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霍夫曼(1776—1822)是柏林浪漫派的著名作家,也是德国浪漫派中最富童话气质的艺术家。他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后来也在普鲁士司法部门供职,既是作家也是画家、音乐家、剧团指挥等,一生著述极丰。著名的有《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1814),《魔鬼的长生汤》(1815—1816),《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雄猫穆尔的生活见解,附音乐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传记》(1820),《跳蚤师傅》(1822),等等。这些作品有许多在当时就被译成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出版,流风所及,许多欧洲作家竞相模仿。所以,霍夫曼又被誉为是最先使德国文学走出其国界的人。
霍夫曼与儿童文学发生联系主要因为他是一个艺术童话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是艺术童话。所谓艺术童话,在当时主要是相对从民间搜集的童话而言,是作家创作的、用书面语言表达的、有明确的艺术追求的作品。这类作品在霍夫曼之前已有出现,如蒂克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等。但一则当时很少有人专门从事艺术童话的写作;二则即使是艺术童话,也常受民间童话的影响,很少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影响也不够大。霍夫曼不同,他是专门写作艺术童话而与民间童话没有什么关联的人。他有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驾轻就熟的书面语言运用能力。他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艺术童话,使艺术童话迅速崛起,成为能与民间童话平起平坐的一种文学类型。虽然从今天的观点看,他的许多作品并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只是一种以非写实性艺术形象构筑艺术世界的成人小说,但在很多地方毕竟与童话相通,对促进童话,尤其是艺术童话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他的许多作品至今在少年儿童中还有许多读者。
《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是霍夫曼较早的作品,一篇充满幻想色彩的神异故事。故事说:安泽尔·穆斯是一个有诗人气质的大学生,爱幻想,热爱自然,厌恶平庸无奇的生活。一次,他外出游玩,看到树上的三根树枝变成三条金色的小蛇在他面前翩翩起舞,并讲起人话,其中一条还向他表示了特别的热情。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自己病了。后来,他到了城里,结识了城里的档案保管人和他的三个女儿,才知道那三条小蛇是她们变的。那条向他表示特别热情的小蛇就是三姐妹中最小的那位,名叫塞彭蒂斯娜。从她那里大学生才知道,她们的父亲——那位档案保管人原也是条大蝾螈,由于早年犯有过失被上帝惩罚才谪落人间,只有他的女儿找到一个有诗人气质的人,他们才能获救。不久,大学生向塞彭蒂斯娜求婚,得到应允。嫁妆是一只神异的金罐。但这事让一个妖婆知道了,她从中破坏,盗走了金罐,还拿一面小镜子给穆斯看。这是一面魔镜,只要一照,就会失落美好的幻想世界,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中来。大学生上了她的当,又回到现实社会,发现在城市档案保管人那里看到的神奇世界原来就是自己的校园,自己爱的不是塞彭蒂斯娜,而是学校副校长的女儿,极爱虚荣的维尼卡。幻想中的宫廷花园变成了学校图书馆,图书馆外面长着一排棕榈树。当安泽尔·穆斯望着它们时,这些棕榈树突然间变成巨蟒。巨蟒口中喷火,火又变成水晶瓶,他和其他五人同时被关进水晶瓶中。瓶是透明的,透过瓶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只是走不出。那五个人没有见过幻想世界,没有关于神异事物的记忆,因而置身瓶中还浑然不觉。他们没有痛苦,生活在狭小的瓶中还能怡然自乐。安泽尔·穆斯则不同,他因为见过幻想世界,有关于神异事物的记忆,因而特别痛苦,有一种窒息的难受。最后还是档案保管人战胜妖婆,将他从瓶中救出来。他们一起搬到阿特兰底斯的一座小岛上,在金罐的保护下过着幸福的生活。而副校长的女儿维尼卡则嫁给了枢密顾问,她也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至于这两种幸福怎么比较,作家没有直说,答案却是自明的。以有无金罐为标志,作品写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有金罐的世界是神异的幻想世界,没有金罐的世界是平庸的现实世界。金罐是什么?金罐是人的幻想力,人对生活的诗性体验的具象化,是人对现实生活的超越性。它不仅与神秘世界联系着,也与人类的童年记忆联系着。在幻想世界里,人是单纯的、诗意的、审美的;在现实世界里,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充满着私欲和利害关系的。作者肯定了幻想世界,即是肯定了生活中诗性的、超越性的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将故事环境安排在校园里。故事中的人物,如副校长、副校长女儿,大学生等都是校园中的人。这说明作家的思考是从教育出发的,或者说,《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其实是一部以艺术的方式对当时的教育进行反思的童话。作者否定了没有金罐的现实世界,其实是对没有诗意的学校教育进行了批判。通过安泽尔·穆斯的遭遇我们看到,当时主管学校的都是一些平庸的人。他们抑制人的想象力,扼杀人的首创精神,放逐对生活的诗性体验,将人变成没有感情的机器或只知追名逐利的市侩。副校长的女儿维尼卡就是一个活标本。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人们习惯了这种教育,习惯了这种生活,不以为非,反以为是,倒过来将不满意这种生活的人视为异端。作品设计的通过有诗人情怀又见过幻想世界的安泽尔·穆斯的眼睛看到的一些人虽然被封闭在狭小的瓶子中却浑然不觉并怡然自乐的情景是很能让人触目惊心的。我们不能不蓦然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自己是不是也生活在瓶中?安泽尔·穆斯最后是从瓶中挣脱出来了。这既靠金罐——民族文化中的神奇部分,也靠自己对生活的诗性体验。这里,作家表达的是一种教育观,也是一种文学观、美学观。推崇诗意,推崇超越性的价值,这是浪漫主义美学的主要观点。与霍夫曼差不多同时且是浪漫主义文学主要理论家的弗·施莱格尔(1772—1829)就曾提出,文学主要不是要反抗环境的暴虐,而是要反抗生活的散文,使人生成为诗。霍夫曼的主张与此是极为相近的。《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的主旨就是要用诗化的人生去反抗生活的散文,用诗意的金罐将封闭在用生活的散文制成的瓶子里的人拯救出来。由于涉及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而且在内在的意蕴上比当时的许多幻想性作品都更接近童话。
《谢拉皮翁兄弟》是霍夫曼的一本小说集。其中收有作者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童话,著名的有《斯居德丽小姐》《侏儒查尔斯》《咬胡桃小人和老鼠国王》等。《斯居德丽小姐》其实是一篇侦探小说,写的是一个金匠怎样为别人制作首饰,然后又暗中杀死顾客夺回首饰,结果自己也被别人杀死及这一事件如何真相大白的故事。作品用的不是平铺直叙的叙述方法,不是用金匠的活动来结构故事,而是从金匠之死写起,以侦破金匠死亡之谜的活动来结构故事。但视点又不是放在侦探或其他什么侦破机关身上,而是以金匠的一个顾客——斯居德丽小姐为切入点,以此将侦破活动及整个案情组织起来:斯居德丽小姐请金匠给她制作了一件漂亮而贵重的首饰,不久就收到匿名信,叫她赶快将首饰送还给金匠,不然有杀身之祸。可等她将首饰送到金匠那儿,金匠已经被人杀死了。于是她便被卷入案件。人们或怀疑斯居德丽小姐,或怀疑金匠的助手布鲁松,因为他也有作案的条件。布鲁松是知道金匠一方面给顾客制作首饰一方面又杀人越货,从顾客那里抢回首饰因而有可能被他的顾客杀死这一重要情况的,但他正与金匠的女儿谈恋爱,不肯说出实情,因而案情变得扑朔迷离。整个故事便围绕着如何清理这扑朔迷离的案情而展开。直到最后才发现,杀死金匠的既不是斯居德丽小姐,也不是他的助手布鲁松,而是他的另一个顾客——军官德米松。这种充满悬念的表现方式在侦探小说中并不鲜见,它将真相先行遮盖起来,只露出现象上的疑点,然后层层深入,层层展开,能收到很好的吸引读者注意力、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效果,很受少年儿童的欢迎。这是较早的侦探小说,对以后的少儿文学也有影响。《侏儒查尔斯》是一篇童话体小说,以非写实的方式塑造艺术形象,以寓言的方式讽刺批判现实社会。作品中的查尔斯是一个侏儒,既丑陋又无能,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仙女的同情,学得一种魔法,从此飞黄腾达。他寡廉鲜耻,为所欲为,不久竟爬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查尔斯的恶行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大小统治者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当时德国分裂成许多小国,诸侯林立,像查尔斯这样的小丑得以飞黄腾达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不过,查尔斯最后还是摔下来了。通过查尔斯这一形象,霍夫曼揭露了统治阶级者的丑恶嘴脸,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的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也常为人们所称道。《斯居德丽小姐》和《侏儒查尔斯》,一为侦探小说,一为童话体小说,都有接近儿童文学的特点,但都不是真正的儿童文学。在《谢拉皮翁兄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童话和儿童文学的是《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这是一篇张扬游戏精神、幻想精神的作品,立意与《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有些相近,但它的故事是描述真正的儿童世界的,反映着儿童的心理、情绪和愿望,比《金罐——一篇新时代的童话》有更明显的儿童文学的特点。从作品的结构框架看,它接近小说,因为它的第一级叙述层建立在写实性文学的基础上,然后才是假定的、非写实的故事,只是非写实性部分在作品中占的比重较大,看起来更似童话而已。作品的主人公是7岁的小姑娘玛丽。她生病时,觉得眼前的一个玩具——一个咬胡桃的小人正在和老鼠打仗。由于受教父平时给她讲的故事的影响,她把咬胡桃小人想象成教父的侄子小朵谢梅,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游历了橘子水河、蜜饯牧场、香甜蛋糕新村和巧克力城,见到许多新奇而有趣的事物,玩得十分愉快。当她醒来将自己看到的东西讲给大人们听时,他们告诉她说那是她发烧时产生的幻觉。玛丽却认为那些都是真的,并因受到大人们的嘲笑而痛苦。后来她的教父来了,他理解玛丽,懂得孩子的心理,认为简单地告诉玛丽说她见到的只是她幻想出来的东西,甚至嘲笑她并不是好办法,重要的是因势利导,使玛丽自己从自己的幻觉中走出来。为此他找来一个男孩,让他扮演成咬胡桃小人,按玛丽的幻想和她一起游戏,并在游戏中让她感知到游戏中的情景和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区别。最后,玛丽渐渐恢复了健康,也弄清了幻觉与现实的区别,自己从自己创造的幻觉中走出来。这儿涉及的有教育学的问题、儿童心理学的问题,甚至病理学的问题,但霍夫曼关心的,还是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儿童的幻想的问题。从整个故事发展看,玛丽在生病时看到种种幻象并坚持说这些幻象都是真实的存在,无疑是有着病理因素的。但如果仅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如她的哥哥姐姐那样),那就过于简单了。因为生病发烧产生幻觉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为什么在别人那儿没有产生这些美丽的幻景而在玛丽这儿却产生了美丽的幻景呢?这其实是因为玛丽平时就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幻想。在正常的情况下,它们不一定有机会表现出来,即使表现了,也不一定会引起幻想者本人的注意。但是,在生病发烧这一特殊的病理条件下,理智的压抑被解除了,幻想便被激发起来。这是一种混合了病理因素和儿童合理的幻想因素的复杂心理现象,不能只将其当作病理因素就将儿童幻想的合理因素排除了。教父朵谢梅的明智就在于理解这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因势利导,在顺应儿童幻想的同时又引导儿童从自造的幻觉中走出来。这还是就故事本身而言的,如果拉开距离,将故事看作一种象征,我们的理解就会更深一些。如果将玛丽病中的幻觉看成一种变态心理,这种变态心理其实存在于人的整个童年期。在童年阶段,儿童受心理成熟、生活经验等因素的影响,自我中心特征特别明显,真幻不分、主客不分等原始思维的残余都可能在他们的心理活动中表现出来。就儿童心理发展而言,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不了解这一点,以成人思维为准绳,看到一点变态就大惊小怪,用各种手段去校正它,结果反而造成真正的扭曲。霍夫曼在《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中告诫人们的就是不要做这种自以为聪明其实是愚蠢的扭曲。当然,《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是童话,是文学作品,它对读者的影响并不在这样一个多少属于理性的认识,而在它的感性形象。对儿童而言,他们喜欢的很可能是作品关于玛丽幻觉中的橘子水河、蜜饯牧场、巧克力城等等的描写。这些描写将儿童带到一个个新奇的世界,使儿童的游戏精神得以没有障碍地表现出来。对此,别林斯基曾给予热烈的赞扬,认为“这篇童话的主旨就在于发挥儿童身上的幻想因素”,并说它“形象的艺术生命力,在完全没有任何象征、寓意和直言不讳的想法和说教的情况下明显存在的思想;以及其他很多的成分——这里既有讽刺,又有故事,既有戏剧成分,又有人物性格的绝妙描绘——诗情画意和庸俗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活和虚构融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所有这一切都为儿童的幻想准备了丰盛的宴席。”184这篇作品后来因为被改编成歌剧得到广泛的传播。 霍夫曼童话将神异怪诞的艺术形象和现实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外表怪诞不经,内在精神却是很现实的。尤其是他对幻想的推崇,对儿童教育的关心,使他的作品不仅在艺术表现方面而且在作品的内涵方面真正地贴近了童话。因此,他在儿童中获得很多读者,批评界也给予较高的评价。别林斯基在我们上面引用的那篇评《咬胡桃小人和老鼠国王》的文章中,对霍夫曼还做过更全面的评价。他说:“最优秀的儿童作家只能是诗人,也只有做个诗人才是儿童作家的最崇高的理想。德国一位最伟大的诗人霍夫曼就是这样的作家……像霍夫曼这样离奇古怪而又富于幻想的天才,屈尊俯就儿童生活的环境之中,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在他自己身上就有许多童贞和稚气,有很多天真无邪的东西,而且没有人能像他那样善于用富有诗意的、为儿童易懂的语言同孩子们讲话……霍夫曼是一位富于幻想的诗人,善于描绘捉摸不定的内心世界的画家,有一双善于洞察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奥秘力量的慧眼……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霍夫曼为青年人的教育者的原因。”但同时,别林斯基也看到霍夫曼过于沉溺幻想的弊病,甚至从这一角度说霍夫曼“又常常是青年人的毁灭者,因为他片面地诱惑青年人陷入虚幻和梦想的天地,使青年人脱离生动而丰富的现实生活”。185别林斯基的批评大体是符合实际的。霍夫曼童话富于幻想,天马行空,无遮无拦,有时又缺乏节制,缺乏规范,多少给人有点散漫无序之感,其艺术表现也如是。如《咬核桃小人和老鼠国王》,对幻想世界的描绘不少地方也还精彩,但散漫、冗长,有些段落甚至乏味。这些都影响了霍夫曼童话的艺术魅力。但就整体而言,霍夫曼艺术童话还是有特色的。 阿德伯特·封·沙米索(1781—1838)原是法国人。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随父母流亡普鲁士,后成为柏林浪漫派的重要作家,他写诗也写小说。儿童文学里提到他主要是因为他写了中篇童话体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1814)。 《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是假托主人公彼得·施莱米尔之口叙述的他自己的故事。彼得原是一个穷苦的人,一次,他偶然遇上魔鬼,魔鬼看上他的影子,愿意拿能变出各种东西的口袋与他交换,彼得同意了。他有了口袋,从此能随时随地从口袋里掏出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如金币等等,变成了一个极富有的人。但由于没有了影子,人们又将他看成一个异类,处处躲着他、防着他,这又使他很痛苦。他的未婚妻也因此离开了他,嫁给了他的管家。为了摆脱这种痛苦,他又去找魔鬼,要求换回影子。魔鬼同意归还影子,但要他订立出卖灵魂的契约。彼得愤怒地拒绝了,并将口袋扔下山崖。彼得要回自己的影子后,在一双魔鞋的帮助下,走遍地球的南极北极和各大洲,最后在一个山洞住下来,从事科学研究,在对科学的研究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就是他在山洞里写成的。 通过这样一个怪诞的故事,作家要向读者说些什么?对此人们议论颇多。尤其是对“影子”的含义,看法更是五花八门。我们以为,《彼得·施莱米尔的故事》是一部以虚化的故事探讨人生的需要和意义的作品。口袋能变出各种东西,代表人的物质需要。彼得开始十分穷困,渴望得到口袋,甚至不惜拿影子去换,有其合理性。但走到极端,人欲横流,像管家拉斯克尔那样为了物质享受不择手段,则又是作者反对的。影子是什么?影子本来什么也不是,不能吃,不能穿,有了不多,没有了不少。但别人有,你就得有;没有,就会被看成一个异类。人们凭对方与自己的相同性互相认同,而不在乎这种相同性是什么。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有求归属、求认同的需要。彼得不被人认同,所以感到痛苦。而不被认同的原因是缺少一个毫无用处的影子,可见沙米索对那个社会的认同标准是有所批判的。再说,归属感认同感也并非生命的最高需要。除了被人认同,人还需有自己的信仰、操守。当某种认同标准和自己坚信的信仰、操守发生矛盾时,认同感也并非不可抛弃。所以,彼得·施莱米尔可以拿口袋去换回影子,但当魔鬼要他出卖灵魂时,他便愤怒地拒绝了。彼得最后是在科学研究中找到自己的归属。这或许正是沙米索对最高层次的人生意义的理解。这里,人不在乎有无财富,也不在乎别人是否认同,人在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中自我完善。即使离群索居山洞,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倒是符合古希腊人对人的需要的理解的。柏拉图曾将人的需要分三个层次:爱财富、爱名誉、爱智慧。并认为绝大多数人只停留在第一层次,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第三层次。彼得·施莱米尔的遭遇,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有志向的人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历程。 沙米索也写诗。和当时许多浪漫主义作家一样,他的不少诗也有童话叙述诗的特点。如他根据格林《德国传说》改写的《巨人的玩具》:亚尔萨斯的尼代克山顶上居住着一个巨人的民族。一天,巨人族的一个小女孩走出城堡,来到山下,看到像“精巧的玩具”一样的农夫正赶着牛在耕田。她觉得十分新奇有趣,就用手帕包了他们,带到山上给他的父亲看。“爸爸,亲爱的爸爸,一个奇妙的玩具!在我们山上我从没见过这种顶可爱的玩具。”一旦老者看清女儿所说的“玩具”是什么时,马上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你干的什么事情?这可不是玩具!……没有农夫,也就不会有谷物。巨人的种族当初也是农夫的子孙,农夫不是玩具。愿上帝保佑我们。”这里有童话想象,也有对儿童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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