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狭义地说就是童话史。正由于先驱者们及时引进外来的“艺术童话”，又努力发掘本民族传统的“民间童话”，这两方面工作的结合，使童话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体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儿童文学事业。

儿童戏剧是现代儿童文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也是从外国引进的。虽然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丰富多样，唱腔流派各领风骚，但遗憾的是几乎找不到儿童戏剧。民间流传的皮影戏、木偶戏固然为孩子们所喜爱，而这毕竟不能算作文学意义上的儿童戏剧。现代儿童戏剧是在五四前后随着话剧的兴起而出现的，而话剧这种“最现代进步的戏剧形式”，则“是从西洋输入，并且作为中国旧剧的彻底否定者而兴起来的”。郭沫若在1921年就说过：“儿童文学采取剧曲形式的，恐怕是近代欧洲的创举。”随着话剧的输入，儿童戏剧这一崭新的形式也同时被输入进来，介绍给我国的小观众。早期的儿童戏剧主要来自译作，如根据西方童话改编的五幕儿童剧《狱中王子》、鲁迅翻译的爱罗先珂童话剧《桃色的云》、赵景深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天鹅》、周作人编译的《儿童剧》等。受外国儿童戏剧的启示，现代作家也开始尝试这一新的儿童文学形式，并与学校教育密切配合，成为学生课外活动的重要内容。郭沫若在1920年写的儿童诗舞剧《黎明》是我国早期儿童剧的代表作。郑振铎、叶圣陶、赵景深、顾仲彝等都是早期儿童剧的热心编写者。尤其是黎锦晖，他融合中西音乐舞蹈艺术创作的《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麻雀与小孩》等十部儿童歌舞剧和《苹果醒来》等两部小歌剧，由于富于儿童情趣，形式生动活泼，曾在20年代风行全国，各地学校争相上演。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剧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激励鼓舞少年一代献身抗日救亡的有力武器。包蕾、董林肯、何公超、鲁兵等是后期儿童戏剧的热心作者。儿童戏剧的引进与发展，使现代儿童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

在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直接从外来文化引进的文学样式，最显著的莫过于科学文艺。对此已在前文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了。

艺术童话、儿童戏剧与科学文艺的输入，使我国儿童文学的文体更臻丰富多样，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第二种情况：参照外国儿童文学的文体，对已有的中国儿童旧文体加以更新改造。这有儿童小说与儿童诗。

儿童小说是小说的一种，它要服从小说的一般艺术规律，小说的地位命运直接决定着它的地位命运。“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儿童小说更无地位可言。儿童小说真正被发现并得到发展是在五四时代，它得力于五四文学革命将“白话小说升为文学正宗”（茅盾）的成功。随着小说地位的提高，儿童小说也就理所当然地在儿童文学中取得了正宗地位，与童话一起成为现代儿童文学的主要文体。

现代儿童小说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受到过外国儿童小说的有益影响。五四以前的儿童小说主要是改写译作，或对译作进行仿作。这就必然使编译者深受原著的影响，以至在改写过程中按捺不住冲动，进行模仿、创作。例如包天笑译写的《馨儿就学记》正是这样。此书的原作就是意大利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心》（即《爱的教育》）。包天笑回忆说：“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们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这都与《爱的教育》原书原文无关的，类此者尚有好多节。”这种模仿性的创作，对于催生完全独创性的中国现代儿童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一方面，它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小说引进儿童文学领域；另一方面，从外国儿童小说中受到启示与借鉴，开始注重作品的儿童化。如采用对儿童富有吸引力的传奇形式，情节比较曲折生动，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比之当时的成人小说更接近于白话。随着五四文学革命儿童小说地位的提高，又由于五四以来《万卡》、《最后一课》、《格列佛游记》等外国优秀儿童小说的大量译介，现代作家吸取外来经验，使儿童小说的艺术形式更臻成熟。这主要体现在：语言完全采用白话，内容直接取材于现实，人物逐渐以儿童为主，表现手法注重儿童欣赏要求。此外，标点符号的运用，段落的划分，欧化文句的出现等，也与外来影响有关。

下面再简单谈谈儿童诗接受外来影响的情况。

儿童诗我国古已有之，它可谓中国儿童文学出现最早与最完整的文体。古代儿童诗有两种形式，一是活跃在民间的儿歌童谣，二是诗人创作中富于儿童情趣的作品。古代儿童诗主要是格律诗，这种形式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受到了冲击。五四文学革命以倡导白话诗与白话小说为序幕，经过这场运动，使白话诗代替格律诗，并取得正宗地位。新诗创作接受外来诗体的影响，在内容与形式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作为新诗独特组成部分的现代儿童诗，也自然受到这场变革的深刻影响，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旧式儿童诗的面貌，主要是：打破文言，采用白话：打破格律诗，采用自由诗；打破传统，引进外来诗体。例如冰心与“湖畔诗人”的小诗创作，明显地受到过泰戈尔诗歌与日本俳句的影响，他们的小诗中有一部分就是很好的儿童诗。这种灵活机巧的儿童诗体为后起的儿童诗人所接受，形式更臻完善。随着西欧散文诗传入中国诗坛，现代儿童诗又逐渐产生了散文诗的形式，郭风是现代儿童散文诗的主要作者。

从儿童小说与儿童诗的更新改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外来影响的鲜明印记。这种影响一经与自己的传统相结合，就使原有的儿童文学形式更臻新境，更趋成熟。

第三种情况：受外国儿童文学的启发，将古老的传统文体发掘出来，移植到儿童文学园地。这就是寓言。

中国的传统寓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易》中，就有“羝羊触藩”“窒井碎瓶”等初具雏形的寓言。春秋战国是寓言创作的黄金时代，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寓言已相当成熟。在以后历代的笔记文学与笑话著录中也不乏深湛精辟的寓言。但是，古代寓言并非是为儿童创作的。先秦寓言只是“纵横家”游说人主、战胜论敌的一种论辩手法。先秦以后的历代寓言主要是作者用来针砭时弊、宣泄怨愤的。这就使中国古代寓言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以人物寓言为主，动物寓言较少。二是有比较强烈的说理论辩性与针砭时弊的政治倾向性。三是寓意隐晦简奥。寓言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体被移植到儿童文学园地，这是五四前后的事。20世纪初，由于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原先的教育制度有了较多的改革，编写儿童教科书与儿童读物成了一时之急，而其时《三字经》、《神童诗》之类的旧读物已不宜充作教材。在这种旧读物被摈弃、新作品一时接不上来的特定情况下，“不得不另辟途径了。于是，《伊索寓言》由于它的寓意浅，篇幅短，适合儿童阅读，首先幸运地作了被恭请光临的贵宾”，引入到儿童教材与读物中去。“这把‘金钥匙’被发现以后，大门一开，采用外国儿童作品作为小学语文教科书里的课文的道路就逐渐地畅通了”。这一现象给当时的儿童读物编辑以很大的启发。既然外国的寓言作品深受小读者欢迎，那么我们自己古老的传统寓言不也可以发掘出来，移植到儿童文学园地去么？于是他们开始了有益的尝试。1917年，茅盾从27种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的典籍中，博览广搜，沙里淘金，编写了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部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寓言集——《中国寓言初编》。矛盾的这一工作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正是他首次将中国寓言这一古老文体发掘出来，引入儿童文学领域，并对筛选与改编古代寓言做了有益的实践。自茅盾始，改编古代寓言引起了更多的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注意。从此，寓言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独特文体，在小百花园里扎下了根。

现代寓言在发展过程中，借鉴过外国寓言的写作经验。这主要有：（一）以动物为主人公的动物寓言大大增加，人物寓言相对减少。冯雪峰是现代寓言创作的主要作家。《雪峰文集》收录了他的200篇寓言，其中，动物寓言就有141篇，其他寓言20篇，人物寓言仅39篇，前两项占4/5。马卡连柯说：“儿童是永远喜爱阅读动物故事的。”“雪峰寓言”虽不全是为儿童写的，但由于极大部分采用拟人手法，叙述动物故事，这就自然深受小读者的喜爱。（二）表现手法上的改变。外国寓言大多由故事本身与“点题话”两部分组成，例如著名的伊索寓言与克雷洛夫寓言就是这样。中国古代寓言由于用作论辩而与别的情节混杂交错，或因针砭时弊，不敢斥言，因而寓意往往十分隐蔽，极少有“点题话”出现。由于寓言篇幅简短，含意深刻，这对于涉世未深、缺乏知识经验的小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就很吃力，而加上“点题话”这条“尾巴”，则能使他们豁然开朗，正确理解寓意。现代作家写给孩子们阅读的寓言，借鉴了外国寓言创作中“点题话”与故事本身分开的写作手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更适应于小读者的欣赏要求。“雪峰寓言”的写法就是如此。

以上本章从三种不同的情况试就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文学样式——艺术童话、儿童戏剧、科学文艺、儿童小说、儿童诗、寓言等，接受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一些皮相的意见。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在外国儿童文学的有益影响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才在短时期内完成了文体形式的更新改造，使数千年来的落后状况，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满地实现了文学样式的现代转型。从此，中国儿童文学以完全崭新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儿童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