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伊万·索撒尔(1921—2008)
索撒尔出生在墨尔本,从小就对写作很感兴趣,然而14岁时,父亲去世,索撒尔被迫辍学。在从事过各种能够养家的工作之后,他在墨尔本的《先兆报》当起了排字学徒,并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写作,1933年以来在《先兆报》上发表了几篇短篇小说。这一阶段,他还写了4本小说,它们中的3部在二战结束后经修改后出版。二战期间,索撒尔是RAAF(澳新军团)的飞行员,1944年还因在一次夜袭德军战役中的英勇表现获得杰出飞行十字勋章。二战末期,索撒尔作为战争历史学家供职于RAAF,战后回到澳大利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
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以及二战中飞行员的经验深深印记在索撒尔的创作中,成为他小说的话题和主题,其小说主要被划归为青少年小说。
索撒尔最早的作品“西蒙·布莱克”系列探险小说,就是以其在战争中的经历为背景和蓝本写成的。“西蒙·布莱克”一共9本,写于1950年至1961年间,英雄飞行员西蒙·布莱克激动人心的故事成为20世纪50年代乃至后来最受欢迎的儿童小说之一。但是索撒尔最终厌倦了西蒙·布莱克,他后来评价说:“至于西蒙·布莱克,我得说,全部就这些了……我这位虚构的主人公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巡逻,写下了他自己的讣告。”792 1962年《山尽头》(HillsEnd)出版之后,在澳大利亚和海外都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索撒尔也因此开始建立起自己的国际声誉。就是从这本小说开始,索撒尔改变了写作方向,兴趣点从西蒙·布莱克的英雄主义转向年轻的主人公在“生存挑战”中的反应,理想化的主人公西蒙·布莱克开始让位于更复杂、更现实的青少年。小说中叙述视角也从“西蒙·布莱克”系列中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视角转变为更具反思性的限制视角。 索撒尔的“生存挑战”的叙事,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把青少年置于没有大人帮助的困境中;另一种则是源自个人的和心理的挑战。索撒尔通过这样的叙事检视着青少年的心智发展和需求。 前一类叙事中的困境常常是指即将发生的灾难——自然灾难或人为的灾难:《山尽头》是洪水;《灰路》(AshRoad,1965)是丛林大火;《狐狸洞》(TheFoxHole,1967)是一个废弃的矿井;《向着狂野的天空》(TotheWildIs-land,1967)是一个孤绝的荒岛;《芬恩的蠢事》(Finn’sFolly,1969)是一场汽车连环相撞事故。在这些小说的故事中,都有一群与外界隔离的青少年,索撒尔描述了这群孩子在困境中的行为和互相的交流以及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将如何生存下来。 《山尽头》中的一群孩子在一场大洪水中跟大人失散,他们如何在咆哮的河流和食物短缺以及一只逃离羁绊的公牛的威胁下生存下来?小说细致描写每一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发展变化,也展示了自然的残酷、大人的无能。这本小说被评论界认为是“澳大利亚童书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聚焦于“内在和外在的活动,揭示了有瑕疵的成人和并不那么完美的家庭”。793 和《山尽头》一样,《灰路》也是一本标志着澳大利亚青少年小说转向的作品,它们更关注心理的分析而非行动的展示,两本小说都突破了20世纪上半期童书中常见的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主题和叙事模式,把澳大利亚的现实背景和心理与情感的因素结合起来塑造人物,编织情节。 在《灰路》中,索撒尔细致地刻画了一群住在灰路的孩子充满困惑和恐惧的一天。“灰路”坐落在澳大利亚乡村,在这里,人们经常面对的是丛林火灾。实际上,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澳大利亚,丛林本身常常被描述为艰苦的环境。794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的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中,丛林基本上就以这种面貌出现,比如布鲁斯的“比拉邦”系列小说中,丛林大火就是比拉邦生活一个经常出现的威胁。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青少年小说的兴起,丛林则逐渐变成了检视未成年人的一个场所,在某些环境下,则为主人公从童年到青年提供了一种情感的转折点。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早期,丛林大火成为儿童及青少年小说中一个热点话题,它甚至代替人物成为故事的中心。795 这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时期澳大利亚遭受的几次严重的丛林火灾的某种回应:如1962年、1968年维多利亚当顿地区;1962年的亚拉山谷;1965年的朗伍德地区;1969年的拉热和维多利亚中部地区都曾经历严重的丛林大火,几十个生命逝去,600多个家庭流离失所;1967年塔斯梅尼亚地区发生的丛林大火夺取了61个人的生命,破坏了1700多个家庭,1965年的新南威尔士和1968年的南海岸也都曾遭受大火的袭击;而1961年,西澳的几场丛林大火几乎将德威尔林普镇和西南部的几个社区损毁殆尽。796 真实的大火也迸射出虚构的“火花”。《灰路》就是其中璀璨的一朵。三个少年格雷汉姆、沃莱斯和亨利无意中燃起了一场丛林大火。熊熊大火将包括他们三个在内的一群孩子隔绝在丛林覆盖的山上。索撒尔从容细致地描绘了清晨空气中不正常的燥热、咆哮的北风还有繁密的树丛间浓浓的烟味,一股紧张的氤氲在慢慢升腾发酵,接着是惊慌失措、哀号还有孩子们以前从未见识过的大人们奇怪的行为,最后,孩子们意识到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已经走了,他们处于危险的隔绝状态中,而一个混乱还接着另一个混乱:派帕发疯地寻找着她的妹妹;罗娜的爸爸中了风;皮特得救助他上了年纪的祖母;朱莉和一个婴孩陷在一个井里……最后,在经历了种种折磨之后,孩子们终于脱离了险境。三个“肇事”的少年,一个感到成熟的喜悦,另一个觉得“很充实”,第三个则“准备面对生活的一切挑战,不再感到迷惘、不再感到害怕”。797索撒尔用卓异的语言创造出了恐惧、焦虑、高兴和勇敢等情绪、心理及行为变化的叙事情景。 《向着狂野的天空》则闪烁着英国作家戈尔丁的经典小说《蝇王》的影子。一架失事的飞机降落在一个孤岛上,飞行员已死,飞机上的6个孩子在经历了最初的绝望后,重新组织起来寻求活路。然而这是一群缺乏合作精神和经验的孩子,争执分歧不断,直到最后产生了一个领头的孩子。小说结尾,6个孩子前途未卜,直到1984年,索撒尔出版了该书的续篇《看不见的城市》(TheCityoutofSight),读者才看到了6个孩子获救的希望。 在《狐狸洞》中,索撒尔则探索了自私和责任之间的平衡。男孩肯在拜访自己的叔叔时,掉进了一个矿井,更令他茫然无措的是,叔叔鲍伯得等到矿主的同意才能来救自己,因为这个矿井里可能有金子。恐惧害怕折磨着肯,他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想象着各种可能的结局,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而叔叔鲍伯也终于意识到,孩子对大人的信任遭到了暴虐。 在索撒尔关于灾难生存叙事的小说中,大都会有一个男孩表现出勇敢的品质,但是这个人物并非西蒙·布莱克似的英雄,比起个体来,索撒尔在这类叙事中,更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一群孩童。 而另一类生存挑战的叙事,则把焦点投向个体。1968年的《让气球飘走吧》(LettheBalloonGo)中,索撒尔带领读者走进了身体残疾的男孩约翰·克莱门·萨莫的心智世界。约翰患有脑瘫,他的父母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甚至有些过度保护,特别是母亲。约翰下定决心要赢得一些自由和独立。12岁这一天,他找到了自己的挑战方式——爬上院子里的一棵高树。在决心和勇气的驱使下,约翰努力克服着自己的恐惧和身体的不适,向上攀登着。1969年的《芬恩的蠢事》的中心人物则是一个智障男孩戴维,小说叙述了一场车祸后,戴维及其家人们的反应。 索撒尔的这两本小说的主人公,特别是戴维,实际上是以作家自己的小女儿梅莉莎为原型的。梅莉莎出生后被诊断出患有智障。《让气球飘走吧》和《芬恩的蠢事》都涉及了残疾的孩子对他们的家庭的影响以及他们自己生存和应对生活的能力。像索撒尔的许多小说一样,这两本小说的结局是开放性的,在《让气球飘走吧》中,读者看到了约翰追求独立的过程,但小说并没有暗示这将是一个稳定持续的努力。在这一点上,索撒尔并没有像诸多儿童文学作家一样,给他们的作品一个充满希望的美好结局。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招致批评界的质疑,因为他没有给出儿童所需要的“希望”。 20世纪70年代以后,索撒尔的小说更注重内省性,也开始尝试不同的叙述策略。同样聚焦于个体生存挑战,《面包和蜂蜜》(BreadandHoney,1970)、《乔什》(Josh,1971)、《云中的头》(HeadintheClouds,1972)、《明天怎样》(WhatAboutTomorrow,1977)则呈现出一种意识流的风格,小说采用长篇独白的方式来展示主人公心理的变化,这在索撒尔乃至澳大利亚儿童小说中都是具有试验性的,这一时期索撒尔也因其小说主题和叙事策略的“创新”,曾在当时引起了不少质疑,不过如今,内省式的独白几乎成为澳大利亚青少年小说写作的一种“陈套”。798 《面包和蜜蜂》检视的是童年的混乱。米切尔的父亲崇尚科学的理性主义,而他的祖母则青睐想象力。夹在中间的米切尔左右为难。《乔什》讲述了敏感的男孩乔什拜访他的姨妈克莱尔时,在瑞恩溪——一个由他的曾祖父建造的小镇度过的4天。在这个遥远偏僻的乡镇,乔什很难跟其他孩子相处,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外来者”,却都没有意识到他需要的只是被接受。乔什处处碰壁,镇里的孩子不断羞辱欺负他。伤心愤怒的乔什决定步行返回墨尔本的家,他不想继续待在这里面对他们的敌意。任何一个与周围环境不太相容的孩子可能都会与乔什产生共鸣。和索撒尔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乔什的深度和复杂性将索撒尔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这部小说也触及了不少作家关注的主题:被认识的欲望、广受好评家庭的负担、外向性格的孩子与更敏感多疑的孩子的差异等等。799索撒尔驾驭语言的能力也是其他澳大利亚童书作家难以企及的,小说中的乔什在某种意义上也凝聚了作家自己的经验,其中有一段乔什的内心独白:“你会受伤的……如果你想要写书的话。当你痛哭,你是在为别人痛哭;当你大笑,你是在嘲笑你自己。当你冷酷时,你撕碎的是你自己的生活。” 《云中的头》是一本写给年纪比较小的儿童看的幻想小说,不过采用的仍然是限制性的视角,把一个残疾孩子使用魔法让邻居头朝下脚朝上颠倒的过程写得幽默滑稽。前文中已经探析过的《明天怎样》则聚焦于大萧条时代的一个男孩萨姆的成长经历。萨姆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男孩,但是他的生活并没有完全陷入幻想中。生活不是一系列规划整齐、依时进行的事件,小说遵循这条准则,并没有给出任何轻松愉快的答案,也没有设置清晰明朗的结局或者一本正经的训诫,读者将像萨姆一样,在不断学习中认知生活和世界。 索撒尔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仍然关注个体的“生存”,探究青少年复杂纠结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与同伴、与父母的关系。不过这一时期的小说增加了一种历史感,比如《长夜守望》(TheLongNightWatch,1983)发生在遥远的太平洋岛,探究处于压力下的年轻人之间的关系;《瑞秋》(Rachel,1988)背景设置在19世纪末期的淘金矿地区,索撒尔以自己母亲的经历为蓝本,塑造了一个其作品中很少见,但很成功的女性形象;《黑鸟》(Blackbird,1988)背景设置在二战期间一个遥远山区的房舍中,讲述三个少年为创造美好未来而经历的考验;《马卡斯·里德比特的神秘世界》(TheMysteriousWorldofMarcusLeadbeater,1990)则以一个年轻人探访自己祖母的旅程唤起了一种年代久远的沧桑感,是一种“家族史”的追溯。 1997年出版的《亚述古庙塔》(Ziggurat)是索撒尔的最后一本小说。这是一本很难归类的小说,索撒尔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它,他自己曾经说,《亚述古庙塔》不是写给所有人的书,“它是我对人类的恐惧、希望和忠诚的结晶。它是原创的,不是对任何其他人已经写过的东西的回应。它是我的陈述。我也很怀疑自己是否会以相匹配的形式再写。这本书没有一句多余的句子也没有一个多余的词,我甚至想对那些匆忙地拒绝它,或是歪曲它的人说,请带着敞开的眼界和敞开的心胸再读读”。800 紧张又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对内在生活的执着以及不同寻常的语言方式,使得索撒尔的小说颇具挑战性和错综复杂性。他对笔下人物心理创伤的执着关注,为儿童文学开拓了新的方向,也吸引了不少追随着,如西蒙·弗兰士、吉莲·罗宾斯坦(GillianRubinstein)、约翰·马斯顿等。801 索撒尔曾赢得很多奖项,其中获得过4次澳大利亚童书协会的年度图书奖:1966年《灰路》、1968年《向着狂野的天空》、1971年《面包和蜂蜜》、1976年《西飞》(FlyWest)。另外他还因《乔什》一书,在1971获得英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卡内基奖(CarnegieMedal),这是澳大利亚作家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获得该奖。《乔什》还获得1971年国际安徒生大奖的提名。索撒尔和画家泰德·格林伍德(TedGreenwood)合作的图画书《诡异的旧橱柜》(SlyOldWardrode,1968)也曾赢得1969年度澳大利亚图画书奖。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并且还赢得了多个国家的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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