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贝尔系统解体的讨论相当之少，而且已有的讨论多集中在它对股东们、对股票和债券的价格有什么影响上。政府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反托拉斯诉讼，以及随后的贝尔系统解体，给美国的社会、技术和国家安全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还很少有可堪比较的事情。也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如此迅速地影响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这次的反托拉斯诉讼及其后果，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孪生支柱——企业管制和反托拉斯——提出了严肃而棘手的问题。

反托拉斯：玩世不恭者的观点

在经济学家之中，抱着玩世不恭心态反托拉斯的人，和反托拉斯的“忠实信徒”，其人数之比大概是10:1。很明显，所有的反托拉斯诉讼都是在所谓的垄断企业已经走下坡路的时候才提出的。因为只有那时，才会出现竞争者，他们抱怨垄断企业垮台得还不够快，这推动了反托拉斯机器的运转。玩世不恭者们指出，这样一来，反托拉斯诉讼实现的效果，与先前反托拉斯的拥护者的意图完全相反。它迫使垄断企业不再去捍卫过去的地位，转而努力在未来夺回领导位置，并达到一种接近垄断的状态。

美国最著名的反托拉斯诉讼，即75年前导致约翰D.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破产的那场官司，显然是符合上述情况的。美孚石油托拉斯“垄断”的是煤油，在亨利•福特生产的T型车创造出巨大的汽油市场之前，这是唯一一种石油产品。1911年美孚石油解体的时候，汽油市场仍处于第二位，但发展非常迅速，而煤油已经开始全面衰退。除了农村，所有地方的煤油灯都被电灯所取代了。美国以及美国之外的汽油市场，正被其他一些富有进取心的新竞争对手所占领，如英国的壳牌石油公司、欧洲的荷兰皇家石油公司，以及美国的海湾和德士古石油公司。然而洛克菲勒却顽固地死守着煤油市场，因为在这方面，美孚石油确实拥有着世界性的垄断地位。正是因为这次反托拉斯诉讼成功地解散了美孚石油——在这一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也不再积极地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它的后继者，各个分散的美孚石油公司才得以自由地集中从事汽油方面的业务。10年之后，美孚石油公司占领了美国汽油市场的70%～80%，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也占去了半壁江山。

同样，要不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中期针对IBM公司垄断打孔机业务进行了反托拉斯诉讼，它也绝无可能在世界计算机市场上夺得领导地位。然而在1947年的时候，打孔机已经走上没落。IBM实际上已为将来在计算机方面保持领先做好了大部分的技术准备工作。但它顽固地把持着打孔机业务，使得计算机的研究和营销工作几乎窒息。反托拉斯诉讼使IBM管理层中支持未来的人，特别是创始人的儿子小托马斯•沃森，把公司精力从捍卫过去的领导地位转向了获取未来的领导地位。

针对IBM的第二次反托拉斯诉讼，即政府最终于1982年放弃的那场混乱不堪的起诉，也来得正是时候。当时小型机和个人计算机首次出现，向IBM垄断的国内市场发起了挑战，而日本也初次成为世界大型计算机市场上的重要竞争者。这次的诉讼，可能迫使IBM不再自满于在大型计算机市场上占首位，它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从前不屑一顾的事情上：进入小型和个人计算机市场。

毫无疑问，针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系统）并于1983年1月使贝尔系统以解体而告终的反托拉斯诉讼，也同样是在该公司的垄断地位已经衰落时提出的。它必然迫使公司放弃捍卫过去的辉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是，它是否会像此前的几次反托拉斯诉讼那样，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得以主宰未来的通信市场：挑战显然就在这里。

每个房间都有一部电话

差不多30年以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而正是这一决定最终导致了它的解体。当时公司在新泽西州的阿斯伯里帕克地区开办了一所自己的高级管理学校，参加学习的学员一般是即将升职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上层管理者，他们要接受为期几个星期的强化训练。有一个班最后一星期的作业是，由于贝尔系统现在已经完成了它原先的长期目标，即为每个美国人提供普及的电话服务，请仔细思考公司将来的目标和战略。（巧的是，那个星期我正在该培训班担任客座讲师，并且负责这个专题。）这份作业的目的是要向贝尔系统的高级管理层提交一份建议书。但由于班里的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只得提出一份多数意见书和一份少数意见书——这件事让每个人都感到不愉快。

多数意见书建议贝尔转变其对市场的基本态度。60多年以来，它一直强调以最低廉的价格为美国的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然而报告书建议，从今以后，公司应该转为强调让每个人尽可能多地使用电话。这就意味着，除了厨房墙上挂着的唯一一部电话外，还应当多增加几部电话，也就是说要让同一位顾客多安装几条电话线（比如为十几岁的孩子安装一部额外的电话）。这还意味着让电话从“使用品”变成一种“室内装饰品”（如豪华型的公主电话），除了黑色，还要有各种其他颜色。

“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少数派报告同意上述观点。

“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实际上，它们仅仅是一种防卫式举动，最多能在20年内起到良好作用。让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吧：传统的电话市场已经饱和了。有发展前途的是电视节目和计算机数据等长途非声音信号，它们已经处于高速发展当中。除了努力推销传统的本地电话服务之外，我们还需要一种根本的政策改变。实际上，我们需要重新对‘系统’做出定义。我们从前总是将它定义为通过长途线路联系起来的各个地方电话网。我们现在需要把‘系统’重新定义成一种带地方输出端口的、全国性的，并日益国际化的信息处理机。特别是，这意味着要首先转变基本的定价政策。我们传统的定价政策是尽量降低地方用户的费用，而长途用户所支付的价格则远远超过通讯成本。这样一来，长途电话的定价就比成本高得多，并且大量补贴了地方短途用户的费用。这种方法需要改变，要让地方用户支付完全成本和网络接入费。原先的电话费由48个州分别管理，每个州只关心用最低的价格为当地用户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现在我们应当转为全国统一管理，比如由联邦通信委员会来管理，并强调用全国性的最低成本提供全国范围内的最佳服务。只有在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地方电话服务，并强调地方电话的发展时，我们原来的政策才是合理的。但现在由于增长的机遇发生了变化，它对公司和国家都有害无益。”

贝尔系统的高级管理层非常严肃认真地研究了这些建议，最后，它决定采纳多数派报告。我们在事后看来，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但也许当时它根本没有选择。如果采纳少数派建议，就意味着同48个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进行48场惨烈的战斗。而且，贝尔系统在全国的数千名工作人员多年来一直接受公司在地方短途业务上的谆谆教导，肯定会抗拒任何改变。事实上，他们甚至强烈地反对多数派建议。“我一直为提供公共服务感到自豪，可现在他们居然想要我去当个小贩！”我在贝尔系统的一位朋友看到第一部涂上装饰色的电话时，对我这么说道。另一位一直在贝尔系统下属的业务公司担任总工程师的朋友，多年来总是抱怨家里的孩子守着电话机不放，可当他听到公司将要推广单独的“青少年专用电话线”时，大叫起来：“这真是瞎胡闹！”然后立刻申请了提前退休。

在当时看来，暂时延缓把业务重点从地方服务转向快速发展的非地方性业务，似乎并没有什么风险。毕竟贝尔系统是受国家管制的公司，因此那时人们认为贝尔公司不会受到反托拉斯诉讼，并且有能力赶走所有潜在的竞争者。所以，当时采纳多数派建议的做法，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决定，但同时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