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转变：心理学与本位论的影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不仅在思想内容、文体形式方面深受外来文化与文学的影响，而且在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与实践方面也受到过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改变中国人传统“儿童观”的误区，加快现代儿童文学的文体成熟与现代性进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遵循文学的一般规律。但是，儿童文学又是作为文学的一个独立部分而存在，自成一系，有着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殊性，这就使儿童文学的创作必须考虑到它的服务对象——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思维特征与接受特征。高尔基指出：“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作家，必须考虑到读者年龄的一切特点。违背这些特点，他的著作就会成为没有对象的，对儿童和大人都无用的东西。”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是不是尊重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即是不是考虑到少年儿童成长发展中的年龄特征等，这是衡量一种文学是不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的根本标志，也是儿童文学同成人文学的根本区别。我国古代儿童文学之所以发展极度缓慢，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上长期存在着认识误区，而其根源则在于传统“儿童观”忽视或者漠视了儿童文化与儿童心理世界。虽然，我们不应“以今苛古”，要求古人也具备现代儿童心理学等的认知水平，但传统社会文化心理长期积淀所形成的“父为子纲”“祖宗崇拜”“老者本位”等观念，无疑影响和助长了漠视儿童世界的“儿童观”误区。表现在儿童教育上，就是不考虑儿童年龄的心理特征与理解接受能力，“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太早熟的全盘的给了他们”，其结果，使天真的儿童训练得“少年老成”，成为“早熟半僵的果子”，“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我们只要将古代几本影响最大而且一直作为标准儿童启蒙读物的集子诸如《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与同样是影响很大的古代外国儿童读物，诸如法国贝洛尔的《鹅妈妈的故事》、英国埃·拉斯别的《敏豪生奇遇记》、丹麦安徒生童话、德国格林兄弟童话、意大利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等作一比较，就不难找出其中的差距。事实上中国古代儿童对精神食粮饥渴的需求更多地还是通过民间口头创作以及《西游记》、《镜花缘》、《聊斋志异》等老幼皆爱莫能舍的幻想文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充的。

正因为中国儿童教育与儿童读物存在着这样一种误区，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先驱者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并着手进行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工作时，就首先明确地提出了理解儿童心理、尊重儿童人格与社会地位、改变传统“儿童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鲁迅一再强调：“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自然也便大碍于儿童文学的发展。叶圣陶认为儿童文学创作应“对准儿童内发之感情而为之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初创时期的现代儿童文学听从先驱者的将令，在“先行理解”儿童世界与儿童心理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同时及时吸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为我所用，这主要是接受西方儿童心理学与“儿童本位论”（或儿童中心论）的影响。

儿童心理学是研究儿童心理和行为的发展规律与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心理特征的科学。1882年德国普莱尔的《儿童心理》一书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出现。20世纪初期A·比奈、E·莫依曼、E·L·索代克、A·格塞尔以及J·皮亚杰等都为儿童心理学做出重要研究与贡献。虽然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其中也不乏儿童心理学的思想，但儿童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出现则是本世纪初的事情。五四前后，随着西方《儿童心理》、《儿童心理学纲要》等专著传入我国，这门崭新的学科由于陈琴鹤、黄翼、葛承训等早期儿童心理学家的努力，才开始出现在师范教育与儿童教育中，而后又通过师范教育、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天然联系的渠道直接影响到儿童文学。这种影响集中地体现在：从儿童心理学的科学角度，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必须正确理解儿童、考虑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与接受特征的要求。这一问题一直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者们所注重。早在1913年与1914年，鲁迅就翻译了日本的两篇儿童心理学专论：上野田一的《儿童之好奇心》与高岛平三郎的《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后者是我国最早见到的探讨儿童年龄特征的系统材料。鲁迅还对孩子们的心理特征与独特情趣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作了如下精彩的表述：“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又说：“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地不可了。”基于对儿童心理这样深刻透辟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要写出儿童欢迎的作品，非“先行理解”儿童心理不可，并对儿童文学的创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一）要“有益和有味”；（二）“要浅显而且有趣”；（三）“不用什么难字”；（四）“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鲁迅的这些精辟见解为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一直影响着现代儿童文学创作。郭沫若写于1922年的《儿童文学之管见》也十分强调理解儿童心理特征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创作儿童文学者，必先体会儿童心理”，“就创作方面而言，必熟悉儿童心理或赤子之心未失的人，如化身而为婴儿自由地表现其情感与想象；就鉴赏方面而言，必使儿童感识之之时，如出自自家心坎，于不识不知之间而与之起浑然化一的作用”。并依据儿童心理特征，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一）“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二）“不是些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三）“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

五四以后的儿童文学论著，由于接受儿童心理的科学知识，还十分重视“儿童文学当跟着儿童心理转移”，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心理特征及其对读物的要求作过具体的分析。周作人在1920年写的《儿童的文学》将儿童分为幼儿前期（3至6岁）、幼儿后期（6至10岁）与少年期（10至15岁），根据这三个年龄阶段儿童的心理特征，具体分析了适合于他们阅读的文体样式及其要求。他认为幼儿前期的诗歌，“第一要注意的是声调，最好是用现有的儿歌”；寓言应注重“故事的内容”；“过于悲哀、苦痛、残酷”的童话，在这一时期“不宜采用”。幼儿后期诗歌“不只是形式重要，内容也很重要”，“要好听，还要有意思，有趣味”；由于这一时期“儿童辨别力渐强，对于现实与虚幻已经分出界限，所以童话里的想象也不可太与现实分离”；“儿童在这时期好奇心很是旺盛，又对于牲畜及园艺极热心”，因此应向他们提供叙述“动物生活”的“天然故事”。少年期的孩子“对于普通的儿歌，大抵已经没有什么趣味了”，“奇异而有趣味的，或真切合于人情的”传说故事“都可采用”；“写实的故事”应注意“不要有玩世的口气，也不可有夸张或感伤为‘杂剧的’气味”；这时期的寓言应“注意在意义，助成儿童理智的发达”；同时还应供给他们儿童戏剧，使“他们能够发扬模仿的及构成想象的作用，得到团体游戏的快乐”。周作人在这里虽然主要是针对儿童教育而言，但这些观点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无疑也有着很好的启示。冯国华在1923年写的《儿歌底研究》，专有一节“儿童心理略述”。作者通过分析3岁到6岁、6岁至10岁这两个年龄阶段的儿童心理在“想象、好奇、注意、记忆、言语”等方面的特点，提出儿歌的内容应当是：“一、顺应儿童心理”，“按照了儿童心理发达底顺序，一步一步地灌输知识进去”；“二、取材要在儿童生活里的”，“教材当从儿童现在发达的经验中去求”；“三、音节要自然”，“用韵是第一要紧的事”；“四、命意有趣而不鄙陋”，“要造成儿童有高尚的人格”。这些意见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是有着积极作用的。由于接受儿童心理学影响，现代儿童文学越是走向成熟就越注重儿童心理的年龄特征，不但在内容题材的取舍、文体形式的选择、表现手法的运用方面，努力适合于孩子们的需求，而且还注意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心理对读物的接受有不同要求。儿童心理学体现着儿童世界的特殊规律与要求，从心理学与接受美学的角度为现代儿童文学最终从文学大系统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系，提供了科学性与客观性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