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大自然文学成就卓然的社会历史背景

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不仅不输西部欧洲诸国，而且19世纪作为“欧洲小说纪”，首先是指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小说，就是说，俄罗斯19世纪小说作家的群雄并峙，是“19世纪是欧洲小说纪”这一文学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与近代俄罗斯人的特殊命运有直接关联。长久以来，俄罗斯社会较欧洲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相对要闭塞些，接受资本主义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影响的节奏要慢好几拍，但是俄罗斯文化精英却同西欧知识分子一样是敏感的，他们在法国等西方国家文化思想的刺激下，在东正教人道主义作用下，对俄罗斯国家的命运、对俄罗斯社会现状与民族的未来表现出了深度的关切，并将这些关切反映、熔铸在文学作品中。因此俄罗斯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人文内涵，表现出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还很容易在俄罗斯文学中感受到俄罗斯人民性格的坚毅，且有近乎先知的睿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依·索尔仁尼琴1970年在斯德哥尔摩受奖时说：“繁重的生活负担，使俄罗斯人产生强健而具有内涵的性格，远非安逸条件下生长的西方人所能相比。”可是，同样是俄罗斯人，同样是俄罗斯作家的文学创造力，20世纪却因受到斯大林社会极权体制的钳制而遭受重创。俄罗斯文学对世界辐射影响的能力大大减弱，尽管20世纪中期的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人中的知识分子正是人们所公知的，依然非常重视精神价值对人的价值的支撑意义。

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极权统治的阴影开始笼罩苏联的每个角落，苏联国歌里所唱的“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句歌词，对于有头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都明白地知道写下它的时候就是一句形象的谎言。苏联先有“契卡”（肃反委员会）、有“格别乌”（苏联参谋部情报总局），后有臭名昭著的“克格勃”（国家政治保安局），所有这些令20世纪中期俄罗斯人一听就毛骨悚然的组织，一个个都是听命于斯大林的别动队，负责清洗苏共党内、军政部门、知识分子中的异己分子，它们的存在就是不让知识分子自由呼吸。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恐怖阴影中是有道德原罪的人群，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悬在他们头上。蒙昧、奴性的主观原因，告密、监禁、杀戮的客观原因，使作家保持自己的良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俄罗斯作家如果他不习惯于对斯大林狂热的个人崇拜，不习惯于对斯大林的欢呼声，不习惯于做弥撒似的修饰语，什么“最英明的导师”“各民族的天才领袖”“敬爱的父亲”“伟大的舵手”“世界的改造者”“幸福的缔造者”“太阳”……那么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写不出作品、发表不了作品、出不了书不说，命运更不济的就是片刻之间横祸临头，被投进监狱，被流放去做苦役，从此连他的名字连他的肉体都从人间消失，更有甚者，还可能祸延六亲。被誉称为“20世纪前半期统治欧洲文坛”的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是194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到苏联访问，只是浮光掠影走走看看，只是表浅地接触苏联作家，与苏联人的交谈也不可能深入，但凭他作家敏锐的目光和神经，觉察到苏联社会千篇一律的平均化，“个人淹没在人群之中”，商品生产因没有竞争而没有质量，工人懒散、精神萎靡，糊里糊涂地相信他们的幸福在未来，懵里懵懂地相信“苏联之外到处一片黑暗”；觉察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思想都没有棱角”，“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觉察到偌大一个苏联，却没有一个说真话的空间，而这样的政治制度绝对是没有生命力的。结论是：斯大林模式的专政是“大家所不愿意要的专政”（《访苏归来》）。

索尔仁尼琴在题为《为人类而艺术》的演说词中说：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他的代表作名）是当时苏联流放思想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岛屿群，在那里，“许多比我优秀且更坚强的人被杀害了”，“文学上已有成就的人埋骨异乡”，“最可怜的，莫过于许多默默无闻的同行，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被害之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的，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片号牌。”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文学蒙受劫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尽了它的气数，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罢了。应是古木参天、绿树成荫的茂林，而今只余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空对夕阳残照。”索尔仁尼琴指的大概是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样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定居美国的俄裔诗人布罗德斯基。

其实索尔仁尼琴不知道，俄罗斯文学作家中有些人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眼看对于斯大林专制政府的政治舆论钳制摆脱已不可能，他们就索性离开“人与人”的主流文学，绕开当时苏联直接的社会现实，绕开政治意识形态的是非，以“人与自然”为范畴创作大自然文学。现在看来，正是这些从大社会文学逃逸出来而厕身于大自然文学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得以长久而广泛的流传，显示了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当曾红极一时的苏联“人与人”的社会小说作品因为事过境迁而成为过眼烟云、成为明日黄花、成为被扭曲的历史陈迹而不再被人提起的时候，大自然文学作家们的作品却凸显出了自己的历久不衰的生命活力，这些作品中的多数本来就是为给孩子们阅读而创作的，即使本来不是为儿童而创作，却也大部分适合少年儿童的阅读。

米哈伊尔·米哈尔洛维奇·普里什文（1873—1954）就是这样一位一生都厕身于大自然文学创作的作家。

（二）俄罗斯大自然文学综述

俄罗斯儿童文学中，知识性读物，即以动物和大自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适合儿童阅读或为孩子阅读而专意创作的作品素来就有，其传统颇为悠远，历数其荦荦大端者，有阿克萨科夫的《孙子巴格罗夫的童年时代》和《带枪猎人的笔记》，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木木》，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故事和散文，马明-西比里亚克的《灰脖鸭》和《猎人叶米里》等，契诃夫的《卡什唐卡》和《白额头母牛》，库普林的《大象泽波》。这个优良传统在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后半世纪和人道主义传统扭结在一起，显示了动物文学、大自然文学读物作为一条儿童文学支脉的强大。俄罗斯儿童文学中，大自然文学读物享有很高的声誉，拥有日渐增多的读者群，以大自然为描述内容的高品位作品年年都保持很可观的出版量和销售量，所以大自然文学的创造也应运而生。30年代有瑞特科夫、拉尔里（《昆虫历险记》，1937）、普里什文、比安基、恰鲁欣、恰普丽娜；战后十年里有兹维莱夫（《白马鹿》《五彩山的禁猎区》1946，《兽族童话》1946，《鸟兽故事》1948，《谁跑得快》1949，《各样动物各样爬法》1949，《动物故事》1952）、索科洛夫-米凯托（《大地的精华》《猎人的故事》1949，《森林图画》）、盖·阿·斯克列比茨基（《不安的日子》《狼》1946，《公乌鸦和母乌鸦》1946，《在林间空地上》《狗熊》1946），《松鼠》1947，《两栖动物》1947，《动物故事》1951）、斯拉德科夫，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生物学博士维尔济林（《林中医院》《沿着鲁滨孙的足迹》1946，《植物与人的生活》1952）、帕甫洛娃（《在有人的小屋》1946，《万年青——沙漠的宠儿》1947，《黄色的、白色的、淡紫色的》1954，《一月的宝库》1955）。

俄罗斯的大自然文学到了60—70年代出现了繁荣期，并成为俄罗斯当代儿童文学最具茁壮生命力的富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枝丫。当代的大自然文学作家们借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都奋力从事作品创造。这些作家是：斯拉德科夫、特罗耶波利斯基、恰普丽娜（《牧羊人的朋友》196l，《快活的猴子》1962）、帕甫洛娃、阿凯姆莫什肯、巴内肯（《在生长白桦的地方》1975，《早秋季节》1981）、罗曼诺娃、佩斯科夫、德米特里耶夫、萨哈尔诺夫、斯内革廖夫、里亚宾宁、斯拉维奇（《我想跟海豚交朋友》1976）、莱夫（《龟一生中的五天》1974，《因为它们很美丽》1974）、雅鲁什尼科夫（《老人和火狐》《卡佳和天鹅蛋》）等。

当代大自然文学作家有两个新的特点。第一是作家们追随着现代意识，认为在动物品种日渐减少的情况下，对所有动物都要采取道义的态度。例如对蝴蝶的讲述就不能停留于实用主义的有害还是有益。第二是这类文学读物所担负的也不只是知识启蒙和知识普及任务，而是需要突出整个生命科学的相互有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