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的现实主义长篇童话创作

注重反映“现实生活底参加者”，描写风雨岁月中一代少年儿童尤其是工农大众子弟生存的艰难及与命运的抗争，引导小读者多角度地透视当下社会的生存百态与人生命运的起伏跌宕，经过左翼文艺运动的倡导，成了30年代儿童文学的主体内容与创作倾向；随着“一·二八”事件之后，有关抗战的题材越来越受到儿童文学界的重视。时代造就着作家，张天翼的出现将30年代儿童文学创作推向了高潮。

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1932）、《秃秃大王》（1933）、《金鸭帝国》（1933）与中篇儿童小说《奇怪的地方》（1936）等，都是现实主义的杰作。尤其是写于抗战烽火中的《金鸭帝国》，作者以无比的激愤，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叶圣陶针砭现代中国诸种人世相的童话创作相比，张天翼的作品则是紧紧地结合社会现实斗争，更加贴近时代，体现出作家追踪现代精神的自觉意识和把“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告诉年幼一代的谆谆责任感，从而把叶圣陶开辟的现实主义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张天翼的长篇形式的童话，融进中国政治童话的内容和讽刺艺术、游戏精神、极度夸张等创作经验，“他底新奇的想象和跳跃的笔法所传达的内容是以儿童底兴味的理解力为基础的社会批判”91，提供了童话艺术的新鲜经验，从而成为30年代儿童文学的扛鼎之作，与叶圣陶的短篇童话一起构成现代童话创作的双子星座。

作为30年代左翼文坛“新的战士”的张天翼，从一开始涉足童话，就大步迈向现实主义，直截了当地把现实送给儿童，实践着自己已经认定的文学要“表现出真实的人生来”的文艺思想。他充分利用长篇童话的优势，以粗线条的形态勾勒出宏大开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力图从较高层次向小读者展示出一个具有现实社会宏观框架与本质矛盾特征的艺术世界。《大林和小林》以兄弟俩的两种经历、两种命运为发展线索，巧妙地刻画了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资产者与无产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各自的精神面貌及他们的矛盾斗争，通过富于典型的生活画面，来显现中国苦难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广阔背景。《秃秃大王》则用强烈夸张和闹剧型的全息性构思大面积地折射人生，观照人生，作品既写了统治者欺诈弱小百姓的种种罪恶与荒淫的寄生生活，也写了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大战“秃秃宫”的感人场景，人、物穿插交汇，时、空无羁组合，构建出一幅汪洋恣肆的全景式社会图画，如果说，《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采取的是截取生活长河中的横断面来大胸襟地拥抱人世的话，那么，《金鸭帝国》则力图对生活作纵断面的剖示，追求着一种史诗格局，具有时空跨度大、情节丰富、卷帙浩繁的特点。《金鸭帝国》正文开头的“引子”由三篇独特的“书”组成：《山兔之书》写创世纪与氏族社会；《鸭宠儿之书》写奴隶社会；《金蛋之书》写封建社会。而其正文则围绕着“大粪王”的发迹史与金鸭帝国的种种阴谋史，串联起一个个荒诞生动的故事，揭示出资本主义由原始积累向垄断资本进而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的确是一部“奇书”。像这种“史诗式”的长篇童话，在中国还是第一部，在世界童话史上也是罕见的。遗憾的是后因作者病贫交迫，未能完成。

与这种“全景式”“史诗式”的“宏观”结构相适应，张天翼往往通过鲜活生动、足以撼动小读者心灵的场景与闹剧来展开情节。如《大林和小林》中的出门遇险、鸡蛋变人、火车司机罢工、列车掉进大海、富翁饿死金银岛；《秃秃大王》中的逼债抢人、大王审案、大战狼兵、攻打“秃秃宫”。至于《金鸭帝国》则通篇激荡着热闹喧嚣的氛围，流贯着奔突迸发的冲力。这种大开大合、快节奏的手法，在开拓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显然更有助于加强童话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浓度，扩大作品的内涵辐射面与现实涵括力。

张天翼是一位善于运用速写手法写作战时小说的快手，他曾把抗战时期创作的最有影响的一组短篇（《华威先生》等）总名为“速写三篇”。他的童话也往往含有速写成分，《金鸭帝国》尤为明显。速写来自作家对生活内在节奏急促性的感应。战地烽火限制了张天翼从容地品味、构筑童话的心境，他以一种急促的笔调，向读者报告着这个世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金鸭帝国的诞生、发展，帝国内部矛盾的纠葛，大粪王的暴发致富，肥肥公司和香喷喷公司的合并、垄断……形形色色的阴谋活动，曲曲折折的大小事件，急匆匆地展示在小读者眼前，有的是与生活的快节奏形成一致的节律，难得有从容、深沉的揣摩与均衡。这种建构具有一种迅速推移、转化和突进的速度感，并由此拓宽了童话艺术的时空，它既切合当时少年的接受心理，也适应战争年代动荡生活的总体需要。诚然，过于明显与敏锐地紧逼现实，似使作品疏于雕琢，留有粗线条勾勒的某种不足。但这并不妨碍《金鸭帝国》现实主义精神的显现，比之《大林与小林》、《秃秃大王》，恰是更加强化与浓重了。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里，这种用“速写”手法构筑的童话，能使小读者更迅速地感应到世界的风云雷电，认识了解急剧变化的生活节奏，从而激发起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和反抗、斗争精神。

科学文艺的兴起

30年代是科学文艺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科学文艺作为文学性与科学性有机结合的一种独特文体，其发生发展都与现代科学文明有着直接关联。30年代中国科学文艺创作的发展还与救亡图存的特殊时代语境密切相关。陈伯吹认为：“自民国20年沈阳事变，接着21年淞沪抗日血战以后，全国朝野都有一致的呼声：‘科学救国！’‘迎头赶上！’文学是时代的反映；而儿童读物的转变到注重科学常识，一半也由时代的浪潮冲激的罢。”9230年代科学文艺的译介具有“科普救国”倾向，影响最大的有苏联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法国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等。受外国科学文艺的影响，30年代出现了高士其、周建人、董纯才、顾均正、贾祖璋等一批年轻而活跃的科学文艺作家。他们的作品从整体上看是用文学形式传播科普知识，呼唤国人尊重科学，提倡科学，用科学强国、科学救国，努力探索文学性、科学性相结合的创作道路。虽然30年代的科学文艺创作还显得比较单薄，但它们在对少年儿童传播现代科学文明、培养科学精神与幻想精神方面，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30年代的科学文艺创作受到了整个儿童文学发展思潮的影响，在注重科学性与文学性的同时，还比较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有的甚至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倾向。高士其、董纯才是这一时期科学文艺创作的代表性作家。

高士其（1905-1988）是一位研究化学与细菌学的科学家，原名高仕琪。1935年，李公朴、柳湜等在上海主编《读书生活》半月刊，约高写科学小品，自此，他便以“高士其”为笔名，走上了科学文艺的创作道路。1935至1937年，他写了上百篇科学小品和文章，后结集为《我们的抗敌英雄》（1935）、《细菌与人》（1936）、《菌儿自传》（1941）等集子出版。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构思新颖，融科学、文艺、思想于一体，既是科学知识的普及读物，又是文学性、思想性很强的儿童文学佳作。写于1935年的《我们的抗敌英雄》，在形象地介绍人体血液中有关白血球的种类、分布、功能等科学知识的同时，又巧妙地生发出议论，文笔犀利，针砭现实，如：“白血球，这就是我们所敬慕的抗敌英雄。这群小英雄们是一向不知道什么叫作无抵抗主义的，他们遇到敌人入侵，总是挺身站在最前线的！”作品经此喻彼，饱蕴激情，既颂扬了勇敢的抗敌英雄，又无情地鞭挞了侵略者与“不抵抗主义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董纯才（1905-1990）30年代初在上海与教育家陶行知一起从事科学大众化运动，参与编写《儿童科学丛书》等读物，在翻译伊林、法布尔作品的过程中，深受译作影响，写出了一系列科学文艺作品，其中以科学童话《凤蝶外传》、《狐狸夫妇历险记》等较为成功。《凤蝶外传》形象地描写了凤蝶的一生，从雌凤蝶选址产卵，直到与雄凤蝶双双化入泥土，将原本枯燥难懂的生物学知识演绎成优美通俗而又不乏幽默风趣的故事。《狐狸夫妇历险记》中的公狐和母狐在外出捕食时遭到猎狗追捕，公狐机警地把狐臭挨到羊群身上，母狐利用火车经过的铁轨热能消灭狐臭，终于双双摆脱了危险。动物的物性与科学知识有机地融入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使这篇作品赢得了小读者的欢迎。

30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取得较快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选择的时期，更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创作现象较之20年代而言，体现出进一步强化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进程的倾向，并注入了“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关切文本与现实生活节奏的合辙，张扬作品激发小读者同构效应的精神提升，而对五四时期倡导的“儿童本位”作了及时调整。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显出异彩绘呈的景观，儿童文学的现代意识与文体意识得到了增强，涌现出张天翼这样的天才童话家；但动荡不定的文学外部环境以及对文学效用的急于求成，也使这一时期的创作留有某种图式化和粗糙、仓促现象，缺乏审美化的从容环境与心境。穿过30年代的时光隧道，中国儿童文学将以更新更丰富的面貌跻身于现代文学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