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求一职”,无非是“求一事”,求个做事的环境，有个做事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并不见得是公司的目标。开公司的目的是谋利，这是创业的基本思维：如果不谋利，你找一堆人来做什么?国家大事与私企小事，其区别只在于所谋的“利”的不同，谋“谁的利”也有差异；由此，进而有权，更进而有责。这些是组织形成的①音“达”。

普遍逻辑。然而“职的利益”却非常明确，他只是一个人求生存的基本方法。

很多组织会将“组织利益”加于成员的“职责”,这是站在组织者视角上的愚民之术。我们谈到过，传统软件工程将根本任务与次要任务放反了，因为它将工程的根本任务设定为“抽象软件构成的复杂概念结构”,这终究只是学术的观点；而将它反过来，我们就会看到，“完成具体的一个工程目标”才是我们真实面对的问题。与此相同，组织者说大家的“职责”就是与公司一体，爱公司就像爱家，爱客户就像爱自己，这也不过是一种“教给你的”的追求；如果也将它反过来看，你就会明白，你的职责究底里不过是“做好手边的事”,以此作为自己讨生活的资本。

你做这件事的目的，首先是私人的，其次才是为公司的；而公司所希望的，正好是你做每件事都是为公司的，其次才是为自己的。我之所以一再提及这个话题，是因为公司的利益原本另有出处，公司与你谈利益，所站的都首先是公司的视角，而非你的视角。因此公司将你的职责，也预设成“为公司的利益”就是可以想见的事情了。

那么，你还为不为公司谋利呢?职的业，在于谋事；职的责，在于成事；职的道德，在于忠其事。这才是职业的视角。你的“利”在于你决定“做这件事”时的选择(例如薪酬，又例如人生理想),这是首要目标；若因这件事而成就了公司的利益，却是次要目标，或者我常常称之为附加收益。

但我仍然必须强调，这一问题在创业与守业阶段是略有不同的。你如果加入一个创业团队，你加入时所设定、所承诺的这件事的目标便是创业，是将自己的利益与“所创之业的利益”放在一起的。若非如此，你便仍然称不上创业，只不过是打着创业的名头，求着自己的私利罢了。创业与守业之不同，就如同攻城与守城的不同。你看攻城，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目标，撞着城门，爬着城墙垛子，前仆后继总为着相同的目标：进城去，就什么都有了。而你再看守城，各自守着各自的城门，管垛口的只管垛口，管马棚的只管马棚，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职责；若管马棚的不管马棚，而跑去守垛口，马群散了在城里，撒开花儿地跑，既乱了军心也挡了他人的事。于是管马棚的就被砍了头，失了职也失了命。yipindushu.com

守城之重，在于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尽管头儿会告诉你说，丢了城我们大家都玩完，但是你也知道：人家打进来不一定会杀了你，但如果你现在失了职去守垛口，那就可能立即被正了军法。所以从守城之职的视角来看问题，无论于私于公，其最优解是看着垛口一个个失掉，又或者被夺回来，而自己仍只管好自己的马棚。所以管好马棚是你的首要目标，如果这促成了守城的胜利，那是附加的收益。

再说“忠其事”。其实，在我看来，这已然是非常高的道德标准了。西周时期，齐国的崔杼杀死了国君，于是齐国的史官就写道：“崔杼弑其君。”这是说崔杼不忠，以下犯上地杀了他的君主。于是崔杼不满，就把这个史官给杀了。钱穆先生曾在这里点评说：那时周王室派出很多史官，他们虽在各(诸侯)国，而其身份则仍属王室，不属诸侯。因此，崔杼可以把这个史官杀了，但不能以齐国的名义另派一人来做。于是史官的两个弟弟便接任兄长的职务，再来照写“崔杼弑其君”,崔杼再把他俩杀了。又再换第三个弟弟，还是写成这样，崔杼没有办法了，只好住手，不杀了。

当时的史官受命于周天子，在齐国称为“大史”,而在齐国以南的其他诸侯国，则泛称为“南史”。所以当时有“南史氏”听说齐国的大史都因此死光了，于是便自备了录史用的竹简，捧笔前往，以志赴死。

因为受命于“录史以存真”的职务，便舍了性命也不改一字，便舍了性命也要前往记录史实，这便是我所说的“忠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