们与社会上其他态度集合的依赖关系。人们曾做过种种推测认为，主要的社会态度必定反应在管理型组织当中，所以民主社会中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将是“民主式”管理，而集权社会制度里的管理必将是“独裁式”管理。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是对论点进行了论述，但是还没有进行论证。

使组织里的权威被人接受的，还有几个更具体的因素，可以被广义地称为“约束手段”。尽管这个词的意思通常局限在通过惩罚发生作用的刺激上，然而下列几个因素更适合归类为奖励：

（1）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社会约束。这一项也许最重要。社会不仅使个人形成了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将出现的服从现象进行预期，而且即使不接受个人角色的人，也能感到同事会以某种方式表示对社会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服从就像不打领带就去教堂一样，让人难堪。

另一方面，当一个雇员“责备”老板时，其同事可能会认为他在为大家出气，自己似乎也一吐为快，对这种情况来说，社会约束只起到降低权威效用的作用。霍桑实验极力强调的就是，群体接受（或反抗）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以个人对权威的反应为条件。9

（2）个人之间的心理差异在建立权威关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目前对领导的研究仍然处于十分原始的阶段，但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可能确实存在一定的领导者个性和追随者个性。10

（3）管理研究者一贯强调，目的是首要的约束因素。我们在已经指出，在自愿组织中，人们愿意贡献力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贡献者赞成该组织的目的。他愿意服从命令是因为他知道，获得协调一致有助于共同目的的实现。11

如果要把目的作为权威有效的约束手段，那就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下属必须相信发布的命令可以促进目的的前进。其次，他必须相信该命令对实现目的有效。这种信心与其说是依据他自己对命令正确性的了解，还不如说是依据他对命令发布者能力的信赖，他承认他们有他所没有的信息，他知道没有来自上级的协调，他和同事就无法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在一定限度内，他甚至会接受明知错误的命令，因为他不希望挑战和违拗他自认为对实现自己的长期宗旨有利的权威体系。

（4）我们的社会中更多的正式约束是以“工作”与经济保障和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为依据的。因此，要保留职位、获得更高的薪水或其他利益，就要付出服从的代价。事实上，多数组织都能容忍大量的不服从现象（尤其是没有用言语表达出来的不服从），它们不会因此解雇雇员，而且许多组织成员也没有晋升的欲望，这些事实都降低了组织日常工作中为了获得权威接受度而采用约束手段的重要性。

（5）尤其是对于不太受第三类和第四类影响的个人来说，不愿意或厌恶承担责任，这可能是他们接受别人制定的决策的主要原因。如果分配的任务不是过分讨厌，许多人还是宁愿听从别人的指挥而不愿意自己制定决策。事实上，当待制定的决策处于个人的经验和能力范围之外时，多数人可能都会表现出这样的特征。这种现象的心理根源不仅是害怕决策失误的后果，而且这种特征，也是因人而异。

权威的限度

“下属”角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确立了一个行为接受范围12，在这个范围内，下属愿意接受上级制定的决策。他的抉择是上级替他决定的，始终在他的接受范围内，而且上下级关系只在这个范围内成立。也许前面一节讨论的任何一种影响都可能导致他接受权威，当下属不介意选择哪个方案或者当约束手段足够强硬到让下属执行一个很不合意的备选方案时，也会导致接受权威。

接受范围的大小受到大量环境因素的影响。目标不明确的自愿组织也许接受范围最小。13军事组织的接受范围最大，因为约束手段和惯例都极端严格。14

在维持上下级关系的过程中，上级的克制与下属的服从一样重要。现代管理作家都强调克制的必要性，建议尽可能使用其他影响方式来说服下属，而不要使用权威，因为这最终往往只会让下属口服心不服。

梅里亚姆教授相应讨论了政治权威的限度。15历史理论家们常对“领导者”的实际领导程度表示非常怀疑。某个群体愿意继续听命于领导的无差异范围究竟有多大？很实际地说，领导者或上级人员，就像是公共汽车司机，如果他不能把乘客送到他们希望到达的地方，乘客就会下车。司机对行车方向基本上没有多大的自由裁决权。

权威的运用

我们前面已经把权威描述成让个人的决策服从他人传达给他的决策，从而获得群体内协调行为的一种关系。因此，群体内权威的行使，可能使决策过程和实际执行过程进行很大程度的分离，或者说，使我们所谓的决策纵向“专业化”成为可能。

正如舵手允许自己每时每刻的航向决策受到事先标好航线的航海图的控制一样，组织成员也愿意让自己的行为受组织决策部门的控制。对于第一种情形来说，协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协调在或短或长的时期内发生在多个人身上。这两种情形的原理是一样的：特定决策要服从一般决策。

当然不运用权威也可以实现垂直专业化，或者说决策专业化。某个单位在组织中可能只处于纯顾问或“幕僚”的地位，但实际上它通过提出建议，制定出被组织其他单位接受的决策。但如果其他单位对幕僚机构提出的建议不重新审查其优劣就接受，那么按照我们的定义，这个幕僚机构实际上就是在行使权威。而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组织，其决策过程有效专业化，但是却不需要起码的权威来维持该过程。

权威作为群体行为协调的工具获得了广泛运用，这体现了该工具的重要作用。我们特别要注意权威的三种职能：

（1）它加强了个人对行使权威者的责任。

（2）它保证了决策制定过程中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的运用。

（3）它有助于活动的协调。

职责

权威的政治和法律层面的作者强调，权威的职能是加强个人遵守群体或权威操纵人员制定的规范。16例如，立法机构颁布的法令，不仅被政府各级行政组织当成命令接受，而且也被服从法律的所有人接受。如果谁不服从，就有一套详细阐述的约束条例可以用来制裁违抗者。许多最重要的社会制度的核心都是由权威体制和一套执行权威的约束手段组成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例子，产权法、教堂，甚至家庭也属于这一类。17

权威的这个方面对我们的讨论相当重要。在民主国家的行政管理层级概念中，如果没有说明层级制得以成立的机制这一相应的概念，那么将是不可思议的。18在讨论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关系或分析行政法规时，职责问题必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心议题。

当我们运用权威来执行职责时，约束手段将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说明我们在讨论权威时往往比较关注约束手段这个主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过分强调约束手段的重要性。在特定的制度背景里，接受立法机关、财产所有者或父亲权威的人，从心理动机上来讲，社会向他灌输的道德观念的作用，可能比他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作用大得多。也就是说，处于特定社会的个人，认为自己应该服从立宪当局颁布的法律，应该承认产权。所以，用约束手段来解释整个权威和职责体系，就把情况过于简单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