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

其三，他一方面坑蒙拐骗，撒谎不眨眼，一方面又重情重义，尤其是将江湖义气奉为道德准则，凡事“义”字当头，需要时总能挺身而出，甚至为朋友担风险、丢官职都在所不惜。当然，金庸先生以十分诙谐的笔法娱乐化了这位“韦爵爷”行侠仗义的过程。他在大忠大义与不忠不义、大是大非与黑白颠倒之间常常摇摆不定，左右算计，其“义气”就显得不是那么正气浩然、慷慨以赴。当官府悬下赏格要杀茅十八时，且看韦小宝心思电转：“我如得了这一千两赏银，我和妈娘儿俩可有得花了，鸡鸭鱼肉，赌钱玩乐，几年也花不光。”随即，他否定了自我：“操你奶奶！出卖朋友还讲什么江湖义气？”说道：“就算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金，老子也决不会通风报信。”但心中转念却想：“倘使真有一万两，十万两银子的赏格，出卖朋友的事要不要做？”最终“义气”战胜了诱惑，他说道：“茅大哥，你放心，倘若公差捉住了我，就算是杀了我脑袋，我也决不说你就是茅十八。”

【——《鹿鼎记》】

饶是如此，在与吴三桂斗智斗勇的过程中，他却表现得当机立断，处事之果敢为他人所不及。在难以计数的险境中，他常常下面吓得尿水淋漓，上面却是谈笑自若，出手如神，且有大丈夫气概。而当康熙要他镇压各地反抗势力包括天地会时，他无论如何不能从命，只好选择退隐，保全了一个“义”字，也保全了自己最珍贵的人性闪光点。

其四，他一方面不学无术，拜了那么多高手为师，武功却始终不足以自保，一方面洞悉人性弱点，时刻把握对方心理，把处事之哲学用得玲珑透彻。而且韦小宝非常有自知之明，懂得收敛，知道给别人留有余地，也肯于自贬自抑，能屈能伸，决不胡乱逞英雄。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就功名富贵也要，金银财宝也要，美貌女子更加要，只是皇帝不想做，给了我做，也做不来。”从很多事例都可以看出，他有着天生智慧的求存之道，极度顽强的自然生命力。

其五，他一方面趋炎附势、攀缘权贵，一方面又平等待人、无分贵贱。对贵为公主的建宁，他打骂如常，对、r头出身的双儿，他亲厚有加。在对双儿的态度上最能体现他一派少年心性，嘴甜如蜜，调笑逗趣，绝不因为双儿是个、丫头而低看了她。韦小宝十分真诚地奉持人人平等的信念，不摆姿态，不拿架子，让双儿感受到了一份平等的、作为人的尊重。

其六，他一方面大肆敛财，敲诈勒索无所不用，一方面慷慨大方，最懂得钱只是一种工具。为了救助伤重的白衣尼，他将雪参和玉蟾制成的几有起死回生之功的三十颗药丸倾囊相授，至于他给手下侍卫奴才、相交的朋友兄弟、所要打点的各路官员等等，所花的钱财更是不计其数。

大家都知道这位爵爷“出手豪阔，只要遇上了他，必有好处”。

就是这样一个韦小宝，其基调是快乐滑稽的，几近丑角，细细品味，其个性却深刻而独特。他的诸多毛病全无恶意，不成其恶，他的许多好处却是珍贵罕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品性。以“义”，以“情”，以“真”，使他在人性的两极之间自由游走而能保持微妙的平衡，无违于天性自然，无违于个性自在，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金庸曾说：“我比较喜欢最后一部《鹿鼎记》。书中男主角小宝完全是一个叛逆的角色：说谎，整人。唯一会的功夫就是挨打时就逃，谁都没有他溜得快，我的目的是希望写的现实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格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有一些自省的意义。”（吴福辉：（（新市民传奇》：海派小说文体与大众文化姿态（（东方论坛》，1994年第4期）不管读者是喜爱还是憎恶，是褒扬还是挞伐，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人性丰富性多变性的集大成者，是真实而生动的悖论同一。

金庸以极负责任的游戏笔法，为武侠世界贡献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反侠人物。韦小宝之后，再无更丰富更多变的人性可供驱遣表达，金庸武侠戛然而止，也是势所必然吧。

和韦小宝一样，金庸笔下的人物，即使是“恶人”，只要有情，只要任性，也变得并不让人切齿痛恨，甚至转而大可怜惜。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由。只要向人性深处窥去，人物的情感和行为总能找到可以理解的人性依据。正因为人皆有情，人皆顺性，所以金庸笔下难得一见那种万人唾骂的绝对“坏蛋”。金庸小说不是宣传厚黑学，不是叫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相反，它是要我们从世俗的善恶观念中跳出来，去伪存真，明辨是非，理解人性并正视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

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原本是一个属于时间的世界。时间的世界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二元对立：有始便有终，有生便有死，有得便有失，有好便有坏，有成便有败。成住坏空的无限循环就是时间。天道凭借人性，只在人中，通过人，在精神体验和精神生命中呈现。作为万物之灵长，人是宇宙的派生物，从肉体到精神都是一个小宇宙。不管是在整个人类社会，还是在个体内部，人性的存在本身就是悖论，和天地一样存在着二元对立，有美善便有丑恶，有谦卑便有狂妄；有平和便有暴烈，有眷念爱恋便有嗔怨忿恨，有大公无私便有自私自利，有光明磊落便有蝇营狗苟。人性中善与恶的对立，正与邪的消长，美与丑的斗争，映现的都是宇宙运行的秩序和逻辑。“只有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的存在，才是全面的平衡的与可靠的存在。只有能够包容、化解、克服、吸收，也包括某些情况下能够抵御自己的对立面的存在才是有生命力的存在。”

（王蒙：《庄子的快活》，中华书局，2010年8月第1版）人正是这样一种存在。

宇宙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使世间万物按照它的安排自在地运行，在其内部，既有一种离衡的动力，又有一种趋衡的目标，两者总能保持一种精妙的均衡。也许这种保持均衡的能力就可以称为宇宙意志，或者称为天道。天道也罢，人性也罢，在两种力量的摩荡相推之中，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并不是简单直接的线性连接，而是充满变数、包藏无限的球性网状沟通。既然不是一条单行线，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我们就可以有所选择，有所摒弃，可以在纷纭复杂的变化中把握主动，发挥能动，判断何者为正，何者为反，何者为健康，何者为病态。在认识人性了解人性之后，就可以理解人性，合理把握人性，在心怀正义的同时以博大的胸怀容天下难容之事，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人生体验。明心见性的旨归，正是要致力于依从天道，返璞归真，将人性引向一定的方向而避免相反的方向，用行动来证实一个真理：生命要成为善和价值，它应该有意义。用沈从文先生的话说，就是“水一样的湘西，我只想在此建一座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着人性”。

我们借由金庸小说探讨人性悖论的目的，一方面，可以秉持天道良知，引导人性向善而行；另一方面，还要跳出现象把握本质，超越人性悖论，达到对立同一。

时间世界里万物形态的多样性及各种现象的多变性，使任何感官把握的世界都只是片面的局部。对人性的把握也如此，就如海中的岛屿，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是人性中极小的已经社会化、价值化的部分，有了主观、客观判断的部分。深藏水下的部分，才是人性的绝大部分，是意识尚未觉知的部分，是人在亿万年进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个体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的混生物，是非理性也非感性的部分，是人性向任何一个方向转化的深层根源和动力。它难以名状，不可计数，潜藏着无限可能性，是一切的一，一的一切，是原初意义上的对立同一。

只有哲学的思辨和感悟才能把握它的总体、实体和本体。当我们凭借哲学思辨和感悟超越时间世界里的二元对立，来到绝对理念的世界，来到永恒，来到中性，来到“道”，也就超越了人性的悖论，看到整体，看到同一。常常觉得，在林林总总的江湖人物和精妙绝伦的江湖故事之上，在驳杂微妙难以尽述的人性分野之上，有一双微笑的只看见却不做任何评判的眼睛，有一颗无条件的接纳一切、包容一切的心。他可以是耶稣，是佛陀，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武侠人物，任何一个大干世界里的你我。

金庸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让历史人物与传奇人物（即虚构人物）在一个更新的层面上——艺术与哲学的层面上——统一起来。即如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所言，历史与传奇的共同之处，正在于它们都是借暂时人物来描写永恒的人性。金庸先生认为，“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他在《神雕侠侣》的后记中也写道：“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的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三千年前《诗经》中的欢悦、哀伤、怀念、悲苦，与今日人们的感情仍是并无重大分别。我个人始终觉得，在小说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对人性的洞悉，是一种很伟大的能力。能以悲悯之心，同一之情，完成对人性悖论的刻画，这正是金庸武侠恒久的文学魅力和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