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世纪民间故事书大放异彩之后，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是德国的类儿童文学（有儿童文学特点，可供少年儿童阅读但还不是纯粹的儿童文学作品）相对沉寂的时期。在儿童文学自觉以前，类儿童文学主要来自与儿童接受较为接近的民间文学。但在17、18世纪，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远不如在此之前的16世纪，文学界还滋生出一种鄙薄民间文学的空气。如当时的莱比锡大学文学教授约翰·克里斯多夫·高彻特就曾认为民间故事是“荒谬和怪诞”的而对之加以拒绝。181但历史也给儿童文学、类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些便利的条件，如市民阶层的扩大，教育的发展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向下层移动，人的觉醒，尤其是18世纪初开始的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运动，使人的地位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地位有了普遍的提高。社会意识进一步分化，不同的文化群体都以各种方式要求表达出自己的声音。加之商业、出版业的发展，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条件从某一角度看比过去更成熟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影响着17、18世纪德国的类儿童文学，使其逐渐地走向成熟。

德国17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的《痴儿西木传》，这同时也是一篇很有少儿文学特点的小说。它卷帙浩繁（共5卷24章），反映生活深广，非一般少儿读者所能把握。但其全部故事是叙述一个名叫西木卜里其的小人物从10岁到17岁这一时期的遭遇，很多地方又有类儿童文学的特点。在德国历史上，从公元1618年到公元1648年曾爆发天主教和新教之间长达30年的战争。这一战争波及德国广大地区和社会各个阶层，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痴儿西木传》便是以这一战争为背景写成的。作品中的西木是一个孤儿，从小在一个普通的农户家长大。10岁时（1631年），养父母的田庄被战火所毁，他逃入森林，遇到一个隐士，跟着这个隐士在森林里过了两年极其艰苦的生活。隐士教他读书、写字，培养他对基督的信仰，教育他怎样做人。隐士去世后，他走入人间，开始他人生的冒险。起初，他在哈脑地方为属于新教的瑞典军司令官做侍童，后又转入属于天主教的部队当了一名猎兵。他亲眼看到双方军队中的种种丑恶行径，也看到人民在这些兵匪的蹂躏下遭受的深重苦难。开始不习惯，后来见多了也习以为常，并且自己也参加到这些罪恶的行径中去，完全忘记了隐士当年对他的教诲。因为作战有功，他成了一名出色的猎兵。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一切别的兵匪能够做的他都做了。以后又去巴黎，在那儿染上天花，失去了英俊的相貌和出色的歌喉，不得已又返回德国，继续当土匪、当逃兵，干打家劫舍的营生。直到后来重遇自己的养父母，才知道当年引导他信仰基督的隐士就是他的生身父亲。西木最后终于看破人生，决心重走他生父的道路，遁入山林去做一名隐士。这时他还不满20岁。

《痴儿西木传》的突出意义是它真实地描写了30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展现了那一时期的普通人，尤其是交战双方普通士兵生活的一些画面，对那一场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进行了批判和谴责。如作品一开始，就通过西木这个刚满10岁的孩子的眼睛展现了新教士兵对普通百姓犯下的暴行。他们烧毁田庄，洗劫财物，杀死无辜的百姓，奸淫妇女，手段的残忍下流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而在兵营里，军官和士兵寻欢作乐，胡作非为，互相充满仇恨和欺诈，结果使西木这一本质不坏的少年也很快变成毫无道德的兵痞和杀人犯。其实不光新教军队，天主教军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西木后来的许多丑恶行径都是在天主教军队里干的。结果，受苦受难的只能是广大百姓。通过西木的所见所闻，特别是通过西木本人的演变，作品否定了进行了30年的战争，否定了那个给人带来苦难的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痴儿西木传》首先是一部有强烈的批判现实意义的作品。

《痴儿西木传》真实而典型地写出了西木这一小人物在30年战争中的遭遇。30年的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不仅是通过西木的眼睛展现出来的，更主要是通过西木本人的扭曲、异化表现出来的。西木初遇隐士，隐士为他取名西木卜里其，意即纯朴无知，这正是小西木当时幼小心灵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长达两年的艰苦生活的磨炼和隐士的谆谆教诲下，他培养起对基督的信仰，使其本真的纯朴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时，他对人类的美好事物是充满信心的。可是，十二三岁时，他被掳进兵营，当了侍童、小丑，见到了许多丑恶的东西。自己也一再地受到军官和兵痞们的虐待和耍弄，尤其是常常拿他儿童的天真作为嘲笑和耍弄的材料。他以儿童的纯洁本性和从隐士那儿接收来的宗教信仰进行反抗，但在那样一个大染缸里，这点力量又能收到怎样的效果呢！他不断地受到嘲笑、惩罚、虐待，渐渐地，他对眼前的一切习惯了。什么养父母的养育，什么隐士的教诲，慢慢地都被忘在脑后，自己也干起了小兵痞的勾当。问题在于，正因为他的演变，他才迅速地发迹。抢到许多财宝，获得远近皆知的名声，招来许多女人的爱慕，获得令人羡慕的成功。他越无天良，便越能成功；而越成功，则越无天良。西木的堕落，是环境造成的。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只有无耻的、穷凶极恶的人才能生存，才能发迹，才能飞黄腾达。在现实生活的打击和教育下，西木最后还是觉悟了，他选择了急流勇退、归隐山林的结局。在归隐之前，他以一段沉痛而犀利的话向世界告别：

别了，世界，因为对于你无可信任，也无所期望……你俘虏了我们而不再给我们自由，你束缚了我们而不再将我们解放，你使我们悲伤而不给我们安慰，你劫去我们的一切而不偿还我们丝毫……在你的宫殿里不允许有自己的意愿，效劳而不允许有报酬，爱抚是为了杀害，高升是为了摔下，帮助是为了陷害，敬重是为了羞辱，借贷是为了吞没……在你这里没有一个人被人直呼其真名实姓：狂妄者被称为勇敢，沮丧者被称为谨慎，狂猛者被称为勤勉，懒散者被称为平和，靡费者被称为豪放，吝啬者被称为节制，阴险的夸夸其谈者被称为善辩，沉默寡言者被称为痴呆或者幻想……在你这个世界里所能看到和学到的，不过是彼此仇恨直至把对方置于死地，彼此交谈直至撒谎，彼此相爱直至伤心绝望，有所行动直至盗窃，有所请求直至诓骗，作奸犯科直至死去……

这一“告别”是一次全面的揭露和控诉。通过这一揭露和控诉，西木终于和这一世界彻底决裂。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完成了自身精神上的成长。从世人的眼光看，西木是由“痴”变“灵”而最后又变成“痴”；但从作家的眼光看，却是由本真而异化最后又复归于本真。通观全书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对那个社会的价值尺度作了最彻底的否定。

《痴儿西木传》以小人物的经历反映大的历史事件，相对说来写作有较大的难度。大的历史事件涉及面既深且广，小人物受视角局限，许多事件及产生、影响这些事件的原因无法在小人物的视野里反映出来。但小人物也有小人物的长处，他是感性的具体的存在，眼光较少成见，能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特别是选用西木这样一个活动范围极广、前后变化极大的人物来结构故事，就带来许多有利于艺术表现的效果。一方面，它将30年的战争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具体化实体化了；另一方面，它又保持了较大的时空跨度及不同画面组织的灵活性，散而不乱，使作品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所以，《痴儿西木传》尽管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总体上还能有条不紊，引人入胜，基本上保证了情节的发展和主题的实现。

《痴儿西木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即作品是已经完成成长的西木回首往日的遭遇所讲的故事。因是亲身经历，故事显得真实贴切。且因西木又是当过小丑的人，语言机智生动，既嘲弄别人又能自我解嘲，叙述中平添出一种幽默。因为是事后回忆，主人公兼叙述者又是翻过跟斗的大彻大悟者，居高临下，使作品有很强的自省甚至政论色彩。叙述者不仅讲述自己的经历，还常常站出来对社会、人生发表精彩的分析评论，叙述中有一种强烈的理性精神。不过，这在作品中有时也成为一种弊病。议论太多，特别是遇上某些冗长而又不甚精彩的议论时，阅读的兴致便会受到破坏。另外，作品可能还受到主人公的经历是从作家自身经历改造过来的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剪裁。特别是西木重返家乡，见到自己的养父母，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又节外生枝，安排西木被骗去莫斯科，再被卖至朝鲜等一大部分，十分累赘，实属画蛇添足。但就总体而言，《痴儿西木传》是一部在艺术上也算相当成功的小说。特别是写少年的成长，实开德国源远流长的发展小说的先河，对儿童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16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再创造虽相对沉寂，但这一传统并未中断。其中变化较大的，就是和《独牛郎》属于同一类型的民间童话渐渐多了起来。这类作品和民间史诗、骑士文学、民间故事书的相同处是都曾在民间流传，都淡化时空背景，都使用变形的人物形象。但民间童话更古老，更接近山乡野民，更抽象更简化，更接近农民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也更具有少儿文学的特点。这些作品世代在民间流传，很难确定其实际产生时间。17、18世纪虽然还没有像后来的格林兄弟那样的搜集整理大家，但偶然的记载还是时有出现。包括大作家歌德等人，从小都受到这些民间童话的熏陶，并在日后的创作中将它们写进自己的作品。据现代德国童话研究家瓦尔特洛特·魏奥勒教授说，现在收在他主编的《德意志童话》一书中的许多童话，如《青蛙姑娘》《农民熊皮的故事》《约琳特和约琳格尔》《伯爵和他的三个女儿》《渔夫和他的妻子》等就是在《格林童话》以前就被不同的作家记录下来了的。这些作品使我们看到德国民间童话从《独牛郎》到《格林童话》的发展线索，说明19世纪初格林童话的出现并非偶然。

在这一时期记录下来的民间童话中，篇幅最大，描写最为细致，文学性最强的作品应是《伯爵和他的三个女儿》。

据瓦尔特洛特·魏奥勒教授考证，《伯爵和他的三个女儿》是生活在18世纪初的魏玛教授约翰·卡尔·奥古斯特·摩沙西斯最早记录和整理的。摩沙西斯出版过《法国人的民间童话》等专著，对童话理论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注意向社会下层的人民大众，如家庭妇女、马车夫以至路边的小孩搜集童话，尽量保持民间传说的本来面貌。据说，《伯爵和他的三个女儿》就是从一个马车夫那里听来的。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伯爵有三个女儿，原来一家人都住在城里。但因伯爵挥霍无度，用完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只好搬到乡下的一座城堡去住。一次外出打猎，遇到一头大熊。大熊咆哮着要吃他，他吓得半死，对熊说，只要不吃他，他可以答应它任何条件。大熊提出要娶他的大女儿为妻，他只好同意了，将大女儿嫁给了大熊。第二次打猎又遇上秃鹰，秃鹰也要吃他，他又将二女儿嫁给了秃鹰。第三次又将三女儿嫁给了大鱼。伯爵只剩下小儿子赫拉尔特。许多年以后，赫拉尔特长大了。他从母亲处知道了三个姐姐的不幸遭遇，下决心要找回姐姐，他只身离家出发，终于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找到三个姐姐。这才知道，三个姐姐的丈夫，熊、鹰、鱼原来都是王子，只因中了妖怪的魔法，才变成现在这种样子。赫拉尔特以自己的勇敢和智慧解除了这些魔法，使三个姐夫重新变成人，一家人重新团聚，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一故事情节曲折，人物较一般民间传说多，内容也较为复杂。很多地方有具体、细腻的描写，不像一般故事只有一个事件的梗概。如伯爵在凶兽面前贪生怕死，答应将女儿嫁给对方以换取生命。但一回到家，一见到妻子、女儿，心里又害怕又痛苦，吞吞吐吐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描写很是准确、生动。伯爵夫人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别人一个个地带走，痛不欲生，以致要离家出走，去修道院度过余生，也很有情感。尤其是赫拉尔特在寻找姐姐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手足亲情，十分让人感动。这个故事还大量地描写魔术、魔法，写人与动物的通婚，表现着古老的从原始人那儿留传下来的互渗观念，增加了故事的神奇色彩。从总体看，《伯爵和他的三个女儿》不仅有鲜明的民间童话的特征，也有明显的有经验的文学工作者加工润色的痕迹，表现出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相融合的特点。

进入18世纪，欧洲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事件是启蒙主义思潮的兴起。启蒙主义以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为主要内容，继文艺复兴之后进一步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人的禁锢，张扬个性，提倡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直接的思想先导。启蒙主义虽主要是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运动，但其影响却涉及文化的各个方面。

启蒙主义，尤其是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在德国不像在法国和英国表现得那么明显。这不仅和德国人的思想基础有关，也和当时德国的社会生活有关。在分裂的、到处是小诸侯国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发展到像法国那样星火即将燎原的地步。所以，德国的启蒙主义运动，主要局限在抽象的思辨领域，较少在具体的创作中体现出来。只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启蒙主义才在德国文学中显出实绩。

德国启蒙文学的主要代表是莱辛。

莱辛（1729—1781），萨克森卡曼茨人。自幼聪明好学，成绩优异。17岁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医学，旋即开始文学活动。他是德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美学家。作为美学家，主要著作是《拉奥孔——论诗与画的界限》和《汉堡剧评》。特别是后者，反对古典主义的戏剧理论，提倡市民剧，主张文学和民众直接接触，使剧院成为教育人民的场所，为宣扬启蒙主义服务，等等，为德国现代民族戏剧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作为文学家，莱辛写下著名的市民悲剧《爱米丽娅·迦洛蒂》。他还是著名的寓言作家，他与少年儿童读者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这些寓言表现出来的。

莱辛寓言主要产生于他文学活动的早期（他的三卷本寓言集出版于1759年）。当时，莱辛刚到柏林，在《福斯报》编辑部工作，亲眼看到普鲁士王朝和封建教会的种种弊端，他的寓言主要便是对这些弊端的揭露和批判。如《水蛇》：

宙斯给蛙群派去一个新国王。他起用的是一条贪吃的水蛇，让他取代那位性情平和的木头国王。

“你要当我们的国王，”青蛙们齐声喊起来，“为什么还要吞食我们？”

“因为是你们求我来当国王的。”蛇回答说。

“我可没求你来！”一只青蛙喊起来。

水蛇的眼睛贪婪地盯着这只青蛙。“没有请？那就更糟！”蛇说，“那我就先吃了你！因为你没有请我来！”

“水蛇”指普鲁士国王，活脱脱一副贪婪、骄横的暴君形象。莱辛还有些寓言是属于社会批判的：

驴子对伊索说：“如果你再用我写寓言，就让我说点有理智、有意义的话吧！”

“让你说些有意义的话？”伊索说，“这成何体统？人们岂不要说你是道学先生，而我是驴子吗？”

莱辛寓言中最能为儿童欣赏的是那些超越当时的社会情势，表现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经验，且与儿童生活比较接近的作品。

如：

草地上，一头粗笨的公牛和一只敏捷的鹿在一起吃早餐。公牛说：“鹿，一旦狮子来袭击我们，让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我们要勇敢地击退他。”鹿说：“你还是别指望我好。我既然总是能够逃脱，又何必和狮子卷入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呢？”

又如：

某人有一张黑檀木制成的弓，能射得既准又远，因此他把它视为稀世之宝。有一次，他仔细地端详着这张弓。“可惜呀，你的外观显得有些粗笨，光秃秃的，缺少装饰。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补救。”他想了一个法子，“我要找到手艺最高明的雕刻大师，让他在弓上雕些最美丽的花纹。”他去了，艺术家在弓上雕上了全幅的行猎图。还有什么比一幅行猎图与这张弓更匹配呢？持弓者喜不自禁。“你配得上这份华贵，我亲爱的弓！”他拉紧弓意欲一试，弓却断了。

莱辛寓言直面现实，思想犀利，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即使那些借鉴前人、在前人基础上再创造的作品，也能新意迭出，点铁成金。由于强烈的现实性和政论性，他的寓言一般不易被儿童理解，至少不能全面理解。这些寓言与儿童发生联系主要不在它们产生的当时而在以后。寓言是一个包含了教训的故事，寓体和寓意往往不是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而是可以分离。特别是一些创造得比较好的形式，有很强的包容性，有时脱离作家的原意也能存在。这样，后代读者就可以从某一寓言读出和作家原意十分不同的东西，使寓言形式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如上面所引的公牛和鹿的故事、弓的故事，莱辛在当时肯定是有具体所指的。但现在人们对此已不甚了解，甚至也不怎么关心了，我们关心的只是它一般的教育意义。即使像《水蛇》那样现实性极强的作品，我们也很少按莱辛的原意去解读了。正是经由这种方式，莱辛寓言进入少年儿童的期待视野，并在与少年儿童审美趣味的融合中生成适合他们欣赏能力的审美对象。人们也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莱辛寓言在少年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