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儿童心理学一起，对初创时期的现代儿童文学发生过影响的外来思想文化中还有“儿童本位论”。“儿童本位论”渊源于美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859-1957）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19年，《新教育》第1卷第3期出版“杜威号”专刊，发表了胡适、蒋梦麟、刘经庶等介绍杜威哲学与教育思想的文章。同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在两年多时间里，先后到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省的城市和高校演讲，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他的主要观点如“儿童中心”“生活教育”“从操作中学”等流行一时；而其中的“儿童中心”即“儿童本位论”则直接影响着与儿童教育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

“儿童本位论”是杜威创立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自19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公众教育已有了迅速发展，但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和教育方法等，依然沿袭欧洲大陆和英国旧学校的“传统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仍占统治地位。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是经过他所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的长期试验，加以不断更新、丰富而形成的，其目的在于改造旧学校，使新的一代具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素质，能顺利地投入现代化生产过程中去，并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挑战。儿童本位论是针对“传统教育”的缺点与弊端提出来的。杜威认为：“传统教育”的重心是教师、教科书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不是儿童本身的直接本能的活动。他自己所设计的“进步教育”最突出的改变就是“重心的转移”，即把学校的重心放在儿童身上，提高了儿童的地位。他说：“儿童的世界是一个具有他们个人兴趣的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事实和规律的世界。儿童世界的主要特征，不是什么与外界事物相符合这个意义的真理，而是感情和同情。”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杜威认为“进步教育”的特点应当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在学校里，儿童的生活成为决定一切的目的，凡促进儿童成长的必要措施都集中在这个方面”。因此，各门学科处于从属地位，教师是儿童的同情者和追随者，教育“对儿童永远不是从外面灌进去”，而要根据儿童的兴趣和经验，把潜伏在儿童身体内部的能力及其幼芽“很小心、很巧妙地”“逐步地‘引出’来”，“它包含着心理的积极开展，它包括着从心理内部开始的有机的同化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他宣称“进步教育”把这个重心转移到儿童身上的革命“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以上就是杜威的儿童本位论的主要论点。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儿童本位论有着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面性：第一，明确提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必须考虑到儿童心理特点及其活动的意义，尊重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了解他们对事物的理解能力与兴趣、需要，增强他们学习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使教育者的要求转化为儿童自身内在的需要。这对于压制学生、束缚儿童个性发展的“传统教育”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拨，对于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尊重儿童独立人格与个性，具有充分的进步意义与作用。但第二，由于它片面强调儿童生活中的直接经验，过高估计儿童自我教育和自动性的作用与价值，忽视间接经验在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贬低教师的教育作用，这就不免放纵儿童性格，降低智力训练标准，削弱基础知识，使教学放任自流，难免误人子弟，甚至贻误整个教学。由此可见，杜威的儿童本位论在哲学上的错误，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在彻底否定“传统教育”压制学生，束缚儿童个性发展的弊端时，片面强调发挥儿童主观能动性的意义与作用。杜威的儿童本位论主张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与个性，主张教育者应当充分了解、熟悉儿童的心理特征，这是其“合理的内核”，也是影响现代中国教育与儿童文学的主要方面。

历史资料显示，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前三天，杜威来华讲学，时间长达两年之久（1919年5月1日至1921年7月11日）。胡适认为，自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那样大。当时新文化运动正在激烈地批判传统伦理道德，大力倡导妇女解放运动与儿童教育，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杜威的儿童本位论关于提高儿童社会地位、尊重儿童独立人格、把儿童从“传统教育”中解放出来的合理因素，自然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到正在勃兴的中国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新潮，引起目光敏锐的思想精英与儿童文学拓荒者们的注意。下面摘录几段当时的重要言论：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

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10月

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

所以我们对于误认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对，就是那不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的意见，我们也不以为然。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年10月

儿童文学，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童话、童谣、剧曲），是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由儿童的感官以直塑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性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儿童文学其重感情与想象二者，大抵与诗的性质相同；其所不同者特以儿童心理为主体，以儿童智力为标准而已。

——郭沫若《儿童文学之管见》，1922年1月

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为之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

文艺家有个未开拓的世界而又最美妙的世界，就是童心。儿童不能自为抒写，文艺家观察其内在的生命而表现之；或者文艺家自己永葆其赤子之心，都可以开拓这个最灵妙的世界。

——叶圣陶《文艺谈·七·十》，1921年

儿童文学有两个要素：一、儿童文学是文学，不是科学的叙述，也不是传导的文字。二、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

——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22年8月

通过以上论者对儿童本位论的态度与评述，既说明这观点在五四时代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又说明了它在当时“救救孩子”这样一个“非常时”中对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心理与习惯势力，一贯主张“父为子纲”“老者本位”“祖宗崇拜”，忽视乃至漠视儿童，不尊重儿童的社会地位与独立人格，五四时期却忽然出来一个“儿童本位论”，而且还大声疾呼“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本位应在幼者”而不在“长者”，这不是乱了几千年来神圣不可触犯的“父为子纲”的套？这不是对传统伦理纲常与教育模式的有力挑战？显然，先驱者们从西方文化那里拿来“儿童本位论”，把它作为一个行动口号用于五四反传统的文化选择，着实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对于漠视儿童世界与儿童精神、束缚儿童个性发展的传统“儿童观”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反拨，对于提高儿童的社会地位、重视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说西方儿童心理学与儿童本位论是从观念方面影响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那么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则从创作实践方面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