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学，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种成年人写给儿童看的文学。（当然，我们不排除在儿童文学的广阔艺术版图中，也有一些智慧早熟的少年作者写的艺术品，但就儿童文学的整体而言，就儿童文学的经典性、创新性、主流性而言，儿童文学主要是由成年人创作的）创作主体是成年人，接受主体是少年儿童，这就构成了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矛盾与困惑：两代人之间的文化代沟及其文学接受所造成的代际冲突。这也提出了儿童文学一个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即儿童观问题。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是发现儿童、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的历史。我认为，在儿童文学一切现象的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起着作用，这就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儿童观，也就是如何看待儿童、对待儿童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是中国人儿童观的演变史。

对传统的解读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牵涉的问题比较多，我们不能做轻易地断言，需要小心地谨慎地去思考与梳理。如何理解古代儿童接受文学的现象，首先有个前提，即对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理解。儿童文学说到底就是为少年儿童、为民族下一代的精神生命健康成长服务的特殊形态的文学，它的基本接受对象是少年儿童。因此，凡是有利于少年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并被他们所喜欢所接受的文学，都可以放到“儿童文学”的范畴里面加以考察。其次，是对于文学大系统的理解。文学作为精神产品，其生产者与产品有两大类，一类是作家创作的以文字形式呈现的作家文学；另一类则是民间老百姓所创作的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是被排斥在正统文学殿堂之外的，五四新文化时期才承认民间文学亦是文学大系统中的重要门类）无论是作家创作的文学还是民间流传的文学，一起构成了人类丰富的文学艺术版图。如果我们承认民间文学是文学大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民间口头文学中大量的民间童话、儿歌童谣等等，当然是儿童文学史研究所要关注、解读的对象。中国古代流传的大量民间口头童话、童谣都应该承认是被古代儿童所接受的文学形式。当然这种文学形式经历了很多的曲折，只有一小部分被有心人记录了下来，绝大多数都散失了，消亡了。即便是被记录下来的那一小部分，也常常被看作是鬼怪神异（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另类”的东西），不能归入主流文学，而只能归到“志怪”里去，因而很难加以辨别。周作人在1914年发表的《古童话释义》一文，对中国古典志怪小说所辑录的民间童话与西方童话作了比较研究后，深有感慨地说：1909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无猫国》被人们看作是“中国第一本童话，……实乃不然，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

中国古代所能提供给儿童的读物非常稀少，非常落后。所以，中国古代儿童的精神食粮是非常匮乏的，可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的儿童文学形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与我们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儿童观有着直接关系。影响中国古代儿童观的是以下四种观念的合力作用：第一，儒家思想中“父为子纲”的观念；第二，社会文化心理中的“祖宗崇拜”与“老者本位”的观念；第三，教育理念中应试教育特别突出，古代儿童从小接受的教育一开始便是与科举考试相结合，这是一种实用功利的教育观念；第四，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核心——“文以载道”。在这么一种文化语境与社会群体心理的作用之下，儿童的生存命运和社会地位、儿童的精神食粮及其读物不被重视，以至被放逐、被冷落、被漠视，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国传统儿童观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无视儿童的独立人格与社会地位。鲁迅讲得很清楚，“在儿童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儿童没有社会地位亦没有发言权，即使有话要说，“也是在未说以前早已错了”。儿童历来被看作是成人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是未来的劳动力。在家庭和社会里，成人动辄对儿童施以暴力，侵犯儿童权利。（譬如，有的女婴一出生就被溺毙）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儿童的精神食粮——儿童读物的关注自然不能被提上社会的议事日程。古代儿童对精神食粮饥渴的需求，主要是通过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形式，如民间童话、童谣、故事等得到慰藉的。这种现象给我们研究古代儿童文学带来了许多矛盾与困难。但即便如此，我个人依然认为：第一，不要轻易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第二，要很好地、小心地去求证、梳理中国古代儿童接受文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

第一次转型：五四

中国人对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重视一直要到20世纪初叶，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才发生根本的变革和转型。要把握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有两篇文章是极其重要的切入点，可以说是两把钥匙，此即鲁迅写于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周作人写于1920年的《儿童的文学》。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堪称是中国人儿童观转变的宣言书。鲁迅在这里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中的“儿童本位论”，对中国人传统儿童观的误区提出了质疑乃至批判，并发出建立新儿童观的呼吁：“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而且他把以孩子为本位视作是符合道德的观念，以后觉醒的人首先要洗净了东方古传的儿童观。把儿童当成私有财产、当成附属品、当成一个缩小了的成人都是不道德的。鲁迅在本文发出的关于“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的呼吁，关于“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指孩子——引者注）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担当，关于“养成他们（指孩子——引者注）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的期待，关于“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的呼唤，至今依然震撼着我们的灵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代表了觉醒一代的中国人完全崭新的儿童观，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创造未来的希望。这篇具有宣言书性质的文章，不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学的发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用，而且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儿童观也起着规范的建设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