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法国儿童小说作家中，塞居尔伯爵夫人也是应该被着重提到的。虽然《驴子的回忆》为她在童话领域赢得了声誉，但在她的20部作品中，绝大多数还是儿童小说作品。作为侨居法国的俄罗斯人，塞居尔夫人时刻不忘她的祖国。她笔下的小主人公大多是在俄罗斯大地上生活和学习的天真儿童；俄罗斯的鞭子，斯拉夫人的仁慈，富有心计、心地善良的小主人公的生活天地是她着意描写的对象。她的作品中始终贯串着道德教育的主题，但她对儿童生活、心理的无比熟悉和作品所具有的生动流畅的描绘能力，使这些道德教育的严肃主题每每拥有了一种轻松、诙谐的表现方式，从而使读者毫无厌倦之感。

《淘气的小索菲》是作者专为教育自己的小孙女而写的一本幼儿小说集，共收有《蜡娃娃》《小鱼儿）《弄湿头发》《马吃的黑面包》《一只松鼠》《狼来了》《小伊丽莎白》《一盒蜜饯》《一头小驴》《离开故土》等22则生活气息十分浓郁的幼儿故事作品。故事全部围绕着小主人公索菲4岁前后的生活和成长而展开。小索菲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主意奇多，但也有不少缺点，如任性、说谎、馋嘴，而且对待小鱼儿、小蜜蜂等还有过残忍行为。小索菲的这些缺点都没有逃过妈妈雷昂夫人的眼睛。在妈妈的严格管教下，索菲一一改正了缺点，成了一个诚实善良的孩子。

显然，《淘气的小索菲》是塞居尔夫人“制作”的一个旨在对小读者进行严肃的品德教育的文学标本，整部作品也具有说教文学重道德教育的典型特征。但塞居尔夫人的可取之处在于，她赋予了作品以文学的趣味和生气，这就使她的一些作品具有了一定的阅读甚至流传的价值。这种文学趣味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儿童心理的精妙鲜活的把握和细腻传神的描绘上，于是作品就显得不那么僵硬和令人生厌，而是变得生动和亲切起来。

例如在《弄湿头发》一文中，喜欢打扮的索菲特别希望自己也像小伙伴卡米雅一样有一头漂亮的卷发。一天下午下起了大雨，小索菲想起卡米雅的头发打湿时比干的时候更卷曲，心里就想，如果自己把头发全弄湿，头发不也可以变卷曲了！“想着想着，索菲不管下的雨有多大，也没有得到妈妈的许可就走了出去。她把头伸在檐槽下面，很开心地让大股的雨水浇到自己头上，雨水把她的脖子、胳膊、后背也都打湿了。当她的头发全部湿透之后，她回到客厅，开始用手帕擦头发，仔细地把头发竖立起来，好让头发变卷曲。”不料弄巧成拙，爸爸看到她后说：“现在这个样子可是够俏的！本想变得更美，可是反而更难看了。”小表哥保罗则催促说：“我可怜的索菲，快去把头发弄弄干，梳梳头，换换衣服吧。如果你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有多怪，你就一分钟也不会在这儿站着了。”有了这次教训之后，索菲就再也不用雨水打湿头发来使自己的头发变卷曲了。

读塞居尔夫人的儿童小说，你会觉得仿佛在听一位充满慈爱而又不乏威严的老祖母在向你娓娓地述说着关于孩子们成长的有趣故事。其中不乏严厉的教训和惩戒，但你更会被那些生动的故事所吸引。《淘气的小索菲》等塞居尔夫人的儿童小说迄今仍在法国一再出版，而且装帧美观，可见其对读者仍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19世纪许多法国大作家的笔下，都曾出现过著名的儿童形象，或者，他们也写过一些虽不属于儿童小说却受到小读者喜欢的小说作品。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第三部中的伽弗洛什就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儿童形象。被家庭遗弃的伽弗洛什成了野孩子群里的一员，“谁也不要他们”。他穿着大人的长裤，披着妇女的褂子，住在巴士底广场的“大象”肚子里。他无依无靠，整天在街上“去去，来来，唱唱，丢铜板，掏水沟，偶尔偷点小东西”；“他没有住处，没有面包，没有火，没有温暖”。但是，伽弗洛什又是一个聪明、勇敢、坚强、善良的孩子。他虽然举目无亲，饥寒交迫，但还是千方百计地接济那些同样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穷苦孩子。他渴望自由，当巴黎起义的枪声一响起，他就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筑街垒、造弹药、送信件、做侦察，在枪林弹雨下从被打死的政府军身上搜集子弹。起义军遭到了残酷镇压，“这个小孩子、大英雄牺牲了”，他死得那么英勇、壮烈！他与《悲惨世界》中的另一个苦孩子——珂赛特一起，成为世界文学名著中著名的儿童形象。小说中的有关片段，也都曾被节选缩编为单行本，供小读者阅读和欣赏。

乔治·桑的中篇小说《小法岱特》描述了一个牧歌式的爱情故事。乡村女孩小法岱特因家庭名声不佳而蒙受屈辱，加上出身贫寒、缺乏教养、没有整洁的习惯、待人粗野、不懂礼貌等等，因而是一个经常受人轻蔑耻笑的姑娘。但是，与朗得烈的爱情逐渐使小法岱特改掉了粗野失礼的毛病，并显露了善良而高尚的本性，变成了美丽、洁净、可爱的姑娘。原来，这个“丑小鸭”式的村姑是一位“天鹅”般的少女。这部小说的情感描写委婉细腻，同时也描绘了一幅纯朴的乡村风光和田园生活图景。小法岱特与乔治·桑的另一部田园小说《弃儿弗朗沙》中的弗朗沙，都是较为成功的少年形象。

大仲马主要创作以故事的生动和情节的曲折见长的通俗小说，并把这种小说样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以他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家的作品最初在报纸副刊上连载的时候，就曾吸引了不少小读者争相阅读。有人对此曾打趣说，越不是写给孩子们看的，孩子们就越爱看。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1844）描写达塔尼昂及其好友三个火枪手的冒险经历，故事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基督山伯爵》（1844—1845）以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为历史背景，描述了一个报恩复仇的故事。主人公水手邓蒂斯因为替密谋推翻复辟政权的拿破仑党人传递信件，遭到3个效忠复辟政权的无赖之徒的陷害，被打入死牢。他侥幸越狱之后，凭借一位狱友赠送的大量财宝，化名基督山伯爵，报答了在他被捕后照顾他老父的好人，惩罚了已经变成七月王朝统治集团要员的3个恶人。这部小说生动紧张的情节，浓厚的传奇色彩，赋予它强大的艺术魅力。大仲马曾经明确地说过：“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在文学上我不承认什么体系，我不属于什么学派，也不树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这就是唯一的规则”。他的作品都具有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大仲马的兴趣并不在于重述历史或致力于描绘广阔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而在于以丰富的想象编织出离奇曲折、趣味盎然的主人公的冒险故事来吸引读者，因此，他的作品大抵属于社会历史演义类型。也正因如此，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史上虽然并不享有崇高的地位，却拥有广大的读者，包括众多的小读者。

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1850—1893）的《西蒙的爸爸》等作品虽然就创作动机而言不一定是专为儿童读者写的，但这些作品童心焕发，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乃至震撼力。将它们列入世界儿童文学精品宝库，它们也会是最光彩夺目的文学珠宝。

我还想提到儒勒·瓦莱斯（JulesValles，1832—1885）的长篇小说《孩子》。瓦莱斯出生于厄尔-卢瓦尔省一个贫苦的中学教师家庭，童年生活充满了痛苦和不幸，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在新闻界以公正大胆著称。他1871年创办了工人的报纸《人民呼声》，后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参加过“五月流血周”的最后抵抗。公社失败，他被判处死刑，后越狱流亡到英国。在英国期间，他继续在巴黎共和派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追忆工人运动和个人经历，并完成了他著名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雅克·万特拉斯》三部曲：《孩子》（1879）、《高中毕业生》（1881）、《起义者》（1886）。这部小说是作者一生经历的结晶，凝聚了真挚的爱憎和激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876年，瓦莱斯在给他的朋友埃克托·马洛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一个新的写作计划：“我想写的是一本发自内心的书，充满朴素自然的感情、少年热情的书，人人都可以读，甚至我的敌人方面都可以读，它将具有它的社会意义。我用一个人名做书的名字，叫《雅克·万特拉斯》。这本书是一个孩子的故事。我刚刚读过都德的《雅克》，我就采用这种调子。我想主要围绕着小学校和中学校来写，只限于写一个被父亲虐待的孩子所受的痛苦，小小的年纪，内心就饱经创伤。我的经历，天哪，或者几乎是我本人的经历。”瓦莱斯在这里所谈的就是他正在着手写作的《雅克·万特拉斯》三部曲的第一部《孩子》。

《孩子》渗透着作者童年生活不幸的泪水。作者在书前写了这样的题词：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在中学里苦闷得要死的人们，或者在家里被折磨得哭泣的人们，他们在童年时代被老师虐待或者被父母毒打。

作品一开始，就展示了一种痛苦的童年生活体验：

我是我母亲带大的呢，还是哪个乡下女人给我喂的奶呢？这我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不管咂过谁的奶头吧，我都记不起我小时候曾受过任何爱抚；从来就不曾有人疼过我，拍拍我或是频频亲吻过我；我尽挨打。

我母亲说不该把孩子娇养了，所以每天早上都要打我一顿；要是碰到她早上没工夫，那么就是中午打，很少迟过下午四点钟。

我早年的回忆就从挨打开始，其次则充满了惊愕和眼泪。

但是，《孩子》所写的并不仅仅是关于童年的苦痛的回忆。瓦莱斯在写作前就明确提出这本书将“具有它的社会意义”。作者没有像一般小说那样使用传统的小说形式、布局、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等，而是采用了辐射式结构来写的。中心是第二帝国统治下一个中下层家庭的无尽挣扎，辐射的圆圈及于多方面，背景是家庭、学校、街道，人物是工人、农民、革命者等等。散文式的写法：用一个或一组人物、一件事的集中描写独立展开每一章节，贯串其间的则是作者对那个社会的批判和对劳动人民的赞美。381

因此，《孩子》实际上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描绘了那个时代法国中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和一代儿童的心路历程。

虽然通常人们并不把《孩子》看成是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但是，由于这部作品对童年生活的描述充满了痛楚、辛酸、愤慨和奇异而真切的怀念之情，具有一种力透纸背的动人的力量，因此，它与当时活跃的苦难童年小说创作形成了某种艺术呼应和暗合关系。当我们论述那个时代的儿童小说创作时，有必要了解瓦莱斯这部作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