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儿童文学的产生

在俄罗斯，为平民出版的活字印刷的文学读物迟至1717年才出现。随着教育事业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专为儿童出版的各种文学读物，包括寓言故事、童话故事和富于趣味的中篇故事，逐渐开始流传。对于俄罗斯儿童文学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捷克的斯拉夫教育家扬·阿莫斯·夸美纽斯（阔姆斯基，1592—1670）的插图百科知识读本《世界图解》（1658）于1768年以俄文译本出版，继而，其缩写本《世界概览》被定为俄罗斯民间学馆的教学用书。

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和鲍格丹诺夫等人要把儿童文学纳入官方和教会的轨道，而罗蒙诺索夫、诺维科夫、拉季谢夫等俄罗斯进步作家则主张用民主主义的思想来培养教育新一代俄罗斯人。在先知先觉的作家们的努力下，苏马罗科夫（1718—1777，作家、诗人、剧作家，一生写了370多首寓言诗）、海姆尼采尔（1745—1784，1779年出版了《寓言、童话诗集》）、卡拉姆辛（1766—1826，作家、历史学家，别林斯基说他的小说“开辟了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新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一个新境界”）等18世纪作家的作品进入了俄罗斯儿童的阅读视野。第一个为儿童读物建立体系的是尼·库尔干诺夫，他为儿童引进了民间谚语、民间谜语、民间童话。

诺维科夫的文学活动促进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形成

在18世纪俄罗斯儿童文学形成期里，功绩卓著的是俄罗斯启蒙主义作家和新闻出版家尼古拉·依凡诺维奇·诺维科夫（1744—1818）。他一生共出版了近1000本书，其中四十几种是为孩子们出版的科普性读物。他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先后创办了三本杂志。1779—1782年，他租赁莫斯科大学印刷厂，团结进步人士，出版《晨光》（1777—1780）等杂志和《莫斯科大公报》（1779—1782）等报纸，大力宣传狄德罗、卢梭、莱辛等人的启蒙主义思想和莎士比亚等人的作品，他本人著有《俄罗斯作家历史辞典》（1772）、讽刺短篇故事集《俄罗斯谚语》（1782）等书。1785年，他筹办了一本儿童杂志《补益儿童心智的读物》，1789年公开出版。1784年底，他撰文在《莫斯科大公报》上宣传出版《补益儿童心智的读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说明了俄罗斯用语言向孩子介绍“历史真实面貌”和其他事物的杂志之匮乏。《补益儿童心智的读物》每周一刊免费奉送给《莫斯科大公报》的订户。杂志前一部分向孩子们讲些他们感兴趣的、可接受的知识，后一部分则刊载一些哲学性论著和像海涅、汤普逊等作家的作品译文，还介绍了《帖勒马科斯历险记》《唐·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等大批西欧文学作品，还刊载一些寓言、笑话等可读性很强的作品。

从事文学创作不久的卡拉姆辛积极为新生的《补益儿童心智的读物》杂志撰稿，他的代表作中篇小说《叶甫盖尼和尤丽雅》（1776）就在该杂志中首次发表。卡拉姆辛还在该杂志中发表诗和由他改写过的法国儿童文学女作家的作品《乡村之夜》。除卡拉姆辛之外，波德希瓦洛夫、彼得罗夫等作家也参加了该杂志的撰稿活动。

这份杂志一开始就遭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的反对，1792年，诺维科夫还因此被捕，按女沙皇的命令流放四年，然而杂志还是坚持出版到了19世纪初。诺维科夫的《补益儿童心智的读物》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形成。

19世纪前半期俄罗斯儿童文学轮廓勾勒

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为孩子写了作品

19世纪前期，是俄罗斯农奴解放运动兴起的时期，也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儿童文学的发展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体现宗教利益、农奴主利益的读物已经广布各地并发生着消极影响。那些训诫气味浓重的作品的作者们翻来覆去宣传什么“幸福在财富和名誉之中”，而获得这种幸福的途径就是容忍屈辱和奉承拍马。当时儿童杂志数量渐增，其中莱德金办的《教育新连丛》（1847—1849）专门刊载各类有趣的科普知识，而教会办的杂志无非宣扬宗教迷信而已。尼·诺维科夫开创的进步儿童文学由十二月党人继承其传统。针对官方和教会散布的训诫读物，十二月革命党人宣扬俄罗斯传统文学和科普文学读物。于是，这两类读物被大量出版。19世纪上半期里，俄罗斯儿童文学的题材扩大了，各种儿童文学样式间的区别日趋明显，这段时间出版了诗歌、长短篇小说、特写、艺术童话、科学知识童话，并且还为具有独立品格的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里，一些富有艺术灵性的作家为孩子们写的作品进入了儿童阅读圈。这些作家主要是华·安·茹科夫斯基、符·费·奥陀耶夫斯基、安东尼·波郭列尔斯基。

华·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一生研究各国各时期的民间文学，始终不辍地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世界诗歌名作。普希金称他为“翻译的奇才”。1831年，茹科夫斯基和普希金师生俩都住在皇村别墅，他们分别取民间童话故事构思叙事长诗，他们都用普希金保姆阿丽娜·罗瞿诺芙娜所口述的故事创作。于是，普希金创作了童话诗名篇《沙皇萨尔坦的故事》，茹科夫斯基写了《沙皇别连杰依的故事》。茹科夫斯基后来写了《依凡王子和大灰狼的故事》，成了本时期俄罗斯的童话代表作。在这部童话诗中，王子和狼的变幻构成了一个奇幻世界。茹科夫斯基可以归入儿童文学遗产的还有一批抒情诗篇如《云雀》《可爱的天空可爱的阳光……》《春天来了》等。

符·费·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为儿童杂志撰稿，1834年出版了他的名作《装在八音匣里的小城》，1840年出版了他最具代表性的童话集《依里涅爷爷的童话》，其中包括《装在八音匣里的小城》《打碎了的瓦罐》《美女王》《可怜的格涅德科》《四个印度聋子的故事》《木匠》《孤儿》《蚂蚁的笑话》《玛莎练习本里的画片》和三个剧本。他的童话名作还有《严寒老爷爷》《银卢布》《虫子》。这些童话的特点是富于知识性，写得引人入胜，文字生动而简洁。别林斯基在评论奥陀耶夫斯基的童话时曾说：“哪个民族的儿童都会羡慕俄罗斯儿童有依里涅老爷爷这样的作家……他的心灵多么年轻而美好，从他故事里散佚出来的气息是多么温暖，多么生机盎然，他讲的故事以何等非凡的技艺诱发着读者的想象，激发着读者的好奇心，有时看来普普通通的故事，他讲起来就让人听着津津有味。”（别林斯基：《依里涅爷爷的童话》，1840）

安东尼·波郭列尔斯基（1787—1836）1825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829年为孩子们写了唯一的一部童话《黑母鸡，或，地下居民》，他为后来成长为诗人的阿·庚·托尔斯妥依——当时作家的侄儿而写的幻想性中篇小说，被当时的评论界在这部作品出现时就给予了好评。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时很喜欢这部幻想作品，后来他还将这部作品读给自己的孙子听。儿童文学研究者巴布什金娜说波郭列尔斯基的童话在儿童文学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他用日常生活语言为孩子写作。她写道：“波郭列尔斯基的中篇童话从教育思想上看，从艺术内容上看，都是一部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文学艺术和教育艺术结合的优秀典范。”《黑母鸡，或，地下居民》情趣十足地叙述着一个十岁男孩的生活中发生的幻想故事，同时向读者提出种种重要的道德教育思想问题，引发读者深沉的思考，从思考中悟出一个人真正的美和价值之所在。

19世纪前半期俄罗斯向世界儿童文学奉献了经典作品的两位文学巨人。

19世纪前半期的俄罗斯，一批经典作家的作品进入了俄罗斯少年儿童的阅读圈。他们是克雷洛夫、雷列耶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柯利佐夫、尼基丁、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而在俄罗斯儿童文学的草创期里，地位特别重要的是两位诗体巨匠：一位是克雷洛夫，一位是普希金。

依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1764—1844）在成为杰出的寓言大师前，写过喜剧、悲剧、讽刺作品、诗，经历了漫长的创作道路。1803年，他发现寓言诗这种文学样式最容易逃过沙皇报刊检查机关的耳目，于是热衷于寓言诗的创作。他一生创作的寓言诗有109首。这些寓言诗受到同时代人别林斯基的高度推崇并被当时的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视为珍宝。别林斯基热情地称赞说：“克雷洛夫寓言诗的高超诗艺，和通过这种诗艺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使他成为俄罗斯的伟大诗人。他让寓言诗这种文学样式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特长，他并且用寓言诗表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整个灵魂……”“克雷洛夫寓言出版的次数已无法统计……获得如此巨大成功、享有如此殊荣的作家，除了依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再没有第二个。”克雷洛夫寓言诗在俄罗斯家喻户晓，因而他的某些诗句已成为俄罗斯人的口头语，从而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各种方式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克雷洛夫1843年将自己的寓言诗整理成九集，这是他对自己一生文学活动的总结，是他对人民大众吐露的肺腑之言。他一去世，出版社立即按克雷洛夫生前的嘱托，将他的书印上这样的题词出版：“依照依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生前的愿望，将这本书赠给你作为永别的纪念。切莫忘记他。圣彼得堡，1844年，11月9日晨8点45分。”

普希金先进的教育观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是受到别林斯基热忱称颂的伟大诗人。别林斯基说：“在俄罗斯诗人中，断乎不可能还有谁能像普希金这样为自己赢得无可争议的权利来做少年儿童读者、成人读者、甚至老年读者的导师，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俄罗斯还有比普希金更伟大的天才，还有比普希金更富有精神力量的诗人。”

普希金坚持用从十二月党人那里接受的民主思想，毫不留情地抨击沙皇民众教育之弊端，并正面提出他改进民众教育的纲领性意见。普希金认识到，扩大欧洲启蒙思想在俄罗斯的影响，其障碍在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农奴制。农奴制若不从根本上加以铲除，则不仅农人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是上流社会的孩子也不能充分接受欧洲普适性内容的教育。因为任何一个孩子，不论他出生自有产家庭还是无产家庭，从小看到的就都是污染灵魂的事物，他们长大后，“要么横征暴敛，要么俯首受役，总之没有一个是接受过公平、正义的教育，互助、友爱的教育，本真、诚信的教育。”因此，普希金格外坚定地提倡家庭教育。试想，孩子不是生活在权贵的家庭里就是生活在农奴的家庭里，他们在病态的、没有民主气氛的环境中长大，其所受影响都是有害于社会发展的。普希金坚信：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不能指望由这样的人来建设的。

“教育的重要性，或许从反面说更清楚，缺乏教育，就会滋生愚昧，而愚昧是万恶之源。”普希金这样警告沙皇说。他以为，万恶丛生正是当时俄罗斯社会本质特征的显现。今日之俄罗斯，教育极端贫缺，结果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无知无识，没有基本的、起码的教养”。

普希金建议课程要根据孩子成长的需要来进行教授。“孩子初入学，头两年的学习内容必须大加更换。”普希金决然反对在教科书里收入平庸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得读那些从教会出版的刊物里选来的文章。这些东西，败坏孩子的阅读胃口不说，还诱导孩子去追逐小利小惠，把孩子的思想框定得死死的，毫无生气可言。我们今天，无所抱负、鼠目寸光之徒还嫌不够多吗？”普希金对历史学习的见解，意义就更重大了。“低年级的历史课内容。依我之见，应该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历史事实清清楚楚地告诉少年，别把编书人自己的好恶、褒贬，特别是政治性判断掺和进去。”普希金以为，高年级的历史课，向年龄较大的少年讲授历史，应该站在进步潮流的立场上给他们介绍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不要回避事实，也不要去歪曲公众的观点”。无论是过往发生的事件，还是现今的事件，都必须把真相告诉孩子。“应该依照卡拉姆辛的书去教历史。‘俄国历史’有大家的著作啊，卡拉姆辛不仅是位大文学家，还是一位能将历史真相告诉人们的信史的作者。很可惜，俄罗斯没有好好让俄罗斯人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位伟人……年轻的贵族青年应当好好研究俄罗斯，他们需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公平、正义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才能秉持正确的理念去好好地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去为改善国家的现状而建功立业，这样才不会愚蠢，不会墨守成规从而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

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儿童文学理论贡献

儿童文学理论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翼，其对创作的助推、鼓励、导引作用，其对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当才情卓越的作家们的作品扩大了少年儿童的文学阅读圈，给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发展以巨大的影响时，俄罗斯农奴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们，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批评家们从培养新一代农奴制的掘墓人着眼，密切关注儿童文学的状况和发展。这样的伟大的文学批评家首先是别林斯基，其次是赫尔岑。

维萨里昂·格里戈利耶维奇·别林斯基（1811—1848）是对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俄罗斯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伟大批评家。他同沙皇官方和基督教教会的反动儿童文学做斗争，用70多篇长短文章指出这种“儿童文学”的制作者们惯于说教、伪善，让少年儿童读者不能直面现实、直面真生活；与此同时，他为俄罗斯进步儿童文学的批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是强有力的基础，一直影响到直至20世纪的俄罗斯儿童文学。他的批评广涉儿童文学的艺术性、教科书、儿童文学特征和儿童文学内容。他的批评活动提高了儿童文学的声誉，吸引了优秀作家来关注儿童文学，并在创作时充分注意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要求。

别林斯基在论文《依里涅爷爷的童话》《一百篇诗体儿童道德新故事》《莱德金出版的教育新连丛》《斯斯文文的孩子，或，孩子该怎样约束自己》《两本书》《依里涅爷爷的儿歌集》《霍夫曼的两部童话》《评儿童故事》《有关阅读长篇小说的几点意见》《儿童故事中的俄罗斯历史》《鲁滨孙·克鲁索》中，对儿童文学发表了关涉诸多方面的殊为重要的见解：

“儿童读物是为教育儿童而写的，而教育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专为儿童写的文学读物应当列入教育计划之中，作为它的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是生就的而不是造就的。这是一种天赋。这里不只要求有才华，而且还要求有灵气……不错，培养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有很多条件：需要有一个美好的、温柔的、安详的、童稚般天真无邪的涌溢着爱的心灵，需要高度的睿智、渊博的学识和洞察事物的敏锐目光，并且，不但要有丰富活跃的想象力，还要有生动活泼的、诗意沛然的幻想能力，凭着这种能力能够将一切事物都表现得活灵活现，令人叹为观止。不言而喻，热爱儿童，深刻了解各种年龄儿童的需要、特点和差异，也是一些极为重要的条件。”

“儿童文学读物应作用于儿童的直接感受，而不应作用于孩子的理智。感觉先于认识，没有感觉到真实的存在，也就不可能理解它和认识它。在儿童时期孩子们的感性和理性是处在根本对立状态的，两者互不相容，一方排斥另一方。优先发展孩子的理性则会使他们心灵中绚丽的感情花朵枯萎凋零，使他们身上的杂草滋长蔓延。”

“写吧，为孩子写作吧，不过要写得让大人也乐于读你们的书，让他们一面读一面被轻松的想象带回到自己童年时代充满欢乐的悠悠岁月里去……虽主要的，是尽量少些箴言、训诫、议论……孩子们……愿将你们当作朋友……要求你们给他们快乐，而不是沉闷，给他们故事，而不是说教……”

“生机盎然、诗情丰沛的想象力是儿童作家一系列必备条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儿童文学作家应当通过奇幻想象并且凭借这种奇幻想象去打动孩子们的心。童年时期，幻想乃是儿童心灵的主要本领和力量所在，乃是心灵的杠杆，乃是儿童的精神世界和存在于他们自身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首要媒介。孩子们不需要什么辩证的结论和证据，不需要逻辑上的首尾一致：他们需要的是形象、色彩和声音。孩子不喜欢抽象的概念，他们需要的是短故事、长故事、奇幻故事、现实生活故事……要想通过形象对孩子说话，那就须得是个诗人，退一步说吧，他也须得是个讲故事的好把式，而且须得具备幻想力——生动、活泼和快活的想象力。”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是饱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着行动力，它们洋溢着鼓舞，它们燃烧着一种温暖情感，它们用轻松愉快的、自然活泼的语言写成，在淳朴的基础上求其繁花似锦、多姿多彩。”

“你要给孩子写童话故事吗，那就请你将你自己藏匿到童话或故事后面去，让孩子看不到你的身影，而让童话或故事中所讲的东西、用它们给孩子的直接印象去替自己说话。你有某种好思想——那很好，但是你不必把它直接讲给孩子，而要让他们去感受它；你不要在故事的结尾处写出结论来，而要让孩子自己去把结论归纳出来。要是孩子们喜欢你写的故事，或贪婪地、愉快地去阅读它们——你就算尽到了你的心意。这里，我们想再重复一次在我们的杂志里已经讲过的、并且惹得说教家们愤怒和惊恐的看法：‘不需要任何赤裸裸的思想，而且要像躲避瘟疫一样来避开道德箴言。’”

别林斯基强调，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一种品格是：故事讲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他并且很注意儿童读物的挑选，他认为需要用民间文学作品、俄罗斯优秀作家的作品（克雷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柯利佐夫的作品）和世界名著来扩大儿童对文学的阅读圈，总之，“所有已被公认为经典文学的作品”都可以加工成为孩子们可接受的读物。

亚历山大·依凡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赞同和继承别林斯基的儿童文学观点，对俄罗斯儿童文学读物面貌的改善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他的文献遗产主要有两宗。其中一宗是1837年发表的《在瓦特卡公共图书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其中的一些话具有不朽的经典意义。他说：“书，这是前一代人给后一代人的精神遗嘱，是活过了一生的人们给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是要下岗去休息的哨兵给来接岗的哨兵传递的命令。人类的全部生活连续不断地积累在书中，种族、人们、国家随着时间消失了，但是书留了下来……书中所载的不仅仅是过去的陈迹，书还是一种文献，凭着它，我们能够掌控现在，依靠它，我们可以拥有先辈经过千辛万苦所得到的、甚至是用鲜血的代价换取的全部真理和全部追求的总和；书是未来的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