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社会模型是基于人情关系的，这与儒家的社会阶层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从根本上来确定了天地人伦的关系之后，人们的社会行为、族群关系以及家庭婚姻等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自然发展。因此，我们讨论的同学、朋友、党派、宗族以及更简单的门当户对等，都是人情关系的基础单元。并且这样的基础单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是文化内涵的一部分，也是构成我们民族化的人性的一部分。

人情作为社会成本的一部分(如果将规模缩小到一个组织，则是组织成本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状况。这个成本在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事务之间，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有些领域例如产品生产，人情成本会少一些，而另一些领域，例如组织构建，则会多一些。粗略地分析这一分布的模式，大体上(并且与后面我们要讨论的契约社会比较来看)可以认为：所需要决策的事物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人情关系的比重。

我们将人情社会中的人情成本转嫁为信任成本的缘由在于，很大程度上来说，人情是构成社会信任(以及组织信任)的要素。对于任何一个事物的决策，信任所带来的收益往往是别的努力所无法达到的，例如开上100小时的会议抵不上老总的一句口头传达。这看起来是政治与权力在起作用，事实上也可以看着对权威的普遍信任。

我们讨论的“组织”,既是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局部群体，也是社会行为模式下的一个普遍模式。简单地说，我们的大多数组织都是人情组织，而这样的组织下也都是人情成本转嫁为信任成本的。正如某天，一个开发人员对我说他想转职去做管理，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去做管理，有多少人会听你的?同样的问题是：你去做产品，有多少人听你的”,或“你要去创业，又能拉上几个兄弟的人马?当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时，我们的大多数开发人员都哑口无言。因为多数工匠思维下的工程师是关注做事，而不关注人情的。在我们的社会与组织背景下，事做得好不好，只是整件事情中的一个比重较大，但不十分关键的因素。同样地，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组织方法，与“在做的事情"关系也并不大。例如我常常让别人思考："为什么外行可以当领导?"我的意思是说：领导作为一门技术，显然也是有其方法的。所以，反过来也可以问：一个“很有领导能力”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做(这件事的)领导?然而，这样的逻辑——至少在我们的背景下——掩盖了基于人情与信任的那些逻辑，即我们的组织基础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行事逻辑。

然而我并不是要将这样的组织与逻辑引入到我们的“工程”中来。正好与此相反，我是要将这些因素从工程中排除出去。我是想彻底地问清楚：工程到底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讨论语境下，所谓工程，指的是一种行事方法。如果我们不能清醒地认识到“方法是依赖背景的”,则我们不会转而去看一看这些背景，也就不会把这些背景摒弃在我们的工程之外，也不会善用之，使其变成有益于工程方法的一部分。然而这仍然存有巨大的风险：工程究其底里仍旧是事，它必然有着方法的背景。那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组织与逻辑”推出去了，又能把什么样的东西拿进来呢?我的答案并不是“契约”。yipindushu.com

只有基于契约的利益得失严重影响到社会成本时，“契约”才能够作为组织手段实施。这是基于“自利”这一思维模式的、必然的、必须的组织结论。换个简单的说法，就是如果毁约代价大，则大家都守约；否则，大家该人情还人情，该无耻还无耻。就如同没有极端代价的、公义的法律约束，大家就会犯法一样——这看起来很是好笑，但我们的社会在底子里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模式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