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德语国家的心理学家中，皮亚杰是一位和弗洛伊德一样对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影响的人物，但两人又有明显的不同。弗洛伊德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他的医疗实践，来源于病理学；皮亚杰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家，他的理论主要得益于自己对儿童心理的研究。由于立足于病理学，弗洛伊德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病病人的心理活动，由此而及非理性、潜意识，进一步发展为对作家艺术家创作活动的解释，有一种泛美学的倾向；皮亚杰研究的是处于发展时期的人的智力结构，是人的认识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从严格的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认识儿童的，与艺术、美学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弗洛伊德偏重感性，关注个体，他的潜意识理论主要建立在个体童年创伤性经验的基础上；皮亚杰研究的是一般的智力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用的是抽象归纳、共时态研究的方法，很少关心感性个体。……但他们的理论却影响到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影响到儿童文学。如果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直接涉及童年经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皮亚杰的理论则主要涉及“儿童”，是从比较思维方法的角度涉及儿童的心理、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间接的。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对儿童文学的启示首先来自他的认识结构理论。

人怎样获得对世界的认识？这是哲学历来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或认为认识主要来自客体，认识就是对客体固有联系的发现，认识过程就是刺激—反应的过程（s→R）；或认为认识主要来自主体，认识就是用先验性的主体认识结构去整理对象，或将主体的先验图式加诸对象。前者只取客体而忽视主体，后者只重主体而忽视客体。皮亚杰认为这两者都不正确。“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233即是说，认识不是一个单纯的刺激—反应或用主体去同化客体的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反馈的过程（sR）。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要有一个中介[s（A）R]，这个中介就是人的心理结构。外界刺激首先是作用这个中介然后才有主体对刺激的反应的。

“如果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中介物”或曰主体的心理图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皮亚杰是在与功能的统一中来阐述他的心理结构理论的。他指出，认识结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心理图式，一端连着认识主体，一端连着认识对象。它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动作的基础上抽象而来的，它有两个基本的功能或曰特征。一是当外在的信息与主体的心理格局大致同构时，主体结构会将信息吸收到自己的格局里，使原有图式变得更加丰富，是为同化；另一是当外来信息异于主体心理结构而能量又大于原心理结构时，原有图式不能同化信息，图式会改变自己以适应对方，使图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为顺应。同化和顺应是一对矛盾。在不同条件下，它们在总体格局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相同。有时顺应大于同化，有时同化大于顺应。但在一般条件下，心理格局总大致地保持某种稳定状态，是为平衡。只有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如心理变化的量已达到一定水平，外界刺激又特别强烈，原有的格局才被彻底打破，心理发展也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平衡到不平衡，由不平衡到新的平衡，整个心理格局就是这样既有阶段性又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过，这儿所说的平衡和不平衡都是相对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中有量的发展变化，一个迅速变化的不平衡中仍有一些稳定不变的内容。片面地强调任何一面都不能对心理发展做出准确的描述。

皮亚杰上述理论主要是就人的智力结构、认识能力而言的，但对我们理解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人的文学能力，尤其是建立有科学依据的儿童文学理论仍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发现认识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而是要经由认识者的心理结构，认识者的心理结构不同，同一刺激引起的反应也不同。这一理论对我们寻找儿童文学成为一种文学类型的理论依据是有很大帮助的。

和其他文学分类法不同，从文学整体中区分出一个儿童文学，依据的不是创作者的不同特点（如将文学区分成民间文学和作家个人创作的文学那样），也不是作品自身的特点（如将文学区分为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那样），而是接受者的特点。按一般理解，读者是在作品完成以后才进入文学活动的，他怎么能影响创作和作品、使作品因为接受者的不同而与其他作品区分开来成为一种文学类型呢？这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创作者有某些特殊的审美信息要向某一读者群传递；二是这一读者群有自己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能力。如果这两方面大体吻合，一种新的对话类型便建立起来，这一特殊的对话类型便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的基础。这两方面其实都与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相关。按皮亚杰理论，不同的人，文化不同，心理类型不同，所处具体环境不同……由此形成的心理图式（A）也不同，即使读同一作品，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形成“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现象。这种审美需求反映到作家那儿，他们在创作作品时就有意识地考虑读者的兴趣和能力，读者的特点便在创作和作品中表现出来了。皮亚杰说的是智力活动，但在总体上，文学活动与此是大体一致的。将此理论运用到儿童文学领域，儿童年龄不同，文化不同，整个审美心理结构与成人有较大差异，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能力自和成人不完全一样。由此影响创作和作品，就形成儿童文学独特的题材、主题、表达方式、接受方式，形成“儿童文学”这样一种文学类型。虽然“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的界线不一定十分分明，但它无疑有自己的依据，自己的读者群。

皮亚杰的认识结构理论在很多地方与后来的接受美学是相通的。

在对人类认识中介的研究中，皮亚杰的方法不仅是结构主义的也是建构主义的。因为认识中介虽是一个综合了多种因素的结构，但这一结构不是凝固、静止的。不断地同化和不断地顺应，结构处在永恒的变动中。即使是相对稳定的阶段，量的变化也在不断地进行。这样，又有结构又有建构，又有稳定性又有变化性，整个认识结构的发展就呈现为一个阶段性和变化性相统一的过程。而且，这儿所说的阶段性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一个大的发展阶段，某一具体阶段只是这个大阶段的组成部分，但它自己可能又包含了许多更小的阶段。比如，在整个生命中，童年是一个具体阶段，是生命历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又包含了许多更小的阶段。要真正认识儿童心理的发展，必须深入到这些更小的阶段中去。

皮亚杰将儿童认识结构的发展分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四个阶段。其一是感知运动阶段（2岁以前）。在这一阶段，儿童还没有表象、思维和语言，动作图式没有内化，智力主要是一种实践智力。但在运用实际动作图式进行外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客观世界的观念，从物我不分的自我中心状态中摆脱出来。第二阶段是前运算阶段（二三岁到七八岁）。这是一个过渡性阶段。这时儿童有了表象、语言、思维，实物动作内化为表象思维。但他们多少还受泛灵论的影响，思维粘附在具体的事物上，即只能联系具体事物进行运算，时间空间因果性偶然性等一系列概念还未建立起来。第三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七八岁到十二三岁）。这时儿童已能熟练地运用语言，能将实物动作内化，成为具有可逆性和守恒性的具体运算，逐渐形成时间空间因果性偶然性等一系列逻辑概念，并从带有泛灵性特点的第二次自我中心中摆脱出来。但思维的内容和形式尚未分离，形式思维还停留在较低级的阶段。第四阶段是形式运算阶段（十二三岁到十五六岁）。在这一阶段，儿童能在升化建构中同化现实客体，能用符号处理各种抽象事物，认识范围达到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儿童思维至此已完全成熟，达到成人的水平了。

不难看出，皮亚杰的建构理论完全是以抽象思维的发展为尺度的。他说的发展是抽象思维的发展，他说的成熟是抽象思维的成熟。若从人的全面发展来看，这一方法和结论并不是没有片面性的。我们在后面的评述中还会更详细地谈及这一点。但若暂撇开这一点不论，仅就抽象思维而论，皮亚杰的理论是科学的、深刻的，对我们认识儿童审美心理的发展也是极有启发意义的。其一，它肯定儿童认识能力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低级到高级。这也可借以说明儿童审美心理结构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应该承认，审美能力和认识能力无论在结构形态还是在演变方式上都有很多不同，不能将皮亚杰说明认识结构的方法和结论硬搬到审美能力这一领域来。但从总的方面来看，说儿童审美心理结构也有一个建构过程，也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还是大体可以认同的。特别是作为一个整体看，儿童的审美能力是高于幼儿的审美能力，少年又高于儿童，成人又高于少年的。有人不承认这一点，搞儿童崇拜，或认为认识能力越强审美能力就一定越差，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其二，儿童认识结构的发展既是连续的又是有阶段性的，这一理论也大体适用儿童审美心理结构。相对于成人，少年儿童是一个有一定共同性的群体，故我们可以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与成人读者群区别开来。但在儿童内部，少年不同于儿童，一般儿童不同于幼儿，于是又分出不同的层次。面对这些不同的读者层次，一般儿童文学又常被区分为少年文学、儿童文学、幼儿文学等，每个层次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三，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突出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性，但同时也指出，这些规律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除了规律性的一面，例外的情况、变异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儿童智力结构发展的几个阶段，皮亚杰认为这是一般人都要遵循、无法超越的，总是从感知运动阶段到前运算阶段再到具体运算阶段，最后是形式运算阶段。但每个发展阶段到来的时间，在不同人那儿是有不同的，可能提前，也可能推迟，这就使个体的心理发展出现多样性。反映到儿童文学中，我们可以相对于成人区分出儿童文学，可以在儿童文学中进一步区分出少年文学、儿童文学、幼儿文学。但这仍是类型化的。再进一步，还可以区分出许多更小更具体的类型，甚至每一篇作品都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不过，皮亚杰毕竟是就人类一般的智力结构的发展而言，他不太关心具体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这在他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文学不同于科学，审美不同于认识。不认识这一点，简单地搬用皮亚杰理论，也不关心个别具体偶然，将儿童文学的类型特点绝对化，必然隔靴搔痒不落实处。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人的智力是发展的，但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呢？在以往的心理学中，有的强调先天因素，认为成长即成熟；有的强调后天经验，认为成长即教育。皮亚杰努力避免这种片面性，试图在先天、后天因素的统一中寻找心理发展的动力。他认为推动儿童智力发展的有四个主要因素，即机体的生理成熟，个体的经验，社会生活和社会经验的作用及结构自身的调节作用。它们分别偏向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

皮亚杰重视认识结构发展中的成熟因素。在他的理论中，图式是一个基本概念。但图式的获得，如最早的“吮吸”“抓握”等，就与遗传紧密相关。犹如马生四蹄、鸟生双翅决定了它们的生存方式一样，人的遗传图式也是他日后发展的基础。而皮亚杰将儿童心理区分为几个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的阶段，其中更包含了成熟的决定性作用。不过，和一般遗传论者不同，他更强调的是结构的调节作用。“主要的内源并不是遗传的本能行为，而是生命最一般的自我调节机制。”具体地说，皮亚杰认为本能行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具体生物活动的遗传程序；二是动作协调的一般抽象形式；三是个体对环境的适应。随着认识的发展，遗传设计的影响会逐渐减弱以至消失，而动作协调的一般形式一旦从固定的本能内容中解放出来，就会通过反身抽象和内部协调的方式形成无限多样的主体动作图式。

发展不能脱离生物本能，但更重要的仍是后天的生活经验，尤其是教育。皮亚杰认为儿童的社会化主要经由两条途径：一是与家长、教师等成人的关系；二是和周围小伙伴、同学的关系。前者主要是服从关系，后者主要是平等关系。前者产生道德他律，后者产生道德自律。比较而言，皮亚杰更重视伙伴关系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这一观点曾引起批评，尤其是在中国受到批评。人们说他忽视成人及教育的作用。这里不仅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更注重个体的自由和主动性。皮亚杰的理论植根在他的文化传统里。

一面是内在的生物学基础，一面是外在的文化影响，加上结构自身的调节力量，共同构成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认识能力如此，审美能力也大体如此。马克思曾说欣赏音乐要有音乐的耳朵，音乐的耳朵要有一定的遗传因素为基础，更主要是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形成的。不能过高地估计儿童自发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主要是一种文化能力。生物性的基础只是基础，它提供了一种可能。但能不能将可能变为现实，或在什么水平上将可能变为现实，还要依靠后天的条件。理解这一点，就不应放松对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这也是艺术的主要任务之一。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主要关心儿童认识能力的发展，但同时也涉及思维的形象、感性方面，如知觉、记忆、表象等。这些方面与审美心理的关系更为密切。

皮亚杰对形象思维的论述在以下方面对我们是有较多启发意义的。

1.和思维的运算方面一样，思维的形象方面也来源于感知运动的活动。一方面，感知运动以内在的遗传图式为依据与客体发生作用，在这种主客作用的过程中，遗传图式经历同化顺应平衡调节不断发生变化，形成真正的运算图式，是为思维的形式方面；另一方面，主客体的交换也在外部进行。主体在造型上认识客体，由此产生思维的形象结构。它们都以人的感知运动活动为依据。

2.思维的形式方面和形象方面都来源于感知运动活动，但是，它们反映的是思维的不同侧面，不同形式。犹如发源于同一雪山的两条河，一离开基础后就平行发展，彼此间并无直接的亲缘关系。这就否定了这样一种理论，认为理性认识是以感性的知觉表象为基础的。同样，感性认识也不是理性认识的低级阶段，它们是一种“旁系”关系。它们有“形”的相似而无直接的因果联系。

3.知觉与理智是平行的旁系关系。二者无直接的亲缘关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思维中所处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从发生认识论这一视角出发，皮亚杰认为它们是主从关系，思维的形式方面在整个思维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表象远远不足以产生运算的结构，尽管是很正确的表象至多只能有助于改进儿童对情况的觉察，日后通过可逆性交换，使运算用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但是，表象本身仍保持着静态的和不连续的性质。”表象再正确也只能使主体对客体的描述更精确而已。

将思维的形式方面和形象方面区别开来，不是将后者看成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是认为它们是发生同一根源的有相似结构的两支旁系，并从科学上找到这一认识的依据，这对我们全面地认识儿童心理及其发展，认识形象思维，探讨文学想象的内在机制，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中国文学理论中，人们在相当长时间里或将两者隔离开来，孤立地探讨形式思维和形象思维；或看不到两者的区别，将形象思维看成思维的低级阶段，所谓理性基于感性又反过来指导感性等等，看似辩证，其实是将两者放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同一链条上，否定了形象思维或思维的形象方面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导致将文学创作理性化的倾向。皮亚杰的理论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指导意义的。

但皮亚杰毕竟是科学家，他是完全以形式运算为中心来建立他的形象理论的。

皮亚杰儿童心理学极其丰富、深邃，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仅就其对艺术有借鉴作用的这一部分而言，也绝不止以上几点。“文革”以后，皮亚杰儿童心理学被较早地介绍到中国来，在心理学、哲学、教育学领域引起广泛深入的反响，儿童文学也是被影响的领域之一。其中，多数理解是正确的，在实际运用中也取得积极成果，但也有不少误会甚至错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首先，如前所述，皮亚杰儿童心理学主要讨论的是儿童智力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发生认识论。这是皮亚杰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必须非常清楚。皮亚杰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观照儿童的，他关心的是科学家的生成而非艺术家的生成。所以，他一般不关注个体，不注重偶然现象，不注重人的感性方面，他所说的生成、发展，他所说的各个阶段及其划分标准，都是以抽象思维为标准的。他通过对儿童不甚成熟的思维的研究，最主要目的是要找出处在最初的发展状态的认识论规律，他的成就也主要表现在这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对审美发生学的意义主要是从类比、影响的角度说的。不了解这一点，在谈文学的时候随意引用皮亚杰，甚至套用皮亚杰研究抽象思维的结论作为自己评论具体文学作品的依据，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不是皮亚杰的错。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对象和范围，弄错对象和范围，正确的东西也会变成不正确的。

其次，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皮亚杰不甚关心人的感性、个性，但也没有否定感性、个性及思维的形象方面。在皮亚杰心理学中，情感、感性、个性、形象思维还是一个留有许多空白的空间。如我们可以像看待认识能力一样将审美能力看成一个发展着的结构，但这个结构主要有哪些因素构成？各因素是怎样形成的？彼此间的关系怎样？从儿童到成人，审美心理结构的发展是否也分成同样那么几个阶段？审美能力是否像认识能力一样也有累积的性质？如此等等，都需要人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在这种探讨中能从皮亚杰那儿受到启迪并借用他的一些方法，这是没有疑问的。

再次，就是对皮亚杰的一些具体论述，我们在运用时也应采取分析的态度，需要重新认识的就应重新认识。如上面说到，皮亚杰从形式运算中心出发，忽视形象思维，将思维的形象方面看成完全从属思维的形式方面的东西，这在心理学界并非没有异议。再如皮亚杰认为成长就是自我中心状态的解除，这也是值得讨论的。应该看到，皮亚杰看到自我中心的解除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一劳永逸的事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自我中心，不同的自我中心有不同的内容，这都是很深刻的。但成长是否就是自我中心解除，自我中心解除是否就是成长呢？其实，诗性思维很大程度上就是自我中心，以己度人、以己度物，甚至物我一体、物我两忘的。不能因为诗性思维的自我中心就否认它也包含着成长，看不到诗性思维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归根到底，还在于皮亚杰的成长观完全是以抽象思维的发展为唯一尺度的。这些方面，我们完全可以不受皮亚杰论述的束缚。

总之，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发生认识论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对我们认识儿童心理、研究审美发生学尤有直接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分析性地认识它，但绝没有理由忽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