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心理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影响绝不限于心理学领域，而是扩大到整个人文科学，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莱格、弗洛姆等都有许多直接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其中最集中的是童年经验和文艺创作的关系。虽然这些论述一般都不是专就儿童文学而言的，但它是对包含儿童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的思考，应看成是对儿童文学深层次艺术规律的阐述。且由于其论述对象多与儿童有关，其与儿童文学的联系也必然更为直接。

童年经验怎样影响文学创作？认识这一问题需首先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尤其是他关于潜意识的理论。

按照弗洛伊德理论，一个人的人格结构是一个包含了多重因素的动力系统，主要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本我（力必多）是原欲（在弗洛伊德理论中，原欲主要指性欲），其主要机能是消除机体内部由于内部和外部刺激而引起的兴奋状态。因为紧张是一种痛苦的不舒服的体验，紧张的消除则使人感到愉快和满足。所以，本我遵循的主要是一种快乐原则，它不受理智和寻常逻辑的制约，也全然不在乎价值、伦理之类。但社会毕竟是需要价值和伦理、受理智和逻辑的制约的。如果每个人都按快乐原则办事，必然引起激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无法存在。自我就是调节这种矛盾，使本我在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中不致整个地破坏人与社会的和谐。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它并不完全否定快乐原则，而是将原始欲望中不合规范的部分压制下去或转移出去以延缓实现。至于超我，是自我的道德律，是自我对社会规范的认同，代表着人格结构中的超越性部分。“如果把本我看作是生长进化的产物，是生理遗传韵生理表现；如果把自我看作是与客观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较高级的精神活动过程的领域，那么超我就可以说是社会化的产物，是文化传统的运载工具。”本我、自我、超我共处一体，共同保持着人格系统的统一和和谐。

为了维护人格及社会的统一和和谐，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在很多时候被压制了。但被压制不等于消失，并未消失的本我到哪里去了呢？弗洛伊德说，原欲遭到挫折后主要退到心理深层，形成潜意识。犹如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淹没于水下。潜意识就是冰山的水下部分。但过分的压抑和由于压抑造成的心理能量得不到及时的释放是有害的。精神病、心理变态就是其主要表现。理想的办法是借助别的方式将这部分能量释放掉。释放有多种方式，如游戏、做梦、参加公益活动等，其中最有效最有意义的一种方式就是参加、从事文学艺术活动。弗洛伊德认为，成人的艺术创作和儿童的游戏在基本的操作方式和功能上都是极为相似的。游戏超越现实创造一个幻想中的世界，它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现实世界的替代，即在幻想中人们不必遵循现实原则但又可使自己的原欲得到满足，使快乐原则得到实现又不会对人对己造成危害。“当人长大并停止游戏时，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丢掉了游戏同实际物体的联系，而开始用幻想来取代游戏而已。”这和做梦也是一致的。所以，游戏是儿童的白日梦，创作是作家的白日梦。而作家的潜意识，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大部分又是其童年不能满足的欲望和挫折性经验的压抑性凝结。这样，说创作是潜意识的转移和升华也就是说创作是童年挫折性经验的转移和升华，童年经验和文学创作就这样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弗洛伊德便认为它是作者童年时期对母亲温柔情感的曲折反映。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弗洛伊德对艺术创作的这种解释的。尤其是涉及具体作品，弗洛伊德的牵强附会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只要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他对文学活动的许多见解还是极能给人以启发的。其一，他将人格看成一个可分为不同层次的动力系统，发现潜意识，并将潜意识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肯定潜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人除了自己能够觉察的意识还有无意识，这是靠感性经验也能验证的。无意识属深层心理，和情感、愿望无间地混合在一起，人不一定清楚地意识到它但在行动上要受其制约，不自觉地在行动上表现出来，这也是靠感性即可验证的。人会不自觉地陷入幻想，幻想即是一种和愿望相结合并指向未来的心理活动。幻想不是现实，但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却不能没有幻想。文学创作本来就不是真实地改造现实，是在想象中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受幻想、潜意识制约的特点必然更明显。其二，关于潜意识与童年经验的联系，不一定如弗洛伊德说的那么明显，那么直接，内容也不一定就是挫折性经验，更不一定就是与性意识有关的恋母情结。但两者肯定存在联系也是毫无疑问的。儿童的推理能力本就薄弱，行动更多受情感、愿望的支配。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这就是潜意识的作用。人长大了，在社会生活要遵循现实原则。童年的思维、行为方式受到抑制，不得不暂时地退到心理深层。但它们没有消失，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文学创作提供的恰是这样一个机会。有人曾认为创作就是回忆，从许多作家的笔下，我们也确实看到诗化的回忆怎样成为一种难忘的艺术。即使那些不以童年生活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其内在精神也与童年经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集中表现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性（弗洛伊德称为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的补偿性满足）。儿童并未完全走入社会，至少不处在社会生活的中心，他们还未受到现实生活各种问题的强烈困扰，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具有超越性。文学艺术不是现实问题的直接解决，更多反映人们的理想愿望，超越性是其主要特点。理解这一点，就理解人们为什么常把文学家、艺术家称为“不失赤子之心的人”，而把儿童称为“天生的诗人”了。其三，从创作的角度看，文学作品是作家潜意识的转移和升华；从接受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便是一种文化，一种来自社会的规范。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就是超我。所以，本我和超我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既是超我，既是社会规范，就有对人的压制的一面。弗洛伊德并未完全否定这种压制的必要性。无疑，压制是不愉快的。但没压制就没有规范，没有规范就没有人的成长。所以，仅从压制这一方面说，文化、文学艺术对人的成长也有其积极意义。关键是区分压制的性质。弗洛伊德将压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必要压制”，必要压制维护社会利益，创造人类文明，也维护个体的长远利益；另一种是“额外压制”，这种压制是超过维护社会利益的压制，是少数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附加的压制。对于这种压制，应坚决地予以批判和抵制。由此联系到儿童文学，比如现时的儿童文学，有多少是“必要压制”，又有多少是“额外压制”呢？弗洛伊德曾将文化与父亲形象联系起来，认为不同的文化创造了不同的父亲形象。那么，中国文化又为儿童创造了怎样的父亲形象呢？这样，我们对儿童文学的批评就进入广泛的文化领域，成为对文化父亲、原始父亲的一种审视。这是一个广阔的世界。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一世界的了解还是极为有限的。弗洛伊德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世界的道路，我们不应辜负这一馈赠。

弗洛伊德理论改变了人们关于人的观念，他在许多领域的贡献都是开创性的。但弗洛伊德本质上是一位精神病医生，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医生职业紧密地联系着。作为医生，他重病例，重个案，从个人的经历尤其是童年经历中寻找潜意识的生成机制，这使他的潜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主要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因此，虽然他在某些地方确曾谈到作为群体的人类童年遭受的压制，谈到“原始父亲”的形象，但就总体而言，他的理论并不具有很强的文化特征。进一步将心理分析引向历史和文化的是荣格。

荣格原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在分析心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上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同为分析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但后终因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观点分歧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开辟心理分析学的新维度，使分析心理学显出崭新的内容。

荣格心理学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集体无意识。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无意识是个人生活、尤其是个人童年情感创伤的产物，因而主要是个体的、后天的。荣格不否认个人无意识的存在，但认为它只是无意识的表面层次，而真正的深层无意识是先天的、超个人的。“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一个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227比如远古时代各民族都还没有文字，彼此间也没有交往，但在许多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图画中都有车轮的图案。“既然它产生于车轮还不曾发明出来的年代，也就不可能起源于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经验而毋宁是某种内心经验的象征。”228所以，无意识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民族的集体的梦。

荣格还从具体内容上论述了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不同。“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带感情色彩的情绪所组成。它们构成心理生活中个人和私人的一面。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说的原型。”229原型不是具体的表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心理模式。“原型不是由内容而是仅由形式决定的……原型本身是空洞的，只不过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一种被认为是先验的表达的可能性。”230这种先验形式是人类祖先无数次同一经验留下的心理痕迹。犹如一条河，它开始也许并不是河，但水无数次地朝同一方向运动，慢慢地冲出河床、河堤，以后再有水来，流动便有了轨道和方向。这河便是一种“原型”。这种原型，或称基本的心理模式，只有和具体的内容相结合，才能产生出无限丰富、具体的意象。

由此，荣格的论述进入作家、艺术家创作的领域。在荣格看来，创作并不是对现实的反映，也不是作家个人情感的表现，而是原型、原始意象的激活，是原始意象借助具体时代的具体作家以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用荣格的话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因为按荣格的理论，原始意象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模式，其唤起和激活不是依靠理性而是依靠某种非理性的情感和活动。在艺术的创造活动中，艺术家超越了个人的局限，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人类的灵魂与全体人类说话，个体和群体融而为一。欣赏中的情景也大体如是。在欣赏时，个体忘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敞开心胸接纳从人类心灵深处唤醒的、完全是集体性的审美意象。其实是个体超越了个体性的有限存在，进入一个广阔无垠的人类精神之域。文学是个体走向群体的桥梁。

荣格心理学对文学艺术的深刻意义在于在人类精神的深隐层次找到了个体与群体的内在联系，为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找到深广的源泉。具体时代、具体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总是受到局限的，我们无法在存在上超越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也无法仅靠个人经历形成自己全部的意识和无意识。但通过原型，个人无意识和群体无意识得以沟通，文学表现的内容和形式就不仅仅与个人相关了。“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这一论断从表面上看似乎荒谬，但联系到文化背景，联系到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追求意识，就会发现它非常深刻。现代语言学认为“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含义与此也是相通的。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主义认为文本并不纯净，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本，思路上也受到荣格的启发。不仅如此，荣格对无意识的内容和性质也做了不同于弗洛伊德的阐述，这对文学艺术也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弗洛伊德将无意识看作是个人创伤性经验，尤其是恋母情结受到压抑后的退却性凝聚，性质上是阴暗的。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童年经验多次重复留下的痕迹，性质上没有这种阴暗的特征。“原型的影响激动着我们……它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它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231荣格的这一理论对扭转弗洛伊德阴暗性潜意识对文学艺术的冲击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荣格心理学虽然面向历史，将个体无意识与人类童年经验联系起来，但其实也是面向未来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正在加速人的异化，使本应丰富的人变成单维的人，越来越与养育他的大地疏离开来。这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将个体精神与人类的童年经验联系起来，其实是提供了一条使人类重返童年、重返大地的道路。这或许正是现代神话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荣格心理学及其与文学艺术的特殊联系对少年儿童文学也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不仅重视个体的童年，而且延伸到种族的童年。种族童年经验对以后的整个文化、文学创作都有影响，但与个体童年的联系毕竟更直接、更紧密一些。因为无论种族的童年还是个体的童年，他们都处在生命的源头，精神特征、思维方式、所面临的问题都有更大的相似性。由人类童年经验形成的原始意象也会更多地在儿童文学中反映出来。这对我们创作、理解儿童文学都是极为重要的。其次，从对具体的文学创作的理解来看，我们一向把生活理解为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而所谓的生活，又是现实生活，如具体的革命生产之类。可儿童主要是在学校学习前人的经验，他们的生活内容和方式都与具体的社会实践有一定距离。这样，仅有社会生活这一源泉就不能解释儿童文学中的许多现象。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从一个新的角度提供了理解儿童文学创作的思路，对我们应是有启发意义的。如前所述，荣格心理学本质上是积极的、乐观的，这和儿童文学也有极大的同构性，对儿童文学也有重要意义。这点如果结合马斯洛心理学对分析心理学的某些批判来看，情形就会更明白。

分析心理学对文学艺术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也引起了众多的批评。尤其是弗洛伊德的泛性欲理论，对潜意识做了阴暗的悲观的描述，对艺术的圣洁性带来极大的冲击，对人类关于自身的理想引来众多的疑虑，引起批评是很自然的。所谓“保卫作家”“保卫人性”“保卫文学的纯洁”等，构成心理学、文艺理论中与分析心理学相对立但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为其补充的另一翼。它们同样深化了心理学，深化了人们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开辟出文艺心理学的另一片天地。在这一派心理学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

马斯洛心理学又称当代心理学的第三思潮，既不同于行为主义心理学也不同于精神分析心理学。马斯洛认为，行为主义心理学主要研究动物，它的许多结论都是从研究动物的行为中得出来的。但人并不是一般的动物，并不是大一点的白鼠或猴子。人除了像一般动物一样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能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反应外，他还有思想、情感、道德观、价值观等，他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成为环境的主人。将人看成他所处环境的被动的牺牲品是不对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主要来源于他的临床实践，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精神病人，是病态人的病态心理，但病态心理怎能用来说明人的全部心理、尤其是健康人心理中积极进取的那一部分呢？相反，只有理解了健康人的健康心理，才能理解病态人的病态心理。离开对健康人健康心理的研究，只对“畸形的、发育不全的、不成熟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精神病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232这种对人的看法也是马斯洛不能同意的。

马斯洛并未否认人的动物性及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未否认人的潜意识，只是认为人不是只有动物性和潜意识。除了动物性、潜意识，人的精神结构还有更高层次的部分，人的发展主要不是由较低层次的动物性、潜意识决定的，而是由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决定的。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向高呈现为一个阶梯式的结构，下层是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向上依次是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发展的需要。较高层次需要的产生有赖较低层次需要的满足，但不能以为低层次的需要就是人的一切。马斯洛认为，普通人的动机多来自缺乏性需要，如怎样满足自己生理、安全、归属、尊敬方面的需要等；而健康的人的动机主要来自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满足自己对发展、实现自己的潜力及能力的需要等。他通过对许多有成就的人的调查表明，他们的成功主要在于较充分地发展了人的精神的较高层次部分，如他们有较强的洞察生活的能力，有清醒的是非观，较少受欲望、焦虑、恐惧、希望、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歪曲，努力致力于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责任和职业，有较强的创造性，等等。发展首先就在要发展这些部分，这是教育的任务，也是一切与人的成长有关的工作的任务。这还是就个人的精神发展而言的。从社会的角度看，有心理发展健康的人，也有心理发展不够健康的人，还有病态的人，心理学研究应该更重视哪一部分人呢？行为主义心理学注重“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常常是适应得好的人；精神分析心理学注重变态病态的人，是社会中发展水平较低的人；人本主义心理学注重心理健康的人，优秀的人。马斯洛举例说，你想知道一个人跑一英里需要多少时间，你不应去研究一般的跑步者，而应去研究那些跑得最快的人。同理，你想知道一个人一生究竟能干多少事情，能取得怎样的成就，就不应以病人或一个一般的人为标准，而应研究那些杰出的人。除此之外，马斯洛对环境的看法也与弗洛伊德不同。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中，外部环境与人的内在欲望是对立性的。内在欲望遵循快乐原则，是自私的；外部环境需要顾及他人利益，不允许内在欲望自由地表达出来，两者处在永恒的冲突中。马斯洛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外部环境不只是有对个体欲望的压抑作用，一个健康的好的外部环境会极大地有助于人的成长，有助于人的正当要求的实现。比如，一个安宁、团结、有安全感的集体对个人的健康成长就是非常必需的。就是动物，如猩猩、猴子，它们之间也不是只有竞争。除了竞争，还有普遍合作的一面。弗洛伊德看不到外部环境对个体成长的积极作用，因为他研究的主要是病人、变态的人、罪犯、自私的人，是人类心理中较阴暗的那一部分。对于这一部分应不应该压制呢？其实，“环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力量。组成“环境”的有多种因素，有正面的因素，也有负面的因素。正面的因素扶助个人心理中向上成长的力量，压制着阻碍这种成长的力量；负面的因素助长个人心理较阴暗的部分，阻碍成长的实现。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既改造个体也改造环境，使个体与环境中的正面因素都得到发展，既有助个体的成长也有助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由此出发，马斯洛心理学极重视环境，极重视文化、教育的作用，这和弗洛伊德也是有很大不同的。

不难看出，马斯洛对人的看法是积极的、乐观的。在不否认个人和社会阴暗面及这种阴暗面能对人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他更注重个人心理和环境中的积极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中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充分发挥这种潜力，会给个体发展带来无限的可能性。这对我们的儿童教育是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譬如对于个体，一个儿童身上总是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并存的。是只看到消极因素、对人的成长毫无信心还是较多地看到积极因素、相信人能克服消极因素从而顺利地成长呢？不同的看法会导致人们在儿童教育中采取不同的方式。认为人性即恶，社会的作用即是对恶的压制，会导致人们对儿童教育处处采取批评、压制的手段。教育学上的大量事实证明，这种教育的效果是不好的。而注重儿童自身成长中的发展需求，看到儿童心理中积极向上的一面，积极地扶植它们，引导它们，让儿童看到生活的远景，树立成才的信心，效果可能会好得多。这对同样有着塑造人类灵魂作用的儿童文学不也是极为重要的吗？其实，这也正是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对文学艺术的看法或对文学艺术的要求。由于重视环境，重视文化在人的成长中的作用，马斯洛心理学比一般心理学更重视文学艺术（这点，它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相似）。马斯洛曾声明：“我要使科学考虑迄今为止一直不是科学家处理的问题——如宗教、诗歌、价值观、哲学和艺术。”人本主义心理学也确实起了这样的作用。由于对人和社会的发展采取乐观的态度，马斯洛心理学展现的人和社会的图景本身就是理想的、光明的、富有诗意的，这和我们理解中的儿童文学的特质也是契合的。

马斯洛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在很多地方是对立的，但与其说它们是不可调和的不如说它们是互补的。它们注重的是人格结构及人的发展中的不同侧面。处理得不好，都可能带来负面效果——如弗洛伊德过分注重人的阴暗心理会丧失对人的信心，马斯洛心理学的乐观主义也可能使人忽视成长的艰难；处理得好，都会加深人对自身的理解，有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它们都有泛美学倾向，又都注重儿童及人的童年经验对文学艺术的影响的研究，值得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人的特别重视。它们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在近几十年的实践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