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社会从60年代的自由主义转向80年代的保守主义以后,美国儿童文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经历的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60年代冲破道德藩篱、追求放纵享受的恶果到了80年代已无法掩盖,家庭婚姻的迅速解体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吸毒、色情与暴力所带来的犯罪行为,都使得人们日趋保守。于是,道德重新被提出,家庭再度得到珍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受到普遍重视。特别耐人寻味的是,60年代反传统的一代人发现他们摆脱传统束缚非但没有带来自由,反而使他们背负沉重的生活负担。这些嬉皮士给他们孩子挑选的读物,多数是宣扬保守、传统的价值观的。1981年,美国各图书馆把广泛流行的赤裸裸的关于性描写的儿童小说《你在那儿吗,上帝?是我——玛格丽特》(朱蒂·布卢姆,1970)和其他一些坏书一起从书架上取下来焚毁了。同年,全国电视新闻愤怒地抨击了这些对儿童有坏影响的书。
美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倾向,充满温馨、关爱情调的家庭小说和少女小说再度崛起,仿佛又重现19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初曾经出现过的女作家驰骋文坛的风光,她们的创作已是第三次大丰收。
曾经3次荣获纽伯里奖的凯瑟琳·佩特森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作家。佩特森于1940年出生于中国,其父母是德国人。由于父母都是传教士的关系,所以她从小就跟着父母四处迁移,在她18岁以前,搬家的次数就已超过了14次之多。在中国度过童年以后,又在日本完成她的高等教育,并在日本执教过。她曾就读于田纳西州的大学,之后迁居弗吉尼亚州的首府攻读圣经,并取得硕士学位。她1972年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她的四个孩子和孩子的朋友们为她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加上她的敏锐观察力和东方的道德观点的感染,使她的作品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方面发挥出卓越的作用,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许多奖项,其中包括有:纽伯里金牌奖、纽伯里银牌奖、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佳儿童书、美国图书协会儿童文学奖等。1976年出版的《哥儿浦彼德尔》曾获1977年国家图书奖,1977年出版的《通向泰雷比莎之桥》荣获1978年度纽伯里金奖(中译本译为《飞桥》),1978年出版的《吉莉的选择》又荣获1979年度纽伯里银奖,1980年出版的《孪生姐妹》再度荣获1981年纽伯里金奖。这些小说对美国8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领导潮流的影响。
《吉莉的选择》写的是一个寄养儿童和寄养家庭的故事。主人公吉莉从3岁起,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从一个寄养家庭转到另一个寄养家庭。由于长期缺少母爱,吉莉养成了对抗性格。她经常故意惹人生气,做出种种不当举动,有意扔面纸、乱粘口香糖、不梳头,以此显示自己的战斗性。六年级那年,她进了特拉特太太的家。特拉特太太家境贫寒,但胸怀宽大、乐观、开朗、仁慈,在她肥胖的身躯里面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已经收养了一个寄养小男孩威廉,还悉心照顾邻居伦道夫先生——已经双目失明的老黑人。到了新家和新的学校,吉莉依然故我,不断地制造问题,做鬼脸吓唬胆小的威廉,抢男生的篮球并大打出手,写讽刺诗挖苦黑人女教师哈里斯。但在她冥顽的内心深处,却有颗炽热的心,痴痴盼望妈妈接她回家团聚。她偷了伦道夫先生和特拉特太太的钱,到车站买票去旧金山寻找妈妈。售票员找来警察,特拉特太太也赶来了,坚决不让警察插手伤害吉莉,要求吉莉留在家中。吉莉从特拉特太太那儿感受到她全心渴望的母爱,又从哈里斯老师那儿得到自己所敬重的公正,这些都是她一直努力追寻却不能获得的东西。她开始关心和帮助威廉,在学校里功课也名列前茅,当特拉特太太、伦道夫、威廉一起病倒的时候,悉心照顾他们。新家一片温馨快乐的和谐气氛融化了吉莉坚硬的心,吉莉发现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新家。不料,她从未谋面的外婆找来要接她走。为了和妈妈团聚,她只好做出痛苦的抉择,离开特拉特太太的家,到杰克森农场的外婆家。离家13年、和吉莉分别8年的妈妈回家了,却只打算住两天,妈妈的形象和行为彻底打破了吉莉原来美好的幻想,她想重回特拉特太太的家。特拉特太太在电话里劝导吉莉,使吉莉获得了自信,决心与外婆一起生活下去。 整个故事写得真挚动人,情节仿佛平淡无奇,打动读者的是作品所提供的真实感情,所展示的宽广的儿童情感世界,这一切都得益于作者对儿童内心世界的准确把握和细腻描写。吉莉是一个有着特殊生活遭遇的特殊儿童,像这样的孩子在美国有千千万万,他们的健康成长比一般孩子要艰难得多,他们的内心世界比一般孩子要复杂得多。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吉莉的转变过程是真实可信的,吉莉的性格和感情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作者抓住并突出表现了吉莉独特的人物特征,即外表与内心的矛盾。她在表面上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内心里却非常在乎别人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在乎学习的优秀和同学的尊重,特别在乎的是母亲的爱和温暖的家。她的外表处处表现出要学坏,内心里却非常希望学好;她表面上显得粗暴无礼、冷漠无情,内心里却喜欢温和有礼,有着丰富的感情。为了不让别人怜悯自己,为了保护自己,她把内心世界封闭得紧紧的,在外表包上一层自以为坚强的硬壳。佩特森却用充满理解和爱心的笔触挑去这层硬壳,使我们读到吉莉的内心,这就是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成功之处。 佩特森的描写非常有层次感。刚开始时,吉莉的内心只对想象中的妈妈一人敞开,只渴望妈妈的爱:“喔,妈妈,我只需要你的关心。如果我写信给你,要求你,你会带我回家吗?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需要的人。我会很乖,彻彻底底做一个好女孩。把刁蛮、古怪的吉莉变成高雅、善良、乖巧和开朗的吉乐蒂尔,而且完美无缺。噢,妈妈,我会是个完美的女儿。”吉莉内心的呼声不可能得到妈妈的爱的回应,使得她抗拒特拉特太太的关爱:“吉莉不想回头看,因为她怕在特拉特太太的脸上,看到她内心深处,一直想在另一个人脸上看到的笑容。”然而,吉莉终于认同和接受了特拉特太太的感情:“吉莉没有再争辩,她抚摸着特拉特太太的手,只想像小猫一样,缩在这个巨大的身体旁,忘记外面痛苦的世界。她静静地躺在她身边,让那只温暖的手抚平她内心的伤痛。”特拉特太太的爱心融化了吉莉包裹自己的硬壳,使她发扬了内在美好的人性,吉莉的转变也就是必然的了。 通过吉莉的转变过程,佩特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温暖的家庭与深厚的母爱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与作用。通过吉莉的内心独白,佩特森热切地为孩子们呼唤一个家: 我只想要个家,一个永远的家。特拉特太太当然也会永远收留我。但是,我不想再当“寄养儿童”,我已经厌烦了这个名词。我希望属于某个人,希望变成天鹅,不想再做个丑小鸭。我要脱掉伪装,穿上灰姑娘的金履鞋;我要当七个小矮人旁边的白雪公主。噢,我想做个真实的吉乐蒂尔·霍普金斯。 接着,作者十分痛惜地写道:“不过,这一切都不曾降临,她的生命里只有不停的别离。”深切的同情心溢于字里行间。作者让小小的吉莉发出痛心的责问: 到底有谁,包括她自己,有谁爱我呢? 这是对爱的呼唤,也是对无爱生活的控诉。吉莉内心的呼唤从此响彻美国儿童文坛,并得到四面八方的呼应。 吉莉寻回了爱,也寻回了自我。佩特森把爱与自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她的作品并不是单纯地回到赞扬家庭和母爱的传统主题,而具有当代的色彩。美国当代少年儿童强烈的自我意识渗透在吉莉的形象之中,她除了念念不忘妈妈和家,也时刻铭记着必须“学会读书与自立”。上个世纪阿尔科特笔下的“小妇人精神”在吉莉身上变得更加自觉和强悍了。佩特森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孪生姐妹》也同样沿着爱与自我的主题展开,正如她在前文中所交代的那样: “雅各伯是我所爱的,厄撒鸟是我所恶的……”奶奶的冷言冷语,让露易丝突然领悟到,原来她有着与《圣经》里备受冷落、鄙视的孪生哥哥厄撒鸟相似的命运,她自私的孪生妹妹卡罗兰夺走她的祝福,成为每个人的所爱。 生长于1940年代早期乞沙比克湾中的一个小岛上的露易丝,愤愤不平地透露卡罗兰如何夺走她的一切:她要念寄宿学校的希望,她的朋友,她的母亲,甚至于她的名字。当大家对卡罗兰付出呵护与关爱的同时,沙拉酱(她妹妹替她取的绰号)把她的精力投注于学习当船夫,挖掘拉斯岛的秘密,包括50年后才偷偷摸摸回拉斯岛的老华莱士船长。与父亲一起出海是她自小的梦想,战争意外地让这个独立的女孩圆了梦。然而这个梦并不能满足逐渐长大成为小女人的她。在寂寞与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况下,露易丝开始在卡罗兰触及不到的领域,为自己开出一条光明的路。 知名作家特别挑选马里兰海岸外一个陌生小岛,作为叙述一名孪生姐姐如何寻回自我经过的故事背景。 很显然,这是一个过去的故事,然而其女主角露易丝在精神上与当代故事《吉莉的选择》中的小吉莉似同姐妹。她们所处的时代、地理环境、文化背景相去甚远,连年龄也相差一个阶段;她们所处的被冷落、被忽视的地位却很相似,她们对爱的渴求与对自我的追寻也是相似的,所经历的从失落到找回的精神历程也是相似的。在《孪生姐妹》中,佩特森描述了露易丝完整的青春少女的生活道路——从少女时代到结婚生子,露易丝的心理活动也由于自述的方式而得到更为充分、丰富的表现,她的自我所包含的人生内涵也更为复杂、多义。从小生活在海岛泡在海水中像男子一样工作和着装的露易丝,最终实现了到美国本土去看看山和成为一名医生的愿望,大学毕业后到群山环抱的山谷当了一名助产士,与此同时,也找回了女性的自我。最主要的是,作者通过露易丝的生活历程,肯定了家庭和父母的爱的价值和作用。当露易丝知道父母也像爱孪生妹妹一样爱她时,她感到这已经足够给她“离开拉斯岛,脱离孪生妹妹的阴影,建立自己未来的勇气”,感受不到爱曾经使她愤恨不平,得过且过,仿佛进入人生的“冬眠期”,有了爱,她才从“冬眠期”中苏醒过来,复苏生存的活力,“抛出光洁如新的蟹篓子,准备捕捉全世界”。与吉莉一样,温暖的家庭与父母的爱始终是露易丝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 在佩特森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关于“两个男孩女孩童真挚友谊的故事”,这就是《通往泰雷比沙之桥》,该书重新提出:友谊的价值以及在孩子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有本世纪初伯内特的儿童小说《秘密花园》的风格。当然,绝不是简单的回归,《秘密花园》所描述的是友谊、自然、劳动,《通往泰雷比沙之桥》在友谊和自然之外,强调的是想象和知识,对友谊的描述也更加充分感人,对友谊和孩子精神成长的关系揭示也更加透彻深刻。作者把两个五年级学生——男孩吉斯和女孩莲丝莉的友谊刻画得令人回肠荡气,引导小读者进入一个美丽高尚的境界。 泰雷比沙是吉斯和莲丝莉两人拥有的一个幻想王国,这个幻想王国实际上是一片树林子,一道干涸的河床把田地和森林隔开,河床边上一株老野苹果树上面的一根绳索就是通往泰雷比沙之桥——一座飞桥,两个孩子只要吊着绳索荡过沟渠,就落脚在自己的“秘密王国”。他们在这里欣赏自然美景、编织幻想故事、建筑城堡、扮国王、做游戏、阅读书籍、训练小狗。吉斯本来是个爱好画画的孤独的男孩,家在偏僻的小镇云雀河,无论是当司机的爸爸,还是做家务的妈妈,或者只关心自己新装的两个姐姐和两个不懂事的小妹妹,都不是他的朋友。他对绘画的痴迷,被老师责怪,被同学嘲笑,唯一理解他的只有女音乐老师。自从莲丝莉随着父母从华盛顿搬来小镇后,他才有了真正的童年的朋友,生活大为改观。莲丝莉的父母是一对作家夫妇,家中洋溢着文化的气息、民主的气氛、才华的光辉,使吉斯领略到“从未懂得的一个真正的人如何生活的境界”。莲丝莉具有超群的勇敢与智慧,小小年纪已博览群书,作文优异,体育突出,想象力非常丰富。对吉斯来说,“莲丝莉不仅是他的朋友,她是鼓舞他奋发有为的一股力量——是他走向泰雷比沙的道路以及未来的世界的引导者”。作者这样描写吉斯对泰雷比沙的感受: 泰雷比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他只要从山坡向这片森林走过去,周身就会感到一股暖流而通体舒畅。他越是走近那干涸的河床和那野苹果树上的绳索,越是觉得心房在跳动不已。他抓住那绳索的头头荡向河滩对岸时,心情既奔放又兴奋,于是双脚轻轻地着地了。在那块神秘的土地上,他更高大,更强壮,更为聪明起来了。 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当河水暴涨时,莲丝莉抓着的荡绳断掉,夺去了她光彩夺目的小小生命。吉斯极度悲痛之余,在河床上搭起了一座小木桥——一座通向泰雷比沙的新木桥,他意识到:“她已经不在了。他必须肩负起双重的责任。他有责任恢复世界的美感,发挥出莲丝莉所赋予他的想象与力量。” 在书中,泰雷比沙已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美、想象与力量,这正是孩子的世界所必须拥有的。读完这个故事,我们仿佛听到作者在轻轻叹息:“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泰雷比沙吧!”而通往泰雷比沙的桥是友谊和知识,只有真诚的感情和文化知识,才能帮助孩子们去获得美、想象与力量。佩特森的这部小说为80年代的美国儿童勾勒了一个理想境界,再次肯定了感情和知识的永恒价值。 80年代美国的儿童文学,在主题上回归到亲情与友情的同时,在艺术风格上也回归到传统的美国式的轻松幽默。1984年美国纽伯里金牌奖的得主《亲爱的汉修先生》就是一部幽默风趣的儿童小说,它的作者贝弗莉·克利里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位儿童文学女作家。 贝弗莉·克利里1916年出生在俄勒冈州的麦克明维勒小城,直到她上学的年纪才住在芋山的一座农场中。她的母亲是图书馆馆员。因此她从小就喜欢看书,在幼儿时看书感到很费劲,8岁时,突然发现自己读懂了书,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于是她到图书馆去找书,想找描述孩子们生活中的小乐趣的书,可是没有找到。从加州伯克莱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华盛顿大学攻读图书管理,致力于研究有关儿童的图书馆工作,后在华盛顿任儿童图书馆馆长。从1950年起为儿童写书,决定写有关她童年时的趣事,写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的喜怒哀乐”。她十分了解儿童文学中幽默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在生活中和书本里发现笑,于是就自己写了她孩提时代就想读的书——那些有关成年人以为是小事但在孩子们生活中却如此突出的问题的幽默故事。她明智地接受了她出书的第一个编辑的忠告,即对幽默“不要刻意分析它,仅仅是做”。她的创作经验是:“如果发现自己在想着幽默,或者想着怎样使作品幽默一些,我那天就不再写,并把那一章扔进废纸篓里。”或许,正因为她能顺其自然,才会有那么多的小读者被她作品中流淌出的幽默所感染,她也才可能多次获奖。到1982年,她出版的30多种书,几乎每部都在国内获奖,有的曾连续获奖,她的创作被称为“对儿童文学的丰富而持久的贡献”。她的代表作《亲爱的汉修先生》在1983夺得美国文学最杰出贡献奖以后,又于1984年获得纽伯里金奖。她的系列小说《拉蒙娜和她的妈妈》(1977)和《拉蒙娜八岁了》(1981)分别获得1978年及1982年纽伯里银牌奖。 在“拉蒙娜”系列小说中,克利里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拉蒙娜的形象,她经常有一些别出心裁、出人意料的行动,很严肃地做着很可笑的事,努力想把事情做好却办得一团糟,就此产生出幽默故事。例如,拉蒙娜最喜欢赠送礼物,当她7岁的时候,把一大盒面巾纸包在一张没用完的圣诞彩纸里,送给家中的小客人薇拉,让薇拉一张接着一张抽出来,弄得满地、满屋都是面巾纸,最后还得拉蒙娜来收拾。她想给玩具大象缝裤子没做成,失望之余就去挤牙膏,把一管新牙膏挤在洗脸池里,觉得十分好玩,十分过瘾,十分壮观,结果妈妈命令她把牙膏舀起来放进塑料袋让她专用,使她很长时间都不能和家人共用一管牙膏。当拉蒙娜想用蓝色漂白剂把脸盆里的水变蓝——“像真正的大海一样”,结果却连自己的衣服、手脚全部变成了蓝色。妈妈给拉蒙娜换上一套新睡衣,拉蒙娜感到“它贴在身上多么柔软、温暖、舒服呀,像小白兔的绒毛”,再也舍不得脱下来。把睡衣穿在里面去上学,结果热得满身大汗无法上课。拉蒙娜的伤心事真是一件接着一件,到了8岁,问题还是接踵而至。她希望三年级的第一天十全十美,过一个美好的开学日,不料新凉鞋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听到老师说她有一双会奏乐的新鞋子,就以为老师在责备她。接着又发生白煮蛋风波,午餐时,拉蒙娜用蛋敲头的方式剥蛋壳,谁知妈妈给她的是一只生蛋,蛋汁流了她一脸一身。又以为老师在说她是“讨厌的东西”,觉得被深深刺痛了。再加上上课时突然生病呕吐,拉蒙娜更加担心自己在老师眼中是个讨厌鬼。她还担心父亲会意外地被锁在冷冻仓库里面,担心父亲工作太累时回家乱发脾气,担心父母吵架生气。不过,拉蒙娜最终有了两件值得庆祝的事,一是她模仿电视广告做的读书报告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赞扬,二是她的家被人称为“美满的家庭”。于是,拉蒙娜的故事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们看到,笑声始终伴随着拉蒙娜的成长。这笑声并不是作者刻意制造出来的,而是从拉蒙娜的活跃、好表现的性格中自然散发出来的。而且,这笑声并不是无意义的,作者将拉蒙娜的许多孩子气的举动以及渴望长大受到成人重视的心理描述得真切有趣,充分表现了七八岁的孩子是个独立的、完整的、有自己特点的人。每个孩子都可以从拉蒙娜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每个成人都可以通过拉蒙娜去认识孩子。家庭和学校就像抚育拉蒙娜长大的两个摇篮,对拉蒙娜的心理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对此,作者也做了细致真切的刻画。 佩特森和克利里的作品,在80年代的美国,不是孤立的儿童文学现象,而代表着儿童文学回归传统的潮流。60年代儿童文学背上的沉重的问题包袱,终于被80年代的幽默所取代,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模式又重新占据儿童文学的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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